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衍生与流行的学术背景和基本脉络

南宋朱熹的评论和吕祖谦、真德秀等人的选本很关注唐宋文。在此基础上，元代吴澄（1249—1333）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所作的《别赵子昂序》中提出“唐宋七子”说，八大家只少苏辙。明初朱右（1314—1376）第一次将八家文专选为一书，但其选本只称《唐宋六先生文集》（又称《唐宋六家文衡》），将“三苏”合称为一先生或一家，不尽允当，而且其书久佚，影响不大。明万历初，茅坤析苏氏为三家，又对唐顺之、王慎中的思想有所秉承，选评并刊刻《唐宋八大家文抄》144卷行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诞生。后来攻者颇多，然相沿既久，卒莫能改。由此看来，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是现存最早的唐宋八大家选本。它的产生固然是在前人基础上积渐而来，但从具体的历史语境看，实与唐宋派的崛起有关，而唐宋派的崛起又与唐宋文在举业教育中的接受密不可分。

（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产生与“唐宋派”的崛起

在八大家选本产生之前很长的一个时期，文学教育为明代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思潮所笼罩，在此影响下，唐宋文在以举业为中心的教育实践中处于受歧视的边缘地位，而秦汉文也没有真正为举业教育所接受，因而实际的文学教育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李梦阳认为“西京之后，作者无闻矣”，因而他的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王世贞则说：“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必然耳。”又说：“唐之文庸，……宋之文陋。”可见，他对这种独尊秦汉、弃逐唐宋的倡导最终还是赞同的。就此而言，《明史》说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大致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充满个人意气的理论在文学教育中所造成的后果是，“嘉靖以来，文人皆遗弃六经，师法秦汉，而仅袭其迹，视韩柳以下蔑如也”。于是，“以古文辞睥睨当世，而抗谈秦汉，唾弃唐宋”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此影响下，文学教育的预设内容限于秦汉一隅，而唐宋文则被剥夺了在文学教育中的合法地位。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七子所提倡的秦汉文与八股文在精神气质、文体样式和结构意脉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无法成为攻举子业者用来学习的有效范本。八股文是用来阐发经义的，它与先秦文的纵恣和西汉文的沉雄缺乏精神上的联系。八股文以议论为主，秦汉文以叙事见长，二者在文体上亦不能连贯。八股文讲究起承转合，法度森严而僵化，而“汉以前之文……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在逻辑思维方式上与八股文也有很大差别。秦汉文与八股文很远的事实，严重限制了其在举业教育中的普及。在这种情况下，攻举子业者不肯去读秦汉文，又不屑去读唐宋文，举业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差不多处于真空状态。“文必秦汉”理论给举业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不在于抬高了秦汉文，而在于压低了唐宋文，从而使得举业教育既不能有效地取资秦汉文，也不能合法地取资唐宋文。

相较而言，唐宋文与八股文的关系就密切得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唐宋文与八股文都是载道语境下的产物，二者在精神气质上极为密切。清人曾说：“时文之于古文，异体而同辞，异辞而同理。”又说：“文以载道，而制艺即阐道之文。”一个是载道之文，一个是阐道之文，二者本自“同理”。第二，与秦汉文相比，唐宋文以议论见长，也以议论为多，二者在文体上相近。第三，唐宋文法度森严，有迹可循，足资八股文从中取法。其中第三点最为重要。清人认为，古文与时文虽然颇为不同，但在法度上却是相通的：

予尝与论古文、时文是二是一，盖古文多叙事、议论，间涉粗豪；时文替圣贤立言，且系帖括体，要审察圣贤语气精神，曲折肖题，须十分细腻真切。而以文章之机局气势而言，其起伏照应、抑扬顿挫、离合擒纵、出落关键之法，则古文、时文一也。

而关于举业教育之所以应从唐宋文入手的理据，日本刘煜所论最为精辟：

夫儒先之于文，其所祈向取则者，非六经、先秦、西汉乎？宪章六经、秦汉，奚事乎唐宋之卑卑？予尝博观于艺林，其由八家、六径而入者，随才之崇卑、用工之生熟，咸有可观。其雄心悍气，欲一蹴追秦汉，而上者不入挦撦吞剥之习，必陷于铣溪篠骖之艰棘。自二李之复古，业已不慊识者意，矧才逊焉者乎？盖六经、秦汉之文，龙变神化，法存无法之中，初学见之，茫不知所持循；其或者不自量而强学焉，则仅仅得其皮毛糟魄而止，亦执所必不免也。若夫八家，则辨论纵横，而指归灼然，照应妙，起伏奇，而蹊径可寻，令人一览，瞭焉不迷所向。故八家之文，夫人可学，而六经、秦汉则否也。

