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爱情哲理诗中消失的人

评论家托伊宾在《焦虑的话语：论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一书中写道：“巴拉丁斯基诗歌中的修辞特征、诗歌语言和形象设置确保了他艺术思维的独特性以及他所坚持的抒情诗的新品质。巴拉丁斯基把思想感情的高度矜持、集中、内部张力与毫无掩饰、充满激情的感情外露相对立。”注1211822年他在写给格涅季奇的信中说道：“我尽量在心中给思维加以总结。”巴拉丁斯基认为，真正的诗人不仅应该具备“热情的创作想象力”，还应具备“冷静的、可信的思考力”。巴拉丁斯基的爱情诗从以爱情为背景描写人心百态，逐渐过渡到关于“快乐”、“幸福”和“痛苦”等形而上的主题，这也构成了其早期和后期诗歌在思想上的分水岭。从《最后的死亡》一诗开始，巴拉丁斯基在哲理诗中加强了抽象概念的形象性，开始使用一些转喻和象征手法。如果说在早期的抒情诗中他坚持的是卡拉姆辛斯基的“语言形象”传统，即使用语言的直接意义，那么此后他更加重视语言的转义。拟人手法在巴拉丁斯基后期的诗歌创作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与他对18世纪俄罗斯诗歌的争议性态度有关。他的拟人手法与18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拟人手法有很大不同。例如罗蒙诺索夫把俄罗斯比喻成从北冰洋扩展到乌拉尔山脉的强大女性形象，但这种形象的现实概念不会进入诗人的创作构思。而巴拉丁斯基笔下的《早产儿》在天地之间飞转，他希望这一形象被作为客观存在来接受。巴拉丁斯基的隐喻手法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他的《秋天》一诗的魅力在于，无论是泛着金光的河水、森林充满魔力的低语，还是冬天田野和丘陵的模样，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该诗中“陨落的星星”的隐喻同样是现实的，它象征着普希金的死亡。星星陨落时发出的巨大响声所折射出的宇宙的宏大、宇宙的力量、宇宙的深邃，创造出无边无际的孤独及巨大损失的现实形象。巴拉丁斯基通过一系列的形象塑造赋予抽象的思想以具体的情感。作为一位哲理诗人，巴拉丁斯基对形象塑造问题具有自己的认识。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俄罗斯诗坛对形象问题非常感兴趣，隐喻手法尤其受到浪漫自然哲学家的关注，这或许是因为隐喻的艺术结构与现实和理想两位一体的哲学思想相适应。

注121Тобин И.М.Тревожноеслово:опоэзии 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М.,1988, с.58

巴拉丁斯基诗歌的隐喻性逐渐替代了早期爱情诗中的戏剧性。早期爱情诗具有鲜明的情节性、对象性和对话性。《表白》、《辩护》、《分离》和《觉醒》这四首诗的共同特点就是，运用了基于虚拟人物的多重对话来描述一种特殊的爱情状态，既包括虚构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包括类似于独白的思想对抗。然而，在从爱情诗向哲理诗过渡的过程中，虚拟人物的中心地位逐渐消解，诸如快乐、痛苦、怀疑、激情等抽象概念不仅成为诗歌表现的主题，而且成为对话中的主体。不妨将巴拉丁斯基早期作品《絮语》与后期作品《当激情和怀疑之子……》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哲理诗风格的变化。在《絮语》中诗人写道：

快了，约会的日子即将来临，

我即将见到你，我的朋友！

请告诉我：我的心为何

不因激动的等待而颤动？

不要抱怨我啊；也许，

忧郁的日子流逝得太慢：

我心怀忧伤地凝望快乐——

可她并非为我而闪烁，

我徒劳地在痛苦的

心中唤醒希望，

无法尽情享受

命运发出的快乐微笑：

似乎我因错误而幸福，

可快乐始终与我无缘。注122

注122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27.

