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蒋璐的《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是她在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从2004年10月确定选题；到2008年10月定稿，年底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再到此后数年间参考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经多次修改和不断完善，前后长达12年。这部著作凝聚了蒋璐的心血，也记录下了她成长的一段心路历程。
2002年9月，蒋璐以优异成绩推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此前她的本科田野考古实习和毕业实习也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她做事认真，学习勤勉，思路清晰，专业基础扎实，外语很好，在我带过的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一个。自跟我攻读博士学位后，除安排正常的课程外，我首先要确定蒋璐的博士论文选题。有人说确定一个好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虽然不尽其然，但选题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在选题上反复斟酌，颇费思量，我注意到在中国北方地区，内蒙古长城地带处于内地与欧亚草原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明的交错地带，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在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系统，但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尤其是两汉考古学研究较为薄弱。两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这里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最终形成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北方地区汉文化，因此这一地区对于研究汉文化形成以及边远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对深化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认识，也具有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考虑，以北方地区汉墓考古学研究为学术延伸点，结合历史文献，搭建一个平台，可以做一篇大文章。不过当时我有两个顾虑：一是，蒋璐是硕博连读的研究生，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否能驾驭这样一大批材料，对她的科研能力没有把握；二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两汉东北考古，对北方汉墓了解不多，在论文指导上能否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心里没有底。考虑再三，经与蒋璐商量后，还是确定了这个选题，并制定了详细的论文写作计划。
从2004年底至2006年9月，对已发表材料进行了全面收集。这一阶段，蒋璐制作了大量卡片，并将现行政区划分为若干小区，以小区为单位对墓葬材料进行系统整理。这期间她还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临河，山西朔州、太原，河北石家庄等地调研，对论文所涉及的墓葬材料，主要是随葬陶器，进行实地观摩。这次调研非常重要，本来我想带她同行，但因有课脱不了身，只做了策划和协调工作，并无实际帮助，如今想起来难免有些愧疚。蒋璐在她父母的陪同下跑了很多地方，一路辛劳，还要多方联系，克服很多困难，令我十分感动。考察达到了预期目的，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9月，蒋璐交来论文初稿，读后感到问题很多，其一，器物类型划分不规范，标准不一致，内容冗长。其二，没能区分出各地区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的差别，编年序列不完整。其三，摆材料多，论述少，文章整体性、连贯性不强，文字也较粗糙，与我的期望差距较大。论文进展不顺利，蒋璐情绪有些低落，我也备感压力。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反复沟通、探讨，除给她建立信心外，我指导她首先对论文的框架结构作了改动；其次对器物分类重新进行调整，简化不必要的内容；第三在确定总体分期方案后，通过对各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的全面考察，按变化规律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这样在同一时间段内便于比照墓葬的区域差别；不同时间段可以历时性观察不同型式墓葬特点与分布格局的变化，更有助于同历史文献结合的考察。我还邀请滕铭予教授对蒋璐进行指导。滕老师治学严谨，在秦汉考古方面业有专攻，对论文结构、体例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指导非常具体。在此，我要感谢我这位老同学无私的帮助。第二稿较初稿有了很大进步，在此基础上又对内容细节和个别论证部分进行了补充；第三稿的完成，同时作了文字修饰和图表、注释的校对工作。这期间，蒋璐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为参加韩国全南大学举办的“亚细亚的地域文化与文化交流”第一届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撰写的《从北方地区汉墓看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一文收入会议论文集。
《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以最能体现时空变化的墓葬材料为研究对象，在对内蒙古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汉墓进行分期、分区研究基础上，又进行了区域特点的归纳、文化因素的分析以及与周邻地区的比较和北方地区汉墓总体发展进程的总结。通过两汉相关文献的梳理，在探讨北方地区汉墓阶段性发展形成的原因，解析这一地区两汉时期居民构成问题等方面，获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一、北方地区汉墓可以划分为六期，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这六个时期几乎涵盖了北方地区汉墓发展的各个时期。由于考古发现的不平衡以及材料保存状况等因素影响，部分期段的墓葬材料比较少，但基本反映了各时期汉墓的面貌和发展脉络，六期的划分确立起北方汉墓研究的年代标尺。
二、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在各时期的演进和变化规律，将北方地区汉墓的六期归纳为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西汉早期，为汉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形成期；第二阶段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为汉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发展期；第三阶段东汉中晚期，是汉文化在北方地区的继续发展期。通过北方地区汉墓不同文化因素解析，从三大发展阶段所含各种文化因素的消长来看，这是一个旧有文化由强渐弱，汉文化影响由弱渐强，直至最后确立的过程。
三、在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北方地区汉代居民的构成及来源。其文化构成主要包括：秦、燕、赵等战国文化、游牧文化、匈奴文化、关中地区汉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汉文化等因素。从器物特征和文化构成来看，这些文化因素分属两大文化系统，中原文化系统和游牧文化系统。中原文化系统包括汉代以前战国文化及同时期周邻地区汉文化；游牧文化系统包括汉代以前游牧文化因素和匈奴文化因素。结合文化因素分析结果和文献记载来看，北方的汉人应当包括了战国晚期迁入北方地区的移民后裔和汉代新迁入的移民，北方地区的匈奴应当包含西汉时内附的匈奴，其中一部分一直生活在北方地区，到东汉时期又加入了归汉的南匈奴。概之，中原移民和汉代匈奴是北方地区汉代居民的主体，此外，从北方地区汉墓中发现的形态、造型各异的陶俑判断，这一地区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少数民族。
四、西汉初期，汉朝在对匈作战处于劣势地位时，尚未取得对北方地区的绝对控制，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被匈奴占据，因此汉墓仅在已控制地区有少量分布。西汉中期以后，武帝的文治武功，对匈战争节节胜利，出于对新占领地区巩固边防和统治的需要，对北方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发，由此北方地区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东汉中晚期，东汉政府深受内忧外患之困，放弃了对部分北方地区的控制，造成了部分地区汉墓发展的断裂。两汉时期的移民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区变化，在北方地区汉墓的发展过程和格局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墓葬研究，结合文献梳理，深入解读汉王朝对北方地区以移民为杠杆的调控，阐述了汉匈交融、多民族混居局面为繁荣经济、巩固北部边疆发挥的积极作用。
蒋璐的《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付梓之际，请我作序，便又重读一遍。这部著作在她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了2007年以来新发表的汉墓资料，修改了主要铜器的类型学分析，对部分陶器的分类进行了调整。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增加了北方地区汉墓发展阶段特点的归纳和形成原因理论层次的讨论，并进一步深化族属分析，提出居民构成的新认识，凡此种种，在诸多方面都有新进展，读后颇感欣喜。这部著作在研究北方地区汉墓时，较成功地引入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分类力求客观准确，推理周密，注重证据，结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说明作者对考古材料的驾驭和方法把握颇见功力。秦汉期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时期，北方地区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地带。《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作为该领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希望作者能够将这一课题纳入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2016年11月30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