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媒介底层记忆的内驱机制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环境对有机体的影响是在有机体与环境接触以后才产生的。如果有机体存活并繁殖，它所传承的基因生长的形状就与原有的环境协调了。这也就意味着基因中所传承的记忆信息绝不是任意的，这种复杂的信息编码背后，起码是一种有机体胜利或未被击败的“典范”。由此，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得出观点，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更替，与基因和自然选择的偶然性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一、底层记忆的社会认知

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看，媒介上层记忆往往是政治权力控制的有组织的官方记忆、史书记忆和精英记忆；而媒介底层记忆往往是政治权力不太关注的远离社会中心的、无组织的、边缘性的民间记忆、个人记忆和散乱记忆。

媒介记忆的内在机制与时下不断更新发展的新媒体技术不同，它已经是经过了数百年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后所传承下来的成功典型，而这一“典型”正是由其媒介底层记忆信息或基因所组构的。就像基因信息解码后，决定着构成整个有机体的蛋白质的排序一样，媒介底层记忆同样决定着什么样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以怎样的组织形式共同达成何种目标以及完成何种任务。在媒介记忆的运作层面，媒介底层记忆是一种发自所有媒介组织机构和媒介从业者个人内部的驱动机制，它决定着媒介组织的自我认知，媒介组织如何自处于社会，媒介从业者应当秉持何种共同意识与价值进行有序地信息采集、处理和记忆流程，应当通过何种路径和手段避免媒介失忆或遗忘。

显然，媒介底层记忆较媒介深层记忆更为抽象和复杂，它可能是不同观点的交织和组合，也可能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甚至可能是一种极为理想化且永远无法企及的媒介想象。最终，媒介底层记忆的核心是对媒介自我认知的全方位观照。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介是信息传播的中介，是信息的载体，媒介即信息。从媒介管理学的角度看，媒介是公共事业、信息产业、营利产业。那么，作为公共事业的媒介就要成为为大众服务的代理人，“除了履行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等组织层面的专业功能之外，还必须发挥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社会层面上的公共功能”。作为信息产业的媒介，其“产出物都是信息，投入物大部分也是信息，售出物更是信息”。而作为营利产业的媒介，则要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其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投入的是钱，产出的也是钱，而且应该是更多的钱。

不同的学者也会形成不同的媒介认知和记忆。马歇尔·麦克卢汉（M arshall M cLuhan）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欧文· 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媒介是人们表演的场所，每个人都在做戏，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芒福德（Lewis Mumford）则认为，媒介是容器，是一种能够储存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容器技术。学术界的观点各种各样，不一而足。

不同媒介行业还有不同的自我认知和价值理念。新闻行业认为，要呈现客观真实，捍卫公平正义；出版行业认为，要传递知识，丰富文化产品，提高文化生活品质；电影行业认为，要反映现实社会，引发观众共鸣，提高审美情趣。当然，不同媒介及其从业者还有各种各样基于自身价值的理想和愿景。

二、底层记忆的实践探索

底层记忆的信息内容可能比较具体、微观和琐碎，但它是中国社会最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基因”和“细胞”。因此，在保存、传递和再现社会记忆的努力中，我们尤其要关注底层的历史、民间的历史和口述的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居于社会的底层。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都是上层记忆以文字形式记录和呈现的官方史、英雄史、精英史。底层记忆的民间史、乡村史、口述史一直无足轻重，犹如天空中的雨滴洒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之中，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丝涟漪。

其实，重视底层记忆中的民间史和口述史，重视民间调查和乡村叙事，不仅可以从社会最底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过往经历的记忆与讲述中发现和再现历史中鲜活、真实而感人的细节，而且可以对以文字记载的官方版本的历史予以补充和丰富，使之更加丰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关注社会底层记忆，主要著作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还有《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等底层记忆研究论文多篇。其2011年出版的《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一书，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底层多数保守、落后、贫穷的生存现状。按照社会阶层分析模式，底层人群在社会转型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同原有的社会群体发生冲突，出现分化，有部分人逐步成了经济力缺乏的社会边缘人。不仅基本权利难以通过制度保障，而且在缺乏正常机制引导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继续下沉至最底层。

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教授近年来也密切关注社会底层记忆，探讨社会底层为何逐步走向社会的边缘。她出版的《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一书，以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为基础，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针对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底层生活特性，探讨底层人群如何摆脱底层命运，弱势群体如何去除边缘身份，聚焦符号与传播在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意义建构力量，为提升底层人群对城市的身份认同感、心理归属感与关系亲近感，实现深度行为意识层面的社会融入目标，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

近年来，底层记忆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和重视，一系列抢救濒危记忆——“口述历史”以不同介质（实物、文字、声音、影像等）陆续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从社会底层挖掘出来的各种抗战记忆，更是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抗战历史记忆。

底层记忆是有价值的，从事底层记忆采集和研究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做这项工作需要有奉献精神和吃苦精神，因为必须深入底层才能了解和认识底层，也才能为底层“记忆”、为底层“代言”。同时，还必须富有爱心、同情心和专业主义精神，才能贴近底层的生活甚至底层的个体情感，获得底层最感人的情节和细节。

底层记忆作为人类记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它是整个人类记忆金字塔的底层和基础，既有稳固性、连续性的特点，贯穿媒介记忆的整个过程，甚至贯穿媒介的生命始终，成为媒介的一种自我选择与自我建构；底层记忆也有松散性、缄默性和易逝性的特点，缺乏力量的汇聚和呈现，缄默不语，缺少声音，记忆容易消逝，需要赋权与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