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颠倒之谜：欲望的社会历史性批判

马克思承认人从自然界那里获得了听、嗅、愿望等特性或机能，这些机能或特性确实是人的本性内容的一部分，也确实是人做出相关判断（如价值）的基础的一部分，因为，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但是，马克思反对将人的一切都归结于环境的改变，反对“环境的改变就是问题的全部所在”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还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指出，人并非仅仅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也是人实践的结果。马克思立足现实的实践，指出人们不仅可以通过改变世界的概念化的方式来改变世界，还可以在物质层面改变世界，同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会形成新的需要、潜能、交往方式。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处于永无止境的变动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哲学观点，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

在这种“社会历史理论”中，人一方面是“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自然人；另一方面也是“自为地存在着的”“类存在物”，其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从（表面上的）自然的人的本性来讲，所谓的吃、劳动等与人的“肉体需要”紧密相连，或者说，肉体需要即是人的自然本质力量或自然力的反映形式。作为人的自然力之反映形式的需要，一方面作为某种能力或“冲动”而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也需“从外在于人自身的对象物中寻求实现”，即需要必然指向其外在的对象。作为需要指向的对象，首先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象，如书籍，唯此我们才可能有对特殊书籍（如《老子》、《理想国》等）的需要，这种对特殊对象的需要或态度即为“欲望”（马克思有时也称“愿望”）。其次，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一种欲望或“愿望”的实现而获得的，如我们的饥饿感对食物的需要，一方面使得我们对面包或烤肉等特殊食物的欲望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对某种特殊食物之欲望的实现，使得我们的饥饿感获得了满足。因此，需要是作为某种欲望的基础，而欲望是作为基础的需要的特殊欲望，是客观需要得以满足的特殊实现形式。需要与欲望在关于对象的客观与主观、一般与特殊的复杂关系中获得了明确的界分。当然，需要与欲望的这一界分并非总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即是，欲望并非总是甘心以需要为基础，相反地，它时常会逃离需要这一客观的普遍的基础，“可能会有一些并非来自需要的欲望，即直接指向特定对象而非指向作为满足一种需要之手段的对象的欲望”，甚至可能还要成为需要的基础。这种颠倒实际上是人与劳动之颠倒关系的另样表现形式：正如劳动成为人的目的一样，欲望的实现不是为“一般需要”的满足，相反，“多种一般需要”的实现是为了欲望的满足，例如对某一名牌汽车的欲望可能并非出于便利的需要，而是出于认同或其他的需要，这时，名牌手表、豪宅等可能都能满足这一欲望。欲望的目的不是人的需要，更不是人本身，相反，欲望成了人的目的。

在现实中，这种僭越的欲望或欲望的僭越甚至成为生产发展的驱动力。人们坠入“欲望—需要—消费—欲望”的游戏之中。在自然的人的本性框架中进行解读和审视存在合理性的一面，关于人因其“能需求”的有限性而最终走向“终结”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一旦将问题置于人的社会历史关系之中，诸多需要审慎的方面就都呈现出来了。需要与欲望的界分是在关于对象的关系中得以展开的，从人的生命个体的生存角度讲，人确实离不开对象，人毕竟是“对象性存在物”。但是，人与对象的关系只有在社会关系之中才得以可能，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且具体的社会关系状况直接决定着人与对象的关系状况。因此，需要与欲望的颠倒，即欲望成为普遍化的一般需要，成为历史的驱动力，其秘密就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颠倒的社会关系现在表现为：不是人们决定他们购买的商品和工作，而是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商品决定他们的工作地点与购买何种商品。

马克思超越经验的表面的诱惑，将人的需要与欲望，将关于人的学说置于“社会历史理论”之中，在肯定人的自然特性或能力的同时，也注意将这些特性和能力放在社会历史关系之中进行把握。马克思通过将人类个体的正常生活状况的维持与人的生活资料（劳动资料）的“总和”密切关联起来，在肯定自然环境对人的衣食住行等需要的影响的同时，也洞察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受资本本性的驱使，资本的使命就是依据其本性而不断追逐和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一般欲望”。现代生活中欲望的普遍客观化、独立化实际上就是“资本的一般欲望”的表现形式。例如，品牌背后的使用价值被时尚、被认同价值（地位、阶层等虚幻的标签）所取代；广告作为推动人们疯狂追逐品牌的健将，其秘密就在于引诱人们对欲望的需要，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资本的本性。因而，所谓的欲望（需要）只不过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对其的领会和批判必然要放到现实的社会历史之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资本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它是“生产的”，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就是创造了“剩余劳动”（剩余时间）。而从“单纯的使用价值”角度看，这种剩余劳动（剩余时间）就是“多余劳动”（休闲时间或自由时间）。它随着资本生产性的爆发而发展为“普遍的需要”，同时“普遍的勤劳”也变成“新一代的普遍的财产”，普遍的需要和勤劳导致人可以“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因为“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随着资本的发展，物的形式愈加丰富，技术形式愈加发达，机器体系发展成为整个生产的系统；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将使得社会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就能够占有普遍财富，并且科学地筹划自己丰富的劳动过程。人们不必再为生活资料而踌躇奔波，因为社会可以用物代替人来劳动，这便为我们在新的领域摆脱必要劳动提供了物质前提。人无须再受必要劳动的束缚，进而也就不再受自然需要的束缚，而是被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所代替。人完全可以在生产和消费的任何一方面全面地进行劳动和发展，人的劳动不再表现为雇佣劳动，而仅仅是确证人本质力量的“个性活动本身”。这时，资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它不但表现为把人从异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把人从直接的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实现必然王国到全面自由王国的发展和转变。由此可见，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者，承认自然的地位，但同时他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者，因而强调历史性。马克思要通过历史的形式来看待这种直接的自然形式，甚至通过历史的形式来扬弃直接的自然形式对人的束缚，最终达到一种彻底的自由。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扬弃资本主义物化社会关系之后的人的存在方式的主要内容。

总之，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来理解人的相关行为及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否定将人及其社会“永恒自然化”的做法，“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即便是人的五官感觉等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这种社会历史的视域中，人的问题自然地被置于社会关系之中；而只有在社会关系之中，人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人的全面自由个性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