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马歇尔产业区被重新发现，产业空间集聚的各种优点被大量关注，而集聚的负面效应却被忽视。产业区具有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变化是其本质，本书关注的是“产业区重构”。对于产业区重构问题的研究，最早源于西方对集聚优势的质疑和对衰退产业区的解释，包括非均衡发展理论、集群（产业区）生命周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演化经济地理理论、技术学习及创新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发展理论等。产业区重构的解释角度可谓多元而复杂，从欧美老工业区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区，衰退与重构“剧目”不断上演，其中也包括中国沿海地区、东北地区的一些产业区。本书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聚焦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中国工业化先行地区——温州，用温州的案例来多角度探讨产业区重构现象。所谓的多角度，包括空间、时间、网络三个维度，分别探讨温州产业区重构的空间尺度、演化过程和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征。20世纪末开始，温州经济进入结构调整阶段，温州大量的制造业产业区正在经历重构；而已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往往会在温州先行显现，研究温州产业区重构问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力求揭开温州产业区重构的神秘面纱，就像当年各路人马争相来这片神奇的土地以探究“温州模式”一样。温州的产业区重构，一部分可以用西方产业区重构理论解释，但也有一些属于中国乃至温州特有的现象。

从空间上看，温州产业区重构是一个多尺度的空间过程，区域内的空间重构呈现出企业从发源地向更高层级区域扩展的路线图。空间重构以企业迁移为主要表现，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国内与境外）、迁移时间轴线，以及迁移的机构、行业结构等都表现出显著的分化特征。可以说，温州产业区空间重构是劳动空间分工演进的结果，产业区的继续分工演进放大尺度到国内甚至全球范围。温州产业区寻求低成本的空间扩散、生产网络转换、学习空间的重构是值得关注的三种空间重构模式。

从演化过程来看，产业区重构可以理解为对地区负锁定的一个“响应集合”，是产业区生命周期的一个特定阶段。产业区重构主导机制的核心是“易于变化”，如产业区适应力、弹性等。本书着重讨论了温州水头皮革产业区的重构案例，其展现了适应性重构的过程机制与构建弹性产业区的重要性。通过与瑶溪合成革产业区的比较，还可以发现区域适应力和产业区弹性是解释“哪些产业区可以成功应对冲击、保持活力”的关键；而制度、相关多样性和行业特性是弹性差异的主要来源。

从生产组织网络来看，地方产业区的重构无法置身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之外。温州汽车零部件产业区是典型的“社群市场”，通过售后服务市场起家；其重构的主要模式是从售后服务市场走向全球整车配套市场，实质是地方产业区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摆脱相对封闭的本地生产网络，谋求对全球汽车生产网络的镶嵌，以获取更多价值。本书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及结构洞分析发现，全球汽车跨国公司的触角延伸至本地网络后，温州汽车零部件企业生产网络的“群体权力”增强，但同时容易陷入强关系锁定。而且，产业区重构过程中出现了生产网络分异，本地大企业在融入GPN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本地网络，它们的“技术看门人”角色并不明显。

另外，本书的分析（不论从哪种角度），均涉及关系、制度、演化，以及知识与技术学习这些产业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创新（无论是技术的、制度的，还是市场模式的）是产业区重构的重要驱动力。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产业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关键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重大战略被强力推进。在以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深化与转型发展大潮中，温州产业区重构案例显得更有探路意义，本书的研究期望为温州、浙江乃至中国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