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社区文化与城市社区发展
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开发区的普遍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世界迅速地陌生化。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裂变、职业群体的变化和重组、社会信任的瓦解、传统社会认同的动摇等等，特别是家庭、宗族等传统社会微观组织单元的削弱和单位体制的解体，使得社会管理亟须构建和强化新的微观组织单元来实现分散个体的组织化。因此，社区这个居民生活的基本共同体所具有的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全球化和工业化给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震荡，使滕尼斯在19世纪末描述过的那种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的美好社区一去不复返。但是，以此来否定滕尼斯的理论已经过时，或者拒绝承认人类的强烈的社会化属性，似乎又过于武断。以有机团结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尽管社会中充满了差异和不确定，但人们之间仍然彼此依赖，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需要他人，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互相需要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我国的社区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建设思路，有的地区以加强社区经济建设为依托，有些以基层组织建设为突破口，有的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有的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为重点，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各地的城市社区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深圳、南京、成都等模式和经验。
但正如郎友兴教授所指出的：“我们的治理思路在一段时间里基本上仍然属于发展主义范畴，主要强调经济层面的发展，而忽视公共性层面的建设。”
在具体的社区建设实践中，地方政府通常将社区作为地理区域或者经济区域，重视其经济层面的投入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较少涉及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社区认同感的激发、居民公共意识的觉醒等议题。
本文从文化整合对社区治理的意义入手，试图阐明社区文化应该是现代社区发展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社区文化建设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追求正是城市社区所竭力营造却难见成效的社区社会资本，而优质的社区社会资本也正是社区主义者们所追求的“好社会”(Good Society)的重中之重。在社会资本的视野观照下，社区文化建设理应采取不同以往的建设思路，并且对社区治理乃至于社会治理发挥有益的作用。
一、社区文化是现代社区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现代城市社区的二元性
19世纪后期，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益成熟，社会的剧烈变迁使当时的社会学家们热衷于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描述已经逝去的旧社会和即将来临的新社会。“共同体”与“社会”则是滕尼斯对已经逝去的旧社会和即将来临的新社会的一种划分方式。在1887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此外，也可能在诸如范围较小的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如友谊、师徒关系中实现。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记忆之上的。“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共同体这种结合的类型早于以有机结合为特征的“社会”类型。社会产生于众多个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对其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他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滕尼斯用二分法，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地概括出了人类在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类型：共同体与社会，但这种指称仅仅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抽象，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共同体与社会所代表的精神实质往往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共同构成某种社会的特质。现代城市社区正是这样既具有共同体特征，又具有社会特质的现代城市人生存的微观社会组织。
现代城市社区是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之后出现的相对独立的城市居住单元，其区别于农村社区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区成员在入住小区之前，彼此并不熟知，但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利益，有相似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体验；住房产权私有，成员享用社区排他性的配套设施，在空间范围上有着比较清晰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程度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归属感。在这样的城市社区中，滕尼斯所论的“共同体”与“社会”两种人际关系结构同时存在。从社区居民们的群体性质来说，他们既属于有邻里和情感需求的共同体，也属于带有利益性质的社会团体；从居民内部的组织方式来看，既有基于兴趣爱好情感等组织起来的带有共同体性质的非正式组织，也有基于权利义务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正式组织；从居民之间的联系纽带来看，既有道德伦理、信任与互惠关系，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属于共同体的范畴，也有权利约束和契约关系、权责意识等属于社会的范畴。
(二)社区文化是具有二元性的城市社区发展的逻辑起点
“社区”的概念自滕尼斯提出以来，其内涵不断发展，但是，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始终是社区内涵的核心。共同意识、归属感、认同感的培育，究其本质是要发挥社区文化在社区整合中的独特而重大的作用。对“社区”这样一个生活共同体来说，“人”“人群”“人文精神”应该是社区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社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在一定的区域内，通过特定的社会组合形式，形成一种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从而形成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社区的发展以及其作为社会微观组织对社会的整合目标的实现，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必要的硬件设备、设施，社区事务的管理机构以及管理机制，社区的人文环境，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社区的志愿者团体、兴趣团体，等等。孙立平在《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一文中，认为社区发展的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投资和社区成员的努力，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其发展的，如社区的物质设备、组织与管理的形式和机制；而另一类则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前一类的基础上，以较为缓慢的速度才能达成发展的目标，如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社区文化、社区认同，等等。孙立平将前者称为社区建设，后者称为社区发育。在这两者之间，社区建设固然重要，是一个社区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社区发育才是一个社区发展的本质，而要达成两者的协调发展，社区文化是重要的途径和桥梁。
