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慧锷“不肯去观音”传说与观音道场的“传承生成”

“梵僧燔指”是普陀山观音文化“正宗传承”的喻证。它暗示普陀山所供奉的观音与古印度观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考虑到观音传入中国的路径，主要有海路和陆路两条。陆路留在了西藏，成为“藏传观音”，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观音文化的正宗，而通过海路传送到普陀山的杨枝观音，更多地被视为中国化的甚至是民间的崇信，那么“梵僧燔指”的故事或许更加意味深长。

但是无论如何，经过“梵僧燔指”的故事演绎后，普陀山已经与“正宗”的来自“古印度本土”的观音文化从根本上建立起了关系。然而，这仅仅是“精神上”的联系，还没有落实到建立道场这样实际性的“物化”要点上。于是“慧锷请观音”的传说就非常及时地出现了。

在舟山，最早记载“慧锷请观音”故事的，应是元《大德昌国州图志》：

厥后日本国僧慧锷，自五台山得瑞相，欲返故国。舟抵新螺礁，不为动。谔祷之曰：“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有顷舟行，竟泊于潮音洞下。有居民张氏目睹斯异，亟舍所居，双峰山卓（筑）庵奉之，俗呼为不肯去观音院。

这则“慧锷请观音”的故事，宋僧志磐所撰《佛祖统记》43卷也有记载：

唐大中十二年（858），日本国沙门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归国，舟过补陀山，附著石上，不得进，众疑惧，祷之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舟即浮动。锷哀慕不能去，乃结庐海上以奉之（今山侧有新罗礁）。鄞人闻之，请其像归，安开元寺（今人或称五台寺，又称不肯去观音院）。其后有异僧持嘉木至寺，仿其制刻之，扃户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补陀山。

如果说唐朝那个梵僧的传说，寓意为普陀山“文化层次”的“灵感遂启”的话，那么这则有关慧锷请观音上岛的神奇故事，则标志着普陀山道场“传说层次”的真正肇始。

慧锷是一个虔诚的日本佛教徒，是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的高足。他的重要使命，就是深入地全面地在中国学习佛教，然后再回国进行传播。所以他先后三次来到了中国。第一次是在唐会昌元年（841），朝拜五台山。当时五台山是中国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地之一。五台山庙宇简陋，僧侣们生活清苦。慧锷觉得应该从日本募一笔钱来，作为敬献给五台山的供养香火的款项，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季，乘唐人李邻德的船返回了日本。

三年后，即会昌四年（844），慧锷再次入唐。这次他带来了日本国橘皇后亲手做的绣文袈裟、宝幡、镜奁等，还有募捐到的大量的供养款，再次上了五台山。但是，当时代表中国佛学最高成就的大师齐安并不在五台山，而是在江南一带。于是按照五台山僧人的指点，他又南下，来到了杭州盐官的灵池寺，谒见齐安大师。

齐安是唐末的一代高僧，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贵族，却又视世间的荣耀富贵为粪土。与佛教颇有渊源的他，得到了惠能禅师的法孙、怀让禅师的弟子马祖道一的器重，最终成为禅门巨僧。公元820年至842年，齐安法师任安国寺住持时，已经凭借自己精深的佛学造诣，名扬禅林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佛学已经通过一些民间渠道，开始向日本进行传播，不但在民间得到了热烈相应，并且还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其中的橘皇后（嘉智子），在听说大唐有“佛心宗”——惠能禅师所创的南宗禅后，就明确表示自己有志于修行。但是当时日本方面对于禅宗的了解非常有限，缺乏权威性。因此她就找到了慧锷。慧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来到中国，并且上门拜访南禅宗的代表性高僧齐安大师的。

慧锷向齐安法师介绍说，他们国家“信根纯熟，教法甚盛”，只是“最上禅宗未有传也”。慧锷转达了日本皇后的意思，“愿得师之一枝佛法为吾土宗门之根柢，不亦宜乎？”慧锷代表日本朝野，明确提出了希望齐安派人赴日本传播正宗佛学的请求。于是，齐安就派遣他的大弟子义空与道昉等人，东渡日本。橘皇后得知他们到来非常高兴，把他们召入宫中，询问了许多有关禅宗的事宜。两位从大唐来的僧人精通佛理，深得橘皇后的赞赏。于是在京都东寺西院暂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橘皇后下旨，专门为唐朝来的高僧建造檀林寺院，请义空出任寺院的第一祖席，让他在这里开山传法。那段时间，义空不仅在寺庙里开坛讲法，还经常被召入宫，为日本皇室讲说禅要。马祖道一所承的南宗禅法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被介绍到东瀛。