诚如刘氏所言，秦汉之文无法可循，如是硬要去学，则只好“挦撦吞剥”，得其皮毛。以此言之，明七子“挦撦吞剥”的学古结果，是其理论缺陷的逻辑必然。与此相反，唐宋文有法可循，只要去学，必能有所收获，其最终成为晚明至清末举业教育中的主要学习范本，也具有某种必然性。

（二）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流行与唐宋文的经典化

明七子的影响始于弘治、正德时期，在此之前，唐宋文本来就是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是尚未形成万历以后的那种压倒性优势。成化末年的情况是：“自举业盛行，而士子攻古文辞者日鲜。间有从事乎此者，多取法于唐宋，而于秦汉、魏晋之文，时或得一二于简编之中；而能得其全、考其详者，盖无几矣。”那时候士人学习的范本主要不是秦汉文，而是唐宋文。由于惯性的力量，甚至在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的同时，坊间所刻以及乡塾流行的散文读本仍然是以韩、柳、欧、苏、曾、王为代表的唐宋文。与前七子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祝允明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

士号知文者，其所选辑，无虑数家，莫不随声逐景，无复寻索。村塾书坊，亦复纷纭。至于兹辰，八龄三尺之蒙，父师诏之，此子承之，未识世间有何典籍，话及文章，辄已能道韩、柳、欧、苏之目。略上者既称六家，已咎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长，目未接萧之《选》、姚之《粹》，闻评古作，便赞秦汉之高古，斥六代之绮靡。其意以为前人论定，何更权量？四家六氏，无复加尚。

可见，当时童蒙是读唐宋文的，而成年后却又在“文必秦汉”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对幼年所读的唐宋文加以鄙薄。这种幼年为举业而学唐宋文，成年后又标榜秦汉文的尴尬局面到嘉靖间王慎中提倡唐宋文时，才开始有所改观。不过，王慎中所看重的主要是宋文，尤其是宋文中的曾巩文。茅坤则与王氏有所不同。茅《抄》原本是为茅氏弟子举业而准备的家用课本，它所看重的是与举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欧、苏二家文，最不看重的是曾文。可以说，虽然同为唐宋派的代表作家，王、唐看重八大家主要是从“道”着眼，而茅坤则主要是从“文”着眼，在文中又尤其看重有资举业之文。这样看来，“与制义为近”的唐宋文在以举业为中心的明清教育中找到广阔的生存空间，原本有着内在的理据；在七子崛起的弘正之前和之后的一个时期，又原本就有着以唐宋文为主要学习范本的传统。茅《抄》的编刊契合了这一理据，接续了这一传统，又以不同于其他唐宋派诸人的眼光，在文学与举业之间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平衡点，从而打通了“文必秦汉”时代文学与举业无法相兼的尴尬格局，为八大家选本的衍生及其文学教育作用的发挥找到了强大的动力之源。

但是，唐宋文成为明清文学教育中的主要学习范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明人孙慎行曾说，父亲发现他读八大家文，即“大骂迂阔，不令其读，以为伤制举业”。孙慎行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所回忆的幼年之事当发生在万历之初，看来那时茅《抄》刊行未久，影响还不大，读唐宋文还受到家长的禁止。一直到茅《抄》流传五十多年后的晚明时期，八大家也没有取得经典的地位，那时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古派方兴未艾，对八大家文的非议也多起来。据孙慎行说，那时的“初学小生”多“以八家为卑”、“畏八家若腐”。所谓“腐”就是指茅《抄》所收的载道文太多。这种在文学教育中对八大家加以排斥的情况到清初还存在，不过理由正与晚明相反，也即认为八家文“腐”得还不够，不足以接续“正统”。如刁包认为，不必说八大家，就是茅坤所标榜的七个“圣于文者”也没有资格接续文统，所以他编成《斯文正统》，以便重新找回被茅坤搞乱的文统。