我国台湾地区深具影响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即体现了社区文化建设在社区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社区总体营造”由“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发起，其作为一个以文化艺术作为主要工作业务的文化管理单位，为何会成为这场运动的火车头？这是因为它对台湾地区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体察，能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来审视文化内涵。文化的界定不再是止于音乐厅、戏剧院中精致的层面，文化的可能性包含了更多样丰富的生活面貌。文化艺术之所以能够展现令人感动的力量，正是起自其对真实生活的关怀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正因为文化艺术中蕴藏着对这些人群生活关系的影响力，“文建会”提出了“社区总体营造”这一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政策，启动了社区社会重建的机制。“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发展二十多年来，台湾地区社区民众一改过去仅仅作为被动员的对象的角色，以社区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社区建设，强化了社区共同体意识，并且通过“社区总体营造”的推动来建立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利益来驯服激情，在制度中排斥情感，特别是将之从公共领域中驱逐出去——尽管这种驱逐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其造成的社会效应，确如马克思所说，“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感情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作为现代人的栖息之地，其精神家园的功能显得弥足珍贵，要实现“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一目标，城乡社区建设就要在重视硬件设施和组织体系的同时，回应社区居民的情感需求，大兴社区文化，使社区文化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归属感上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是社区发展的核心要素
我国的社区建设是在1991年进入官方话语中的，其背景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城市社会结构变革，以前基于单位制、集体大院所生成的熟人社会式的社会资本被市场汹涌大潮所冲击，随之而来的剥夺感、无助感、疏离感促使国家构建新的社会微观组织来实现新一轮的社会整合。从社区建设伊始，我国的社区发展多偏重社区硬件设施和相关制度的建设。诚然，在初始阶段和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硬件建设和制度上的安排确实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但是，任何物质层面的建设，其最终目的，无非也是为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保障，这样一来，在社区发展中忽略主观体验的维度，忽略情感方面的需求，恐怕难以实现社会建设的最终目的。社会资本正是从主观体验和情感需求方面为社区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社会资本随笔》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它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一样，是资本的类型之一，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一道，构成了“象征资本”，对经济资本起着增效器的作用。随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1988年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将“社会资本”的概念扩展，认为社会资本不仅能增加个人的利益，同时在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上能提供资源。“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得益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南·D.帕特南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其后几年，他又陆续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公民美国的奇怪消亡》《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等著作和文章，引发了关于社会资本的大讨论。综合上述各家的论述以及国内学者们的讨论，社会资本指的是存在于公民之间的非正式的网络，以及体现在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互惠、协作、共同情感、公共精神等等。
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发展的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从社区成员个人发展来看，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基本都是在社区中度过的，人的日常生活的状态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的状况。一个社会资本存量丰厚的社区，能为社区成员提供一种和谐、友爱、轻松的，类似于家庭般的氛围，能让个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体会到一种彻底的放松和休闲。
第二，社会资本是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如前文所述，社区的发展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必要的物质设备、组织与管理的形式，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等等，社会资本是这些因素能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这些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甚至也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社区组织和社区的管理机制要想在社区建设中良好运转，对社区发展起最大的促进作用，则有赖于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因为从制度设计来看，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各地所实施的具体规章制度对所有的社区都是相同的，但在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片区域内，不同社区的发展情况却是千差万别，有的运转良好、和谐发展，有的却冲突不断、难以为继。如果不考虑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我们将很难解释同样的制度在社区治理效果上的巨大差异。“就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总量的多寡与分布状况，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效果就好，社区发展的目标就能顺利实现；反之，社区就会因居民不愿参与社区事务而缺乏认同感，社区发展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基础，社区发展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分布状况，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第三，社会资本对公民社会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有积极作用。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团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成员对团体事务的参与，这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基石——公共精神不谋而合，这方面的研究滥觞于罗伯特·D．帕特南教授。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从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展开了研究，通过分析意大利南北部改革成效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他认为由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要素构成的区域社会资本能促进自发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影响社会改革的绩效。随后，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他通过分析美国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公民的社区生活正在走向衰落，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流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
