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汪端及其创作简介

汪端乃清中期闺阁诗人，字允庄，因七岁赋《春雪诗》，读者谓“不减谢道韫柳絮因风之作”，故一字小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被梁乙真誉为“清代第一才妇”，为《清代学者像传》中唯一收录的女性；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月十八日，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十二月二十八日。父汪瑜，候选布政司经历；母梁瑶绳；丈夫陈裴之，湖北候补同知。因陈裴之通判加同知衔，汪端被封宜人。她六岁萱室先摧，十七岁继失椿庭而兄姊分离，孤苦无依，于嘉庆十四年（1809）受抚于姨父许宗彦，次年（1810）嫁与陈文述之子陈裴之。夫妇一灯双管、拈韵分笺，时人谓之金童玉女。有子孝如、孝先，嗣子葆和，寄女桂则。长子孝如弥月即殇，道光六年（1826）陈裴之客死楚地，次子孝先亦惊悸致疾。汪端中年倍感伤心，始有向道之心。道光十四年（1834），汪端皈依受箓成为道流中人，礼忏甚勤。道光十八年（1839）年末患脾泄，病逝。

其生平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五、《续碑传集》卷八十五、《（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二、《两浙輶轩续录》卷五十四、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五十二、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二十、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八。此外，《自然好学斋诗钞》前附胡敬、陈文述所作汪端生平传略，今人卢志虹所撰《汪端年谱》亦极详尽。

汪端有《自然好学斋诗钞》《明三十家诗选》初二集、《三家诗选》传世，另有《元明逸史》，惜学道后焚弃。曾编定陈裴之《澄怀堂诗文全稿》，校刻汤绣蜎《兰雪轩遗诗》、邵帆《镜西阁集》。其诗名高一时，当时文坛耆宿皆对其青眼有加，许宗彦称其诗“风力遒宕，无栀蜡之色、枅圈之响，女子诗能如是，不独足以自娱，而亦可以传诸世矣”。石韫玉谓“其旨远，其辞文，其格律在钱郎温李之间，而不落苏黄豪纵之习，可谓古风人之遗矣”。闺阁前辈曹贞秀称“自然好学斋诗沉雄古厚、绵渺悱恻，扫尽脂粉习气，每一篇出，惊倒耆宿”。而其以《明三十家诗选》为代表的诗论作品，能跳脱前人格调、性灵之陈说，自开户牖，发潜阐幽，举“清真雅正”大旗以痛批门户、剿袭之弊，以诗史挑战正史，重编经纬，“读是书者不特三百年诗学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选诗若此，可以传矣”。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汪端诗集《自然好学斋诗钞》共计10卷，含诗歌1133首，于各卷分布如表0-1所示。

其诗歌众体兼备，内容宏富，涉及题画、道教、题集、唱和、悼挽、写景、题壁、咏物、纪事等题材。其中，悼挽诗朴实无华、哀婉动人，写景诗则趣味澄夐、清新秀洁。而汪端诗集中，最具个人特色，并有一定文学意义、社会价值的诗作当属其学人诗、题画诗、道教诗、咏物诗。这四者的创作不仅在其诗集中所占比例极大，对汪端志趣、情感的表现亦最集中。其学人诗的创作体现了汪端志为通儒的宏愿；题画诗则折射了当时女性文学的繁荣盛况；其道教诗虽历来不受学者重视，但从中可观汪端及其所处时代女性的生存处境、书写处境；而其咏物诗纳世间万象，鲜巧活泼，极具性灵光辉。

汪端诗论作品《明三十家诗选》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诗选乃第一部由女性选评男子诗作，并遍邀海内名士闺秀校阅、编辑且最终付梓的诗选作品，闺秀而能有此雄心壮举，古来不做第二人想。

在研究汪端诗作、诗论文学价值的同时，其文字背后翻涌的女性意识、女性书写的艰难处境亦具探赜意义。王春荣在《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中称“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自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汪端与同时代的诸多闺阁文人，都有着冲破性别束缚而与男子平等对话的女性意识。这在其生活与文学中的烙印，便体现在其对男性身份及男性文学价值标准的追求上。

汪端的女性意识首先表现在其身份的文士化上。汪端诗歌承载了她的多重身份，如诗人、学者、选家、道人等，其真实的生活写照乃“每终日坐一室，手持唐人诗默诵”, “独处一室，左图右史，日与古人晤对”，而汪端对妇职则有自愧之语：“姑衰体多病，愧未娴妇职。中馈拙餴饎，夜窗旷组织。”较之传统女性主持中馈、依附男性的角色，汪端的文士身份已然具有了独立人格。

