第一章 巴拉丁斯基诗歌中的个体观念

巴拉丁斯基进入文坛正值俄罗斯浪漫主义积极占领主要阵地之时，对于个体的人及其内心世界的理解逐步加深。在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中各种学说和流派纷呈，其中传统的理性主义作为启蒙思想的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拉丁斯基的创作是俄罗斯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巴拉丁斯基的诗歌思想与理性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虽然顺应于时代，他对启蒙哲学进行了许多更改，但是从他的诗歌，尤其是后期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超感觉的思想与情绪，隐秘的狂热，灵魂的矛盾与痛苦，依旧能看到传统的影子。即使在与爱智派成员最接近的日子里，他依旧珍视伏尔泰，翻译并出版了他的诗体童话《铁尔木与马卡尔》，还创作了类似的作品——长诗《轮回》。质疑、怀疑、动摇一直伴随着巴拉丁斯基，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心灵的磨难与煎熬。

巴拉丁斯基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他知道思想的力量，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勇于探索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深刻的哲理内涵。正如当代评论家托伊宾所言：“巴拉丁斯基的理性并非庸俗的理性，而是崇高道德精神的体现。这种理性并未扼杀诗歌的鲜活性，反而成为诗歌创新的源泉。”注112他汲取了同时代人的痛苦与悲伤，揭露了他们心灵的矛盾性、复杂性与分裂性，在矜持的诗歌外表之下蕴藏着一颗忠于艺术的赤子之心。他对于“人与世界”的理解从本质上区别于19世纪20年代初占主导地位的浪漫主义的“个体观”。在他的抒情诗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既不是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个性。他笔下的个体形象和个人情感，都不是从属于个体的一部分，而是去个性化的个体，脱离了日常生活，成为抽象化的个体。

注112Тобин И.М.Тревожноеслово:опоэзии 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М.,1988, с.21.

巴拉丁斯基的哲理抒情诗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的有关爱的短诗中，产生于早期的描述尘世易逝的传统劝诫诗中，如《致科列妮茨娜》、《春天》、《善意的劝诫》、《罗马》、《头颅》、《真理》和《双重命运》等。巴拉丁斯基很早就成为具有怀疑思想的诗人，他性格中的哈姆雷特因素，很大一部分来源于17世纪法国的怀疑哲学，同时启蒙文学也给予他巨大影响。虽然在最早的诗歌中，他偶尔也会将绝望描写为由心灵冷漠引起的个体特征，如“我的灵魂已死……”（《不，与从前大不相同》,1821年），“冰冷的经验消灭了一切”（《致科列妮茨娜》,1819年），“我似乎跟自然与春天格格不入”（《春天》,1820年），“痛苦的疾病折磨谁的心灵”（《致某先生》,1820年），但是其成熟时期的作品对于个体痛苦的理解往往超越于个体之外，这是巴拉丁斯基诗歌发展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