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过程思想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过程生态思想与中国文化有诸多相通之处。作为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过程生态思想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现代性”的弊端；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现代性”的优良成果，并提出了一种克服“现代性”弊端的建设性方案，即建构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和关心所有生命共同的福祉的后现代世界。

柯布曾对“现代性”有一个比较简洁的概述：“所谓‘现代性’也就是‘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它虽然带来了科技和工业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现代社会总体上建基于牛顿的机械主义和实体思维；过程思想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相比，其科学基础和哲学理论都发生了重大改变。20、21世纪相对论、量子物理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发展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内在联系、有机性等，所有这些科学事实都为从现代的机械世界观向后现代的有机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过程思想正是通过整合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发展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可以说，过程思想作为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建基于后现代科学的。过程思想的这一优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怀特海的博学，特别是他本人就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史家。过程思想将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信仰、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等在新科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建构了基于“事件”而非“实体”（substance）的有机宇宙论。

柯布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十分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的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崇多元和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方式，它是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有机结合，是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的超越。其主要思想特征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反对二元论，主张整体有机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处于一种流变的过程中，并且相互联系，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摈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 ectivity）和‘共同体中的自我’（self in community）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因此主张生态主义；四是在方法论上推重高远的整合精神；五是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鼓励对话和互补；六是对现代性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七是在经济上所诉诸的是共同体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所寻求的是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

格里芬认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意味着超越现代性，也即超越现代社会：“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增长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及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它同时强调，范围广泛的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

但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并不像解构性后现代主义（destructive postmodernism）一样，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来完全否定现代性；而是扬弃现代性：“与前现代相对的后现代一词强调的是，现代世界已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征而抛弃这些进步。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仍无可救药地属于陈旧过时的观念，因为它不仅希望保留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义和符合论真理观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然而，从它的拥护者的观点来看，这种修正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对我们的经验来说是足够的，而且是真正属于后现代的。”

王治河教授认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区别突出表现在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对旧事物的摧毁，后者侧重于对新事物的建构；前者侧重于方法论，后者侧重于世界观。”

之所以要超越现代性是因为，现代性在当今社会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弊病，而且极为紧迫。“尽管直到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辞或是当代的同义词，但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扬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

王治河教授等将现代性称为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启蒙阶段，它给人类带来了某些有永恒意义的成就。比如使人类从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推崇自由精神、平等意识、民主参与、个体尊严等。但第一次启蒙也存在局限性和弊端，并且在当今已经凸显出它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后果，我们应当去反思、批判它们并避免重蹈覆辙。王治河教授等将之概括为七个方面：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想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解决欧洲大陆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困境提供了出路；为以分析哲学为主流的现当代欧美哲学注入了活力和生命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可能孕育出西方哲学新的发展方向。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正处于快速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的中国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用汤一介教授的话来说：“到上世纪末，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的成果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