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月氏西迁之影响及其种属问题

月氏或作月氐、月支；新罗人崔致远撰《法藏和尚传》曰月又音燕；或云当作肉，非。《逸周书·王会篇》有“禺氏”名，此名凡三见于《管子》，似即月氏；《王会篇》附录“汤四方献令”有月氏名，恐非后世所谓月氏。

秦时，中国北方为三大族所分据：在今热河、察哈尔者为东胡；在今绥远者为匈奴；在今甘肃、宁夏者为月氏。《史记·匈奴列传》称“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介乎其中，故东西皆臣事惟谨。但自月氏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后，乃西迁至中亚细亚，建立一大王国；未迁者，与青海之氐、羌混合，史称小月氏，在历史上无关重轻。

两汉经营西域，其目的即为对抗匈奴，而最初动机，则在与大月氏联盟；读《汉书·张骞传》载骞至大宛，“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可知张骞西使之最后目的地为大月氏，故至大宛、康居，皆不足以使其满足；且当时汉人亦仅知有月氏，而不知西域尚有三十五国也。

惜大月氏之当时情形为“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见同上）。而以大月氏彼时所有之武力估计，恐亦未能大有助于汉。故张骞回国后，乃建议武帝与乌孙联盟。

然月氏对东西文化之媒介，实与有力也。月氏故墟出土之货币，不用Prakrit文，而用希腊字，以及其量小而质高，可见其目的不在国内行使，而在与东西各国往来贸易。《汉书·大月氏传》谓“所有民俗与安息同”,《安息传》则曰：“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独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南宋洪遵《泉志》引《张骞出关志》曰：“凡诸国币货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币率象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女人交易，则用王后之面，王死则更铸。”月氏出土之货币，亦正与此合。

佛教之传入中国，及佛经翻译，亦多由大月氏之介绍，观《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可想见。

学者所聚讼纷纭者，为大月氏之种属问题。多数则公认其为伊兰系，盖就语言学及人类学之研究而断定者。《汉书·西域传》曰：“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塞种即斯脱拉波（Strabo）书中之Sacae或Saka，今作Scythia（西徐亚）。勒维与洛弗尔定大月氏为伊兰系，斯登·科诺Sten Konow则又别其为伊兰系之塞种。

月氏似与氐羌有关，故氐羌或亦为西徐亚种。盖大月氏灭大夏后，又迁至印度河流域，建贵霜（Kushan）王朝，至隋唐时，有所谓“昭武九姓”出现。“昭武”之名乃由于河西走廊之昭武城，原为大月氏国都，其人西迁，国都之名亦西移。昭武之本义即京城，而氐人所建前秦，称苻坚为苻诏，今暹罗语系仍称帝为“诏”（Chao），缅甸王都亦曰Chaohwa；唐在云南立国之南诏，似皆与氐族有关。贵霜王朝之名王迦腻色迦（Kanischka），其钱币上亦有希腊字曰Shoananshoa，意即“王中之王”,Shoa与Choa同，故可推定大月氏与氐羌有关。

然月氏为行国，逐水草而徙，不能强指其原居某地。盖匈奴人之活动地域，乃因地下掘获之实物而得证明；大月氏遗物仅在印度河流域有发现，中国方面尚无所见。《史》《汉》谓其居住祁连、敦煌间，当不出今甘肃西北，但此为后世事。盖汉前，其活动地域必跨今甘、宁二省，屡为匈奴所逼，乃局居甘肃甘州间，及再为冒顿所破，乃西迁祁连敦煌间。其后乃“击乌孙王难兜靡而灭之，益徙以西”。则以上各地，必能发现其遗物，此则有待于异日之发掘也。其西徙路线，近人已考定其第一次为由敦煌至伊犁，第二次则由伊犁至阿姆河，而各在其地停若干年。至西徙之年代，则有数说：

福兰阁等以为在公元前一六〇年；

桑原骘藏以为在公元前一三九至前一二九年之间；

白鸟库吉定第一次在公元前一七四至前一五八年之间；第二次在公元前一五八年；

藤田丰八定前者在公元前一七四至前一六一年之间；后者在公元前一六一年或前一六〇年。

藤田之说，盖据《史记·大宛列传》“及冒顿立，攻破月氏”，断为月氏由敦煌西走伊犁之事实；又据其下文“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断为由伊犁再西迁之事实，更由此而推测其年代，其说颇当。

月氏之西迁，其影响且及于大夏、安息之灭亡。盖自月氏西移至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以南，盘踞其地之塞族，乃不得不更向西移，迄于今之土耳其斯坦。其后，月氏再受天山北部乌孙之压迫，进据阿姆河中流一带之大夏领土，塞族亦更南徙于印度北部之犍陀罗（Gandhara）。大夏与安息，在公元前三世纪间，为中亚之强国，卒因异族之西侵而遭灭亡；若追溯其远因，实民族迁徙之所致；民族之迁徙，则又由于汉族与匈奴之对抗，其脉络固甚显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