可见，八大家在清初尚未取得稳固的地位。王夫之曾批评茅《抄》“引童蒙入荆棘”，并说“有《八大家文抄》而后无文”, “陋人以钩锁呼应法论文，因而以钩锁呼应法解书，岂古先圣贤亦从茅鹿门受八大家衣钵邪？……魔法流行，其弊遂至于此”。王氏所言不无道理，八大家选本继茅《抄》之后，以“钩锁呼应法解书”，的确有其弊端，但它与科举语境中的明清教育相适应，因而能够像“魔法”一样取得了“流行”的效果。这种势头至康、乾时期到达极盛。据清人程量越康熙十五年（1676）所言，到他那个时候，已出现了“几于家韩柳而户欧苏”的火爆场面。程岩也说：“自归安茅氏以韩柳八家为古文之宗，后学靡不垂髫受读。”由此可知，到康熙前期，八大家散文已经成为基础文学教育中的必读书。到李兆洛生活的嘉、道时期，则出现了唐宋文压倒秦汉文的态势：

洛之意颇不满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所谓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轻浅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咏，口牙小慧，谫陋庸词，稍可上口，已足标异，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书。

从李兆洛对当时风气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古文家”已以唐宋为高，以秦汉为卑，与晚明“以秦汉为高，以唐宋为卑”的时尚正好相反，而且取法唐宋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家家有集，人人著书”的火爆场面。高嵣在乾隆末年说八大家文“洵古文之极则，制艺之渊源”，可以说是对八大家在清代取得的两方面地位的精确概括：在学术领域已取得堪称“极则”的经典地位；在以“制义”为中心的文学教育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经典读本。

与此同时，八大家选本的流行也产生了新的弊端，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除李兆洛外，对此提出批评的还有王士禛以及桐城派诸人。王士禛说：“学唐宋为古文者，逐貌而失神。”不过王氏的批评是从文学着眼，而桐城派诸人则从道学着眼。诚然，桐城派以继承孔子、孟子、韩愈、归有光以来的所谓文统自任，对八大家的“文”是肯定的。据说，桐城派殿军吴汝纶“案头日置韩文一卷，时时读之”，曾国藩也“日抱韩文不去手”。尽管如此，他们对包括韩愈在内的八大家的“道”还是颇多讥评。在方苞看来，柳宗元在“道”方面就不合格：“其言涉于道则肤末支离，无所归宿。”姚鼐甚至认为韩愈、欧阳修也同样不合格：“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人借以达道，其后文至，而渐与道远。虽韩退之、欧阳永叔不免病此，况以下者乎？”以道学标准苛评八大家文是桐城派的一个总体倾向，他们认为八大家在“义理”方面甚不足取，可学者唯有“辞章”，因而要达到“清真古雅”的审美标准，必须别有所取：

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

对于八大家“道”的一面，抨击者向来甚众。故八大家选本的盛行，主要依赖于第三点，也即其法度。“古人文章可告人者，唯法耳”，所谓“潜心经训，而假道于八家之文”，“教之韩、柳、欧、苏之笔，发周、程、张、朱之理”, “以濂洛关闽之旨，运韩柳欧曾之机”，就是把八大家的“道”与“法”加以区别。这一点，在桐城派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形成与八大家文长期以来发挥的文学教育作用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不过他们将八大家的“法”加以吸纳，对其“道”则加以挑除，换上了更沉重的道学成分。可以说，桐城派的主要理论主张是在扬弃唐宋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八大家选本在明清文学教育中长期流行的结果。

总之，唐宋文的经典化过程到康乾时期才彻底完成，其主要标志就是实现了文学观念从“秦汉以后无文”（李攀龙语）到“八家之外无文”（刘大櫆语）的历史性转变，并对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的形成起到了正反两方面的启发作用。唐宋八大家选本的流行是唐宋文经典化的结果，又反过来推进了唐宋文的经典化。

（三）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与学古路径的转变

八大家选本对明清文学教育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学古路径的转变。初学者为举业而进行的古文教育是从秦汉入手，还是从唐宋入手，在不同的时代往往具有不同的共性，而这种共性又是由当时的文学观念决定的。薛应旂说：“六经以下，惟秦汉为近，降及唐宋，则去古愈远，其趋愈下。”在唐宋八大家选本流行以前，主流的文学观念是“文章与时相高下”，也就是说以六经为参照点，越接近六经，就越“去古未远”，也就越高明，此后的文章则每况愈下。这是明代七子“文必秦汉”复古理论的主要依据。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古文学习的顺序是先学秦汉，再学唐宋，因为这样才能“取法乎上”，不致认错路头。这样的认识在茅《抄》之前十分流行。茅坤为《唐宋八大家文抄》所作的叙言，可以说抓住了要害，对“文必秦汉”的理论依据，也即“文章与时相高下”的观念给予致命的打击，其手段就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的著名观点：