此外，汪端的女性意识亦表现为其须眉化的文学创作。汪端作为嘉道年间笔生风云的女性之一，其诗歌少言闺阁之事，而追随男子的写作标准——向历史的纵深、时代的寥廓处拓展，突破了同时代女子狭小深幽的格局，而其诗风的雅健、清朗、悲慨、奇丽亦一扫闺阁的缠绵纤秾。这种士大夫气甚为浓烈的诗文作品正是汪端性别僭越的尝试，而在这种僭越之下，她欲与男子比肩的女性意识了然可见。

虽然汪端等闺秀的女性意识已被时代催醒，但在遭遇生活的不幸后，她们却陷入了“才女命薄”的困境。男性诗人“命薄”，大抵指仕途不顺而诗多有不平之音，而“才女命薄”是谓才高学富导致了女子的生活不幸。这种缺乏广泛事实依据的说法在清代广为流传，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研究所者论——汪端命途多舛，父母、兄姊、丈夫、长子都早逝，唯留一病弱痴儿，亦不受自己抚育，其自身亦孱弱多疾，“药炉经卷作生涯”即是其生活的真实反映。此外，汪端亦曾面临经济的困窘，道光初年陈家曾出现经济危机，家中钱财只够数日口粮。在此情况下，汪端不得不旁通星命之学，“期得一应世之艺，以为异日孤寡噉饭计”。而她与家中女眷相处并不甚谐，这让其灰色的人生更添寂寥。

文学成就之巨、才名之盛与命运境况的不幸都集中在了汪端身上，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下，汪端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的创作，其诗歌中流露出对“才”“命”关系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汪端入道，并促使她在虔诚忏悔口孽、立志封笔之余，焚毁了《元明逸史》。

汪端等清朝中期闺秀都努力尝试重塑女性形象，但现实环境的枷锁及传统女戒的镣铐，使得她们彳亍犹疑，最后只得遁佛隐道，否定自我的书写。由此可见，虽然清代女性意识在逐渐觉醒，但加诸女性的束缚却从未减轻。闺秀执着书写与惧怕厄运的矛盾心理，实际上正体现了清代女子为文的尴尬困境与女性意识发展的举步维艰。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汪端生平、诗歌创作、诗学思想的分析，尽量呈现汪端的文学成就；同时愿通过汪端这颗明珠，折射当时与之同气相求的闺阁文人，以此探究当时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与女性文人的写作心理。

三、研究现状

晚清之时，因汪端所作诗歌多寓民族之思，便已受到柳亚子、洪炳文等爱国志士的推崇。而随着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勃兴，对汪端的研究亦日渐炽热，现海峡两岸已有研究文章多篇。除了全面的个案研究之外，尚有数篇论文围绕其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宗教信仰、生平行迹等方面展开。

对汪端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有蒋寅、陈瑞芬、艾兮兮、陈文平等。蒋寅先生作为大陆汪端研究的发轫者，其《一代才女汪端》（《文史知识》, 2000年第9期）对汪端的生平创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而他的《开辟班曹新艺苑，扫除何李旧诗坛——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张宏生编）则在《一代才女汪端》的基础上，更加翔实而深入地探讨了汪端一生的生存处境、书写意识、诗才的渊源与表现、诗学批评的缘由、文学过人之处及不足等方面，论证严谨，把汪端的诗艺放入历史长河中来剖析，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奠定了大陆汪端研究的基础。尔后很多学者在材料上虽有补充，但于文章观点上却再难有创建。另外尚有三篇硕士论文为综合性研究，陈瑞芬所写的《汪端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内容翔实，是一篇材料性很强的论文。该文对汪端的家世、生平，诗选编著过程，诗学理论，诗作风格与技巧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归纳，对汪端的文学地位和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惜罗列过繁而分析过简。其他两篇硕士论文则在蒋寅、陈瑞芬论作的基础上有所补充。艾兮兮的《清嘉道年间的女性声音——论才女汪端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处境》（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主要介绍了汪端的生平与创作分期、作品版本源流，以及与他人的文学互动，对《自然好学斋诗钞》与《明三十家诗选》亦进行了简单的探讨。此外，艾兮兮还通过对清代女诗人的文学处境、才媛个人角色的错位与延伸、女性文学创作的自足作用的分析，对汪端创作中女性声音的弱化进行了探讨，虽着墨不多，但在汪端研究中尚属首例，颇为可贵。而陈文平的《汪端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亦从汪端家世生平、交游、《明三十家诗选》《自然好学斋诗钞》几个方面对汪端进行了探讨。