这首诗是诗人1820年的作品，也是早期哲理诗中的精华。诗歌在爱情（约会即将到来的日子）背景之下，堂而皇之地拷问“快乐”。“快乐”虽然被赋予人称“她”，但是以“她”或者“快乐”作为主语来正面描写的诗句只有两行，即“可她并非为我而闪烁”和“可快乐始终与我无缘”，其他的诗行依然主要关注于描述“我”的心理状态，与之前分析的四首诗歌一脉相承。然而，“可她并非为我而闪烁”和“可快乐始终与我无缘”这两句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却都是点睛之笔，笔锋突转，夺人心魄，光芒无可遮挡，使得这首诗歌与之前的爱情诗区别开来，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哲理内涵。后期的巴拉丁斯基哲理诗，更加注重哲思的拟人化。虚拟的人物，不仅失去了个性，而且逐渐失去了人的特征；相对应的，抽象的哲学概念却不仅获得了人性，而且得以自主成长，仿佛获得了生命。

而在《当激情和怀疑之子……》一诗中巴拉丁斯基写道：

当激情和怀疑之子——

诗人深情地注视着你，

你勇于分担他的忧虑，

爱上了他神秘的忧伤。

你勇敢而温柔，和我一起

手拉手步入我狂野的地狱：

美妙的爱情将地狱变为天堂。

哦，我叛逆的头无数次靠向

神圣而温柔的你，和你在一起，

我重新相信了自己和上帝。注123

注123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121.

这首诗是巴拉丁斯基1842年的作品，也是诗人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成熟期的巴拉丁斯基将信仰主题与献给生活伴侣的爱情诗相融合……在此（指《当激情和怀疑之子……》中——笔者注）信仰与爱情成为心灵和谐统一的有机组成部分。”将这首诗歌与《絮语》比较就会发现，“激情和怀疑之子”化身为“你”，成为诗中真正的主角，不仅是因为在这首诗中占据了主要篇幅，更重要的是成为诗歌力量的核心。伴随着“你”的人性化，二元对立关系发生了颠倒，“我”失去个体的独特性，变成了人的符号，而这首诗也就真正从爱情诗成为纯粹的哲理诗。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中出现“诗人”的同时也出现了上帝，大部分巴拉丁斯基诗歌中，“诗人”和“上帝”往往同时出现，除了这首诗之外，《致丽达》等诗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诗中的“诗人”并不是诗人自己，而是“诗人”这个职业、使命或者视角，是泛指意义上的“诗人”，或者说是符号化的“诗人”。“对于巴拉丁斯基而言，相信上帝仁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相信在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天意，无疑是其诗歌思考的主要命题之一……因此他思考的问题具有独特的超前性，关注生存的普遍意义。”

巴拉丁斯基哲理抒情诗中的人物失去了作为个体的独特性，而虚化成为符号的人；与此同时，哲学符号却不断人化，具有了人的情感和态度。人的虚化与理的人化，构成了人性的平衡，成为人与理平等对话的基础。人与理的对话，是巴拉丁斯基哲理诗中独特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是天然形成的，也有着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事实上，早期的巴拉丁斯基哲理诗，从结构上来说仍然更偏向于传统哲理诗风格，以1822年两首趣味盎然的哲理短诗《归来》、《吻》和1823年所作的《忘川》为例，就可以看出，巴拉丁斯基早期哲理诗，属于典型的由事及理、借物抒情的传统诗歌形式。

在《归来》中诗人写道：

夜幕低垂在邻近村落的

屋顶，白日作别。

离开小树林，在那里

我们感到时光飞逝！

列利，微笑吧，

当我心爱的姑娘从林中

带走了慵懒多情的目光，

心中爱情的梦幻以及

细发中那片冒昧的小树叶。注124

注124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5.