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

也就是说，文章的高下，不能以“时”为标准，而应该以“道”为标准；后来的文章只要“道”胜，也可以超过前者。这是欧阳修“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理论的发挥。在此基础上，茅氏又从文统与道统的角度论证了八大家的合法性。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既然唐宋文并不比秦汉文差，那么学习古文从唐宋文入手就有了理论依据。加之“八家之文，于制义为近”的事实联系着人皆奔竞的利禄之途，初学者先从唐宋文学起，然后再学习秦汉文，就成为清代，特别是康、乾以后的一种普遍风气。不过，由于惯性的力量，在明末的基础教育界，还是延续着先秦汉后唐宋的顺时格局。例如，清初储欣说：“余成童时，读《诗》、《书》、《春秋四传》及先秦两汉之文，颇成诵。先君子因授以八大家文，名曰《文抄》，归安茅鹿门先生所撰次也。”储欣生于崇祯四年（1631），其“成童”时当在明末，那时他是先读熟了秦汉文之后才读唐宋八家文的。主张先读唐宋文、后读秦汉文者，当以康熙时期教育家唐彪为较早。其《家塾教学法》云：

初学先读唐宋古文，随读随解，则能扩充才思，流畅笔机。……其周、秦、汉古文，神骨高隽，初学未能跂及，宜姑后之。虽然，秦汉古文少时亦可诵读，惟讲解取法，则宜先以唐宋古文，为易于领略耳。

康熙四十年（1701）塾师于光华云：

初学经书既毕，即宜授以古文，但前贤选本俱从左、国、史、汉、六朝、唐宋相承而下。编次之体宜尔，而塾师亦即从左、史入门，初学遽难领略。故业师家仲得舆先生授华等古文，先由唐宋八大家起手，次两汉，次左、史，层累而上，指点古文渊流别派。且即唐宋、两汉中分为两种，择其起伏层折路径可寻者，先为讲解，俾知古文大概，然后授以沉雄深厚之作，微寓由浅入深意。华自课徒以来，即遵此法，初学颇易领益。因将童年应读之文，裒成一编，分为四集，以备家塾课本。非敢逞臆，亦不忘师训云尔。

乾隆五十三年（1788），高嵣云：

诵读之法与编次之体不同。昔人言：秦汉文法宽，唐宋文法严。又云：秦汉文法微，唐宋文法显。故初学经书既毕，授以古文，须先从唐宋入手，使有径路可寻，次及史、汉，层累而上。盖推本以求，由左、国、史、汉以下迄唐宋者，穷源及流之道也；逆溯而往，由唐宋以上至左、国、史、汉者，先河后海之义也。

高氏在总结前人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诵读之法与编次之体不同”的重要论断，对清代文学教育中由唐宋上窥秦汉的逆时路径以及这一路径的内在理据作了全面的总结。这是说，文学读本的编次顺序自然是先从秦汉开始，然后才是唐宋，但在学习的时候则“须先从唐宋入手”，之后再学秦汉文，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有径路可寻”。潘德舆亦云：“学古文者，由欧、苏入而柳而韩则几矣，由韩而《左》、《国》、《史》、《汉》则成矣。此由浅入深、由疏畅而结轖之渐也。”可见，康熙时期的塾师唐彪、于应骏（字得舆）、于光华等人率先在教育实践中采用从唐宋入手的逆序教学法，扭转了“从《左》、《史》入门”的传统路径；这一做法在此后得到了广泛认同。

需要说明的是，唐宋文虽然在万历以后十分盛行，但在基础的文学教育中并没有取代秦汉文的原有地位。其间流行的大量初学古文读本，如《古文观止》、《古文析义》等等皆始自秦汉，而从所选文章的比例来看，主要是秦汉文和唐宋文两大块。这说明，唐宋文在明清时期的流行打通了秦汉与唐宋的原有壁垒，将文学教育的学习范本从秦汉文引向了唐宋文，在文学教育中为唐宋文争得了与秦汉文相辅而行的经典地位，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明代中期以来“文必秦汉”的狭隘路径。与此同时，八大家选本的流行及其与举业教育的结缘有力地打通了古文与时文，结束了万历以前“古文有妨时文”的对立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大致以万历为界，文学教育由秦汉与唐宋、时文与古文对立的偏狭格局，逐渐向二者融合的宏通格局转变，其中八大家选本的流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