诗歌研究方面，苏鸿彬的《汪端咏史诗研究》（台湾“中央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就汪端的诗歌成就标签——咏史诗进行了论证。其论述极为细致，惜其对咏史诗的探讨主要以归类、描述为主，而研究常局限于咏史诗本身，较少联系时代风气及他人创作，对汪端的咏史诸作亦一味褒扬，而少批判眼光。陈婷婷的《诗张一帜原非易，胸有千秋未肯狂——汪端诗歌简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对汪端的成才原因及其咏史诗、论诗诗的创作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及汪端诗歌中女性声音的弱化，惜论述不多。尹玲玲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知人论世法——以汪端为例》（《时代教育》,2012年第15期）则联系汪端的生平对汪端的诗歌进行了解读，并着重探究了汪端的内心世界，不足的是文章常以现代女性的思维方式来推测汪端爱情、亲情等方面的不幸，失于主观。

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王婕的《知人论世具慧眼，清苍雅正为旨趣——论清代女诗人汪端及其<明三十家诗选>》（《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分析了《明三十家诗选》力主清真、反对模拟及知人论世的特点。骆育萱的《清代女诗人汪端及其<明三十家诗选>之诗观》（《台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探究了《明三十家诗选》的撰述动机，并认为汪端有四大诗学观点：一是论诗论人并重，以诗为史；二是以清真为要；三是尊明初诸家；四是反对李梦阳、李攀龙而重何景明、徐祯卿、谢榛。此文论述全备，但仍是按汪端在《明三十家诗选》中凡例的介绍而行文，个人分析阐述较少。

在生平研究方面，香港学者卢志虹堪称专家。她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对汪端及其家族进行了细致的考述，著有《汪端年谱》（《清史论丛》,2013年号）及《才女汪端（1793—1839）及其家人之生平考述》（《燕京学报》，新三十期）。前者结合汪端、陈文述、陈裴之等人的诗文及家谱、方志等资料，对汪端生平事迹进行了编年。后者则通过对汪端及家族成员背景的考证，分析了汪端成才、著述、生活处境与嘉道年间社会精英家族的关系，认为正是因其过人的家世与一众至亲的支持，才有了她的成就。此外，张小仲的《清代女诗人汪端生平考略》（《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对汪端生平亦有简要论述，此文将汪端的一生分为“幼显诗才，少年早孤”“尽孝持斋，病中辑诗”“忧亲伤逝，罹寡失子”“学道修行，久病而卒”四个阶段，基本上勾勒出了汪端的生平概貌。

此外，还有一篇关于汪端宗教信仰方面的专文——廖卉婷的《汪端从名媛才女到宗教导师的生命转向》（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此文结合汪端的生平遭际，对汪端从反对道教到最后龙门修行的转变历程展开了研究。

综上，可以看出学者有关汪端的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取向。其中既有从宏观处俯视汪端及其创作者，亦不乏从细微处考究以小见大者，皆显示了研究者们宽广的视域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但其中亦有不少亟须解决的问题，宏观研究者易脱离汪端的创作，所论难免浮于表面，容易导致观点陈陈相因。而从微观处着手者，则易进入深狭状态，与时代风气、女性文学的发展脱节，较难把握汪端的地位与成就。

四、诗钞版本情况

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与浙江省图书馆所藏《自然好学斋诗钞》版本后，所接触到的较全面的诗钞版本有五种：道光六年（1826）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四卷本）、道光十九年（1839）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五卷本）、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刊本（七卷本）、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十卷本）、光绪十年（1884）《林下雅音集》本（十卷本）。

道光六年（1826）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四卷本）与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十卷本）前四卷内容一致，只缺恩锡《右题汪允庄女史传后》题词八首、陈文述《哭子妇汪宜人》题诗四首、陈文述撰《孝慧汪宜人传》、胡敬所写《汪允庄女史传》与陆準所撰《张吴纪事诗后序》。

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刊本（七卷本）与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十卷本）前七卷内容一致，只缺恩锡《右题汪允庄女史传后》题词八首、陈文述《哭子妇汪宜人》题诗四首、陈文述撰《孝慧汪宜人传》。笔者怀疑这三个版本只因出版时间先后问题从而导致内容有多寡，其系统仍一致。

而冒俊所辑光绪十年（1884）《林下雅音集》本（十卷本）与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十卷本）内容一致，只在他人题词、传略等方面排序稍有不同，并附其所撰《重刊自然好学斋诗钞后序》，所以冒俊所辑本亦当是基于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十卷本）。如此一来，除五卷本外，所有版本皆是一个系统。

而五卷本乃汪端之侄汪远孙所辑，史载“裴之卒，子又有疾，舅文述素奉道，端诗亦多为道家语。既卒，诸侄重定其集，尽删晚作”。由此可知，汪端后人认为其晚年所作道教诗歌有损其艺术成就，故进行了删减。

由上可知，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虽版本众多，但系统只有两个。以全为要，本研究所引汪端诗歌皆源自光绪十年（1884）《林下雅音集》本（十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