在《吻》中诗人写道：

你给的这一吻啊，

让我魂牵梦绕：

无论在喧嚣的白日，还是寂静的夜晚，

我总能感到它的芳香！

无论清醒还是入睡——

我都梦见了你，梦见了快乐！

然而幻境消失，幸福逃逸！

陪伴我的唯有爱情和倦怠。注125

注125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6.

在《忘川》中诗人写道：

冷漠心灵的希冀，

荆棘遍布的小溪，

烦人的潺潺低语，

令厄吕西翁沉睡！

如此！你理应遭谴：

为什么在你的水流里

悲伤抑或幸福的记忆

毫无区别地流逝？

带着无情的慰藉走开吧！

我热爱往昔，

不会用快乐的遗忘，

来赎买忘却的痛苦。注126

注126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6.

《归来》和《吻》这两首诗，分别受到“归来”和“亲吻”这两个事件触发而抒发感触。《归来》的人物主体最为鲜明，基本上表达了诗人自身的情绪，但是巴拉丁斯基为了刻意避开自我形象对于诗味的影响，特意用“我们”作为抒情主体，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个体泛化作风。《吻》的抒情主体“你”和“我”则发生了变化，“你”具有了双重意义，既可以理解为真正的人物即恋爱的对象，也可以解释成“爱情”本身这个抽象符号。作为人物形象的“你”是虚化的，并没有太多笔墨描述；而作为“爱情”符号的“你”却充满了甜蜜的芬芳。当然，这首诗的描述主题并不是爱情，而是爱情的“吻”，通过“吻”这一物化形象来描述“短暂的快乐”。“爱情”的人化和“快乐”的物化，是这首诗歌进入元探索的基本方式。不同于前两首诗的由事及理，第三首诗《忘川》则是借物抒情，诗歌中开始出现“你”和“我”的对话，其中“我”是人，却缺乏个体描述；“你”是忘川，是隐喻性的物，但却充满了“希冀”和“潺潺低语”，具有了人的形象。这首诗前四行是理性的人化，后三行是人的理性化，而中间五行则是“你”“我”之间的对白，构成了典型的巴拉丁斯基哲理诗的三个要素：人的虚化、理的人化以及由此所构成的平衡与对话。如此一来，巴拉丁斯基哲理诗的基本结构初具雏形。此后，这种三要素结构逐渐圆融，不再像《忘川》中那样层次分明地生硬结合。在《忘川》之后所作的诗歌《绝望》中，人理对话变得更加自然而深邃：

众神唤醒我对幸福的渴望；

我向天与地寻求幸福，

追寻着远方诱惑的幻影，

生命已然走过一半；

但我不再听从命运的苛求：

因类似幸福的休憩而幸福，

从此我站在边缘眺望中心——

像个过客似的卑谦鞠躬。注127

注127Баратынски Е.А.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исьм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С.Г.Бочарова.М.,1987, с.37.

瓦尔索诺菲写道：“诗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往往是其个人思想的自白，虽然诗人本身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注128这首诗基本上可以视为巴拉丁斯基对于自己早期诗歌的尾注，也奠定了其成熟期诗歌的思想基调。“我站在边缘眺望中心”，既是对“我”与“幸福”之间关系的注解，也表明了人在巴拉丁斯基诗歌中的定位。去个性化与去中心化使巴拉丁斯基的诗歌超越于个体感受之外，窥探幸福和绝望的本质，发现幸福的短暂和绝望的永恒。这逐渐成为巴拉丁斯基诗歌的基本观点，对哲理的探索引发了一种悲观主义论调，这种悲观情绪随着个体的消解与同质化，弥漫成社会性的悲苦，与流行一时的末世论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巴拉丁斯基式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不是出于个体经历带来的痛苦，而是在与无情的哲理对话中感受到的无可奈何，是一种泛人类的哀伤，通过个体的同质化向社会与时代扩散，表现出诗人所一贯坚持的道德责任感。

注128Старец Варсонофи.Духовные беседы и поучения /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беседа: Журнал длясеменогочтения.1992.№ 10-12, 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