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未来5～10年是中国由中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GD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于11900美元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0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241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人均GDP按年终汇率估算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中国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通过10多年的时间，就可能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实现由中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取决于能否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趋势，及时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世界经济史上看，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凡是能够适应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家，都能够较快地达到11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这一过程，英国用了13年（1974—1987年），美国用了14年（1965—1979年），新加坡用了11年（1979—1990年），韩国用了7年（1988—1995年）。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国家，如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均GDP就达到了4000美元，经历了30多年至今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思路。到了“十三五”，规划又明确提出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但是由于相关方面的认识仍不到位，事实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远远没有破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与多数人福利偏离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

可以想象，如果不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聚焦到多数人福利的提高上，而是有大量的社会成员处于中低收入阶段，同时又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那么中国将很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在于政府转型。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1994）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所指出的，“国家的存在和政府的作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政府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正是政府职能的积极变化，为市场作用的发挥、为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并由此保证了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过去30多年形成的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的今天，在中国由中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今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使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包括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都与政府转型滞后直接相关。

公共产品短缺已成为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突出矛盾。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一个典型的生存型阶段，吃穿住行等私人产品短缺的矛盾相当突出，在人们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需求并不急迫。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短缺经济时代，主要表现为私人产品短缺。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已进入一个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私人产品过剩的问题开始出现，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公共产品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近年来社会普遍反映的人们的幸福感未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公共产品短缺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缺陷。

1.1.2 研究意义

本书选择从公共产品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比较方便地揭示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需要的政策和体制变化，为改革决策提供参考。公共产品作为国家和政府行为的主要变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具有牢固的经验基础。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相关性表现为正相关。一个有希望走向持久经济繁荣的国家往往是这样的国家：一个有远见的政府能够采取理智的集体行动，能够有效地克制短期内增加国民收入的欲望，在尚不富裕的情况下，舍得通过持续性地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稳步提升，从而使国民收入能够在中长期内获得源源不断的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这种例子在德国和日本等曾经是后起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有出现，在中国也有正相关的经验被国际学者所观察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2002）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曾将中印两国经济绩效的差距归因为中国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更富远见的安排：“当中国在197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以及发展良好的医疗保健体系… …由于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方面的进步，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初就具有实力，而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区别性地运用市场，也恰恰得益于此。”

从公共产品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可以从理论上拓展、丰富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相关内容，尤其是揭示政府转型的规律性。公共产品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它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性。中国目前存在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尽可能地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中国和原来采取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曾试图将所有的社会产品都作为公共产品来生产，却最终导致了比较差的经济绩效。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设福利国家成为欧美国家政策的主基调，它们同样将较多的社会产品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这些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普遍陷入“滞涨”危机。自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到托尼·布莱尔、克林顿践行的“第三条道路”，主要都是针对公共产品供给过度所导致的“福利病”，政策的主要着力点都是削减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今天，从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仍可以看到公共产品过度供给所带来的“顽疾”。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制度转型中的国家，发展问题始终取决于制度转型，而制度转型则始终取决于政府转型。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到今天，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始于政府转型，也取决于政府转型。如果政府仍将所有的社会产品都作为公共产品生产，就不会有市场的产生，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转型伴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取决于政府把什么产品作为公共产品，把什么产品作为私人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产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有着极强的相关性，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说取决于政府。从公共产品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对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中国新阶段制度转型和政府转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