这里，慧锷的这个推荐、引导之功，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但是，慧锷这两次入唐，与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却没有丝毫的关系。有关系的是他第三次入唐。这是咸通三年（862）的时期。为了进一步学习佛法，慧锷陪平城天皇子真如法亲王，搭乘张友信等人特地为了这次入唐而新造的船，从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出发，经过4天4夜的航海后，于九月七日安全到达明州（宁波）东部海边的石丹岙，后转陆路，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又一次到达了五台山。

慧锷在五台山虔诚地进修和学佛。但是第二年（咸通四年，863年）春天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这天慧锷在五台山宝华寺，意外地看见了一尊观音像。慧锷非常喜欢，想把它请到日本国去供奉。他知道五台山长老是不会同意他请走观音圣像的。为了传播观音文化，慧锷就偷偷地把观音宝像藏在身上，连夜潜行下山，直奔几千里外的明州开元寺。他在这里住了下来，到了四月，估计气候条件符合东渡要求了，就又联系上了张友信等人，搭乘他们的船准备归国了。要去日本，必然会经过梅岑山（普陀山）。这条航线慧锷来来去去走过很多次，认为是最可靠的航线。但是这次，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关于这次他遇到的奇事，有各种版本的传说。最流行的传说是：慧锷他们的船，在经过普陀山潮音洞附近海面（现在的莲花洋）的时候，船突然停住了，无论如何转舵转篷，船始终像被粘住一样动弹不得。慧锷大惊，登上船头张望，发现船只周围不是海水，而是无数的铁莲花。船被铁莲花紧紧缠住了。慧锷猛然醒悟这是观音施法，表明观音不想离开中国前去日本。于是慧锷就下船登山，借了普陀山张姓山民的房子，建“不肯去观音院”供奉观音。

另外一个传说是，船到了莲花洋后，遇到了特大风浪，再也不能前行一步。慧锷他们就在普陀山边上靠船避风。这天夜里，他梦见一个胡僧对他说：“汝但安吾至此山，必令便风相送。”慧锷知道这是神谕，他再也无法恭请观音去日本了。就把梦里的情景告诉了众人。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但是神意不可违。于是他们在船停泊的潮音洞附近找到了一个小山洞，在外面搭建了一个茅棚屋，把观音像供奉在里面，祈拜而去。山民张氏发现后，把观音宝像请到了自己家里，称“不肯去观音”。

这两个传说，前者的神话色彩更加浓厚一点，后者的梦幻成分也不少。但是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慧锷的船在普陀山外的海面上遇到了风暴，慧锷把它理解为观音的神谕，就把观音宝像留在了普陀山，而没有按照原计划带到日本去。

学界对于这个传说也有不同的意见。2009年11月中旬，由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联合舟山市普陀山管委会、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普陀山文化论坛暨“东亚观音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普陀山举行，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青山学院，以及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的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李美子博士，在她的《不肯去观音传说与日僧惠锷新探》的发言中说，通过对中日韩三国文献记载的考察，她发现“不肯去观音”传说看起来都来自于同一个题材，但是其情节描述上有很大差异，并且有些文献根本没有提到“不肯去观音”的故事。“不肯去观音”传说很可能在宋代已经形成，即以新罗商人丢掉的观音像和慧锷来华活动为题材糅合而成。日本的《元亨释书》没有记载“不肯去观音”传说所以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且故意夸大慧锷在普陀山观音文化中的功劳，把他奉为普陀山观音文化之开山始祖。“不肯去观音”传说反映的是宋代浙东一带人对普陀山观音文化的仰慕心理，具有较强的区域性。

上述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被忽视了。那就是观音传承的路径问题。慧锷“请观音上普陀山”的传说，实际上是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传承生成”，对此将在本章第四节进行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