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镜我：党的文化战士

在樟村烈士陵园，陈列着一支饱经沧桑的派克笔。它的主人，就是为党的宣传事业奉献一生的朱镜我烈士。这支笔下，诞生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诞生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一歌歌词，它激励了无数革命者奋勇向前，也写下了一位伟大的文学战士短暂而光荣的一生。

学习马列求真理

朱镜我（1901—1941），浙江鄞县（今鄞州区）金峨乡朱家峰村人，原名德安，后改名镜我，笔名镜吾、谷荫等。朱家峰村是鄞州区最南端的傍山小村，三面崇山围绕，整个村子静卧在两列逶迤东来的天台山余脉之中，民风淳朴，宛如世外桃源。

德安出生在“宁波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的黑暗岁月。10岁左右，德安的父母相继去世，19岁的大哥、7岁的小弟和已出嫁的姐姐也都先后亡故，家中仅存他和二哥朱德和两人，一起寄养在奉化吴江泾外祖母家。1918年7月，他被已考取浙江留日公费生的二哥朱德和带往日本学习，两人共用一份官费。1920年7月，德安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浙江留日公费生，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当时的日本已有大量马列主义的书籍出版，德安有机会读到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对伟大导师列宁产生了崇敬之情。1920年，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号外说：“列宁死了。”他看到后悲痛难抑，后来知道此消息纯属造谣，竟高兴地狂跳起来，还买了一瓶啤酒和朋友共饮，以示庆幸。1924年，德安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当时，由于受了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中国学生一般都热衷于考理、工、商、医科，不愿考社会学科。但德安为了进一步探求真理，更好地研究马列主义，选择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

同时，身在日本的德安一直关心着国内同胞的苦难，为警策自己，德安根据乡名金峨的谐音，改名镜我。1927年10月下旬，朱镜我应郭沫若、成仿吾之邀回国，在上海加入了创造社。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需要加强文化工作，特别是“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它的出版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无数有志青年为此奔走相告。在这期间，朱镜我还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和文艺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思想。他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纠正了当时其他译本上的一些错误，为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并得到了当时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的肯定和称赞。1928年5月，朱镜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用笔播撒革命火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人生旅程。

1929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朱镜我任文委成员，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起，朱镜我先后任文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朱镜我任党团书记。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朱镜我兼任党团书记。1932年，陈赓在上海治伤，朱镜我将陈赓介绍的红四方面军反国民党“围剿”情况记录下来，促成了日后陈赓和鲁迅的叙谈。1933年秋，朱镜我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

铁骨铮铮存道义

1935年2月19日，在国民党对上海中央局的第3次大破坏中，朱镜我在上海法租界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同年9月，朱镜我被判刑12年，囚禁于南京军人监狱。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共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在这一背景下，1937年6月底，朱镜我才被保释出狱。

在看守所里，除了敌人企图对他进行思想腐蚀外，霉变的饭菜和好似烘箱的监牢，对患有严重胃病的朱镜我来说都是极其艰苦的考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吐血症状。然而他还常常用雪莱的名句鼓励同志们：“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朱镜我被捕后得到了各方积极营救，他曾多次有机会离开监狱。王任叔找朱镜我的老乡及远亲陈焯保释，因朱镜我拒办“手续”而未成。他们写信给朱镜我称可保释他，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朱镜我看后将信一扔，说：“谁理他！”日本留学时的同窗雷震来当说客，两人在监狱内用日语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朱镜我夫人赵独步的叔叔赵次胜要保释朱镜我，也因他不愿写保证书无疾而终。其间家人几次欲保释他，均因他不愿写保证书而未能成功。连赵次胜都不由感慨这个侄女婿是个很有骨气的人。

誓抗日捐躯祖国

土地革命时期，宁波5次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均遭到破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中华民族。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国共合作宣言，率先提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发出“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主幸福的新中国万岁！”的口号。

1937年9月，朱镜我返回宁波，学生竺扬及大革命时期党员鲍浙潮、周鼎、陈秋谷等找到朱镜我。朱镜我勉励大家：“抗战开始了，而且是长期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应主动肩负起党员的责任。”他们在观音庄建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推朱镜我为书记。

不久，拖着病体的朱镜我赴上海八路军办事处，通过潘汉年接上关系。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使宁波地区中断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任浙东临特书记期间，为适应抗日战争和长期游击战的需要，经与国民党鄞县县长陈宝麟商谈，成立飞鹰队，朱镜我担任政治教官。

同时，他受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委托，负责筹建浙江省一级的党组织。1937年11月，在杭州皮市巷朱镜我住处，成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于身体有病和中央另有任用等原因，朱镜我未正式参加省临时工委的领导班子，但他实际上是在具体指导和帮助省临时工委的工作，工委书记徐洁身等负责人对他很尊重，经常向他请教。

1938年11月16日，朱镜我来到皖南，出任新四军第一任宣教部长，并创办了新四军的机关报《抗敌报》和军刊《抗敌》，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命皖南新四军北移。次年1月4日晚，皖南全军分三部转移，朱镜我因胃病犯了无法行走，只能由人用担架抬着。行军的艰辛使得朱镜我口吐鲜血，倒下去不能动了。当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部队被顽军包围，他仍决意随军突围。后有顽军放火烧山，前有机枪猛烈扫射，眼看着追兵就要逼近，朱镜我不愿连累身边的人，更不愿被敌人俘虏，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命令战士放下担架朝自己开枪，可战士们哪里肯执行这样的命令。朱镜我一咬牙站起来，纵身跃下悬崖，从此长眠于皖南的崇山峻岭中。

朱镜我烈士牺牲距今已有70多个年头。在他短暂而伟大的革命生涯中，他回家乡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但他在家乡时的一些事迹，现在仍被家乡的老百姓广为传扬。

1937年朱镜我回家乡养病期间，抵押、变卖了祖上的田地、家产，将所得的大部分钱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其余的留在村里作为教育基金使用。他对村中管事的人说：“钱不多，算是我资助村里的公益事业。”后来村里用这笔钱救助了不少因家境贫困而面临辍学的孩子，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习。

朱镜我的侄子朱佑鹤老人现在还居住在朱镜我故居旁边，为前来瞻仰朱镜我烈士的游客讲解。他告诉我们，当时村里人问朱镜我什么时候天下可太平，朱镜我说：“等到十年以后，穿草鞋的人进村了，分不出哪是官、哪是兵，天下就太平了。”至今这句朴素之中蕴含着革命真理的话，家乡老百姓还在时常传诵。

现在，朱家峰村最引人瞩目的建筑是庄严肃穆的雪纯亭，坐落于村的最东端也是最高处，是用朱镜我烈士曾用过的笔名“雪纯”来命名的，而“雪纯”两字正是烈士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雪纯亭的顶上，刻着六幅岩画，画上分别雕刻着素雅的君子兰、清丽的秋菊、傲霜的腊梅、淡雅的荷花、雄奇的苍松和葱茏的翠竹。雪纯亭的四周栽满了青柏、翠竹，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镶嵌在正顶中间的那颗红五角星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朱镜我烈士出生时，因为朱家峰地处山区，常年缺水，父亲为他起乳名阿淼，即为盼水之意。而现在在朱镜我烈士的故居旁，风景优美的横溪水库滋养着这里的人们，朱镜我烈士那种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的精神也会像这里甘甜的水一样，流淌在一代代人的心中。

（朱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