帕特南的研究在全球的影响十分广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话语中，中国学者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社会资本可以将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的算计者，转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并由此成为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黏合剂，在这个意义上，根植于信任与合作的社会资本就是公民社会文化的核心要素。”
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就我们的现实生活而言，普遍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都是政治社会秩序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我们社会所面临的现实是，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缺乏对社会文化的认同，缺乏对社会制度和规范的信仰，所带来的问题是社会冲突不断，社会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社会生活变得低效。从这个角度来说，社区是培育基本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重要场所，在这个意义上，社区也是建设公民社会和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三、社会资本视野下的现代城市社区发展新路径
景天魁教授在《社区文化与社区发育的逻辑》一文中，以浙江宁波为经验，探讨了社区发育的问题。他认为社区建设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社区文化，以社区文化作为逻辑起点开展社区建设，成本最低、效果最好，并且对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以社区文化为逻辑起点，并且将其自始至终贯注于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应该是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条新路径。但是要实现真正的社区发育，还应在社区文化建设时以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唤醒社区意识、增强社区认同为主要目标，使城市社区真正成为现代人栖息的精神家园。
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尤其是这种传统观念所带来的价值观，但一旦落实到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中，文化必须从意识形态与传统的狭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抽象的概念落实到民众的生活内容之中。城市社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这个体系涉及社区的景观环境、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社区的组织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蕴涵着某种意义”，这样一种认识使得空间影响行为，行为建构空间的双重交互过程正式走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人类要享受互动以及互动带来的情感共鸣，共同在场是最基本的条件，因此，高特第纳(M.Gottdiener)和亨切森(R. Hutchison)提出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Spatial Perspective)，将空间因素看作影响日常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这为在进行社区规划时注重提升和促进社会资本的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文化因素并不是社区建成之后才需要维护提升的，而是在社区规划之初就应该将其纳入其中。社区内建筑物富有辨识度的设计、内涵丰富的文化品格、社区整体布局的美观，在带给居民人文冲击和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引发了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将“我们社区”与“他们社区”区别开来的情感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基础。社区内公共绿地、健身广场、儿童游乐场、会所等公共空间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仅是为居民的日常交流提供了场所，更是以此为基础，结缔了一种固定的人际交往结构和社会关联形式。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受到职业、教育、收入、种族等条件的制约，选择了不同的居住方式，因此，同一社区中的居民，有着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地位认同，这体现在社区居民的交往、生活、娱乐、学习等行为中。社区文化建设重在契合本社区的实际，千篇一律、照搬照抄的建设模式在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也造就了社区居民漠视社区文化活动的心理惯性。从本社区实际出发，仔细调查分析社区居民的社会阶层，并研究此一阶层的生活品味和艺术鉴赏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策划，是社区文化建设应有的工作原则。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富有民族特质的手工艺品展览、民族歌舞表演、民族节日庆会，在共同体意识培养上有事半功倍之效。只有这样的文化活动，才能真正启动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机制，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吸引社区居民的参与。
组织制度既指社区居民在交往、生活中形成的组织结构，同时也指涉社区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从这方面入手积累社会资本最有效的途径是社会团体和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建设。我国台湾地区“社区总体营造”中对地方“文史工作室”作用的重视，或许可以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如何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提供一些启迪。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政治禁忌的打破，各地出现了致力于深耕地方文化田土、记录地方历史变迁的文史工作室，一群在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企图以重建乡土历史为切入点，来对抗标准化和均质化倾向对于地方特色的抹杀。这种自主的民间活力从文化根基上扩散，启动了地方自主意识的抬头。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要特别注意培植那些与当地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社会团体，因为这种将文化素质与自身人文土壤紧密结合的企图将文化建设从单纯的人文艺术生活之满足，提升为社会群体美学和共同伦理之重建，将社区历史传统之传承，创造性地转换为凝聚社区精神、促进社区认同的载体，必将为现代城市社区建设提供正面的积极意义。
社区精神是指人们通过参与社区生活而形成的对自己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是社区的真正本质。社区精神的培育是社区建设的核心。一种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的氛围，一种人人创造、人人参与、人人享受的理念，应该贯穿到社区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以文化为纽带，在社区生活问题的解决、社区环境景观的改造、地方文史典故的整理呈现、民俗活动与地方生活文化的展现、社区文艺联谊活动等等议题上，注重引导社区居民对自我权利与社区事务的关心，注重培育社区居民对社区这个大家庭的热爱和认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范围内的综合性的文化活动的举办对居民社区意识发酵的作用。这种综合性的文艺联谊活动，使各社区能够根据本地社会状况，运用地方资源，完整而细致地呈现本社区的文艺特色。居民在这种集体、热闹的活动中，获得了对自我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以及对自我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同时也是在一种自由、轻松的情境下，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把独立的自我和社会、族群、民俗等联系了起来，对地方艺文资源的发掘和整合以及社区文化建设能力的提升皆有积极意义。
四、结语
城市社区发展的目标其实指向两个方向：一个是生活在社区之中的人，一个是社区所处的大环境——社会，这是一场既细腻又浩大的社会工程。在社区建设中，如何让社区中的人体味到社区这个大家庭的友爱、温馨，如何累积起社区成员对于公共生活领域的问题意识和参与精神，如何在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协调中慢慢塑造出独立成熟的公民意识，是社区发展对生活于其中的“人”应该回应的议题。以社区文化为逻辑起点，如何在社区发展中积累经验，将文化这样一种有着天然公共性特质的工具引入社会治理领域，提升社会质量，实现柔性社会稳定，应该是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