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尽管文明的发展在物质上堆积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人的精神层面却正在经历某种异化式扭曲，所以马克斯·韦伯讲，人类的精神世界逐渐输给了物质世界。因此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待文化选择，也许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演化，未必就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这可以在中国找出很多有说服力的历史痕迹，有文章讲自唐宋以后，尤其经过元明清几代的杀戮和奴化，中国人的精神风貌越来越卑琐，想来似乎有些道理。读中国文史典籍，难免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史记》中那些雄深雅健的人物，《世说新语》那种风流隽永的气质，《国风》阳光般的真纯流淌，如唐诗宋词般超妙的意境，在明清之际取而代之为《水浒传》中的营营苟且，和《红楼梦》里的儿女私情。那些曾经的风清朗月似乎渐行渐远，有了这种感觉于是便有了“最后的风华绝代”这个标签。

所谓风华绝代就是一种注重精神寄寓的浪漫气质，哲学家冯友兰谓之名士风流的人格美，他讲真正的风流人物，必有玄心、必有洞见、必有妙赏、必有深情。这当然是中华文化历史积淀的精华，是如庄子所说的鸿蒙之光，是穿透世俗迷惘的人性焕发，是生命意识与自然精神的谐和。因此，浪漫的人生，是个体之情穿越现象世界的升华，是生命追求与自然共鸣的交响。所以我们看到嵇康临刑，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他不怜悯自身，而是惋惜《广陵散》于今绝矣。我们看到西晋飘摇之际，《世说》写卫玠不得不去国离乡的情形：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得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这种一往情深都堪称是超越个体存在的宇宙精神。

回眸历史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所有物质的增加和社会的更迁，往往只是干巴巴的数字和索然无味的条款，而生灵活现的则只有人和人的性情。俯仰古往今来，众生之世无外乎“名、利、情”三字，但如何处置这三个字，却关乎人的生命体验。大抵说来，利字当头者难免见利忘义，名为尊者间或名节自保，情为重者则不时情为物累。说到底这也都是文化精神选择中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折射。文化精神的积淀，本身就是自然万物的人性化发展，是由理性化为感性、由社会化为个体、由历史化为心理的建构行程。这种建构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讲故事，每个人在无法改变的大背景下，讲述自我的同时也在讲述社会讲述世界。因为人生阅历不同，所以也就有了世界的五彩缤纷。《梁书·范缜传》里有记载说，齐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为此范缜回到家，专门写了一篇《神灭论》，论证精神依附于物质，这就不但说到了人生的富贵贫贱，而且引申到了生命现象中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实际上我并不认同范缜的说法，人生的偶然并不是没有因果，而是往往看不出痕迹。至于年届天命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如果过于强调生命的物质存在，那没有精神思想的肉体，又何异于草木山石泥土？而文化的积淀恰恰对此加以诠释，自然科学的研究也给予了证明。著名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教授指出，基因是信息包而不是实体，DNA分子碱基只是承载基因信息的介质，而不是基因信息本身。牛津大学进化思想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名著《延伸的表现型》中，提出了“觅母”的概念，以此代指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信息。而觅母作为文化基因，并没有单一的存档介质。已故“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的解释是，在达尔文理论看来，我们只能在基因层次上进化，有了觅母，思想体系本身不需要生物性的变化也能进化。所以精神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不然人类为什么还反复强调精神价值永存呢？

有意思的是，当今社会逐物竞利，财富日增而精神颇多痛苦，所以偶然间便会生出一些疑问：人类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我总觉得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族群，甚至是作为整个物种的人类，自从几万年前开始自觉的时候，便选择了一条反自然的道路，这种日益内化的矛盾促成生命自身难以解脱的冲撞。所以人类越走越远，相伴而来带给自己的痛苦也会越来越深。阮籍“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苦闷，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号呼，其实也都或隐或显地表达了这层意思。而如陶渊明和苏东坡这些千古风流者，其最为值得称道的就是，他们意识到了外在世界的不可逆转，因而能主动附随万物而归于内心，通过诗化人生，为自己建构了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命与自然融于一体，因而充实光辉、淡然安乐。

这本《最后的风华绝代》，总为六编，收文逾百篇，而其中许多篇章，又是网络日志集成，有意识地保留了手机草草写就的风格，也是一时心境的反映。虽然因年轻时代的佚文而拉长了时间跨度，但主体还是集中于最近几年。而这几年恰好是我回归诗意人生陶然自乐之时，由传统文化的返溯又切入到东南佛国的探寻。我喜欢佛陀尤其是禅宗的澹然清净，宗教和所有的科学思想一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然其更为超越的则是，它还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寄寓。生活在杭州这个深具文化资源的城市中，使我常常有机会更加真切地感悟自然人生，譬如我会一个人跑到孤山，静坐在玛瑙坡上，想象智园禅师在此筑庐，不远处住着的是梅妻鹤子的林和靖。这两个好朋友都是隐士都会写诗，他们竟夕长谈，山道崎岖不远但丛树杂木，那时候没有路灯，夜深无月又该如何一路寻归。文化就是故事，演绎文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将这些转化为诗文写作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我试图如古人那样，用诗词为自己建构一个明净的境界，并借助于她让精神世界显得更加丰盈一些。林林总总附着于文章之中的诗词有163首，其中长短句87首，近体诗76首，这些基本都是自《栖溪风月》结集后，到2016年底两年多点时间的创作。我的90后博士生吴倩协助我整理了这些文字，她本硕阶段所学专业都是文化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本书的文化符号感。

卫军英

2017年3月23日

杭州栖溪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