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汉代中印间之交通（上）

第一节 印度通于中国之始

言中国与印度交通之起源者，多以为印度产象，则中国古代之象，必来自印度，于是或以舜有异母弟名象，王充《论衡》卷四《书虚篇》有“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之语，又以《孟子》卷八《离娄下》称舜为东夷之人，而谓舜象之传说，必含有南方的，亦即印度文化之色彩。此外，《吕氏春秋》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之语，而断为中印交通必始于彼时。实则以地下之化石考之，则中国荒古时代即有象。中国之象字，亦早见于《周易·系辞》，曰：“象也者，像也。”且王充《论衡》曾驳斥象为舜耕之传说曰：“实者苍梧多象之地。”甲骨文中象字屡见不一。而纣有象箸（见《史记·宋世家》及《韩非子》卷七《喻老篇》），周有象牙之栉（见《毛诗》卷四《鄘风·君子偕老》篇及卷九《魏风·葛履》篇）名曰象揥；又有象笄；《战国策》卷十《齐策》，载有象床；周时治象器者曰磋，见《毛诗》及《尔雅》卷四。可见商周之世，象非中国稀有物，不必远求于印度也。

妄引史料之外，又有伪造之史料，亦不可不辨。盖汉末魏晋以后，佛教大行，于是晋道士王浮乃造为《老子化胡经》，以为佛乃老子之化身。《魏志》卷三十引鱼豢《魏略》云：“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是以浮屠为老子之弟子也。此说后汉时或已有之，详后，然其非事实，则至显然。

魏晋时伪造之《列子》，则有“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佛徒亦借孔子口吻而为佛作宣传，以为西方圣者即佛。

朱士行《经录》（宋志磐撰《佛祖统纪》第三十四引）谓：“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其异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士行乃于魏甘露五年（二六〇）赴于阗求经者，其言亦无所据，纯为虚构。

隋时，费长房著《历代三宝记》第一曰：“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此文显为脱胎于前书者。

但中印交通之开始，必早于张骞。《史记·大宛列传》记骞报告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隽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此报告所叙之见闻当在公元前一二九、前一二八年间，在此之前，四川商贾已能设法运销其丝于印度，复由印度而输入大夏；然汉政府欲正式开道，则为昆明夷所阻矣。

继又曰：“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可见当时走私商人必有至印缅者，惟规模小，故于政治及文化无甚刺激。

至印度人之入居中国，《华阳国志》卷四有记曰：“明帝乃置郡（按指永昌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有闽濮、鸠獠、漂越、躶濮、身毒之民。”是后汉时，云南边境，已有印度人居住；而《华阳国志》同卷叙永昌之物产，除丰富之动、植、矿物外，手工业有“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桐华布、兰干细布、罽旄帛叠”等，则哀牢夷或受有印度文化影响，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谓掸国通大秦，而掸即在哀老夷附近，能通大秦，必更能通印度也。

中印之发生正式政治关系，当在公元前一一七至前一一六年之间，其时张骞二次出使。《史记·大宛传》曰：“骞既至乌孙，……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寀及诸旁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