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语境：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任何探究既不应脱离思想史，也不能忽视当下之语境。如若紧追时代风尚，便丧失了历史厚重感。反之，若脱离当下的思想趣味，很可能迷失于历史之浩瀚。对实践问题的探究也应如此。在追溯思想史之后，我们还需熟知当代语境。如今思想界关于实践的讨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分析和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共同构成当代实践转向的出发点。在欧洲大陆，海德格尔一反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将知识与存在问题共同置于在世存在的基础之上。在分析哲学内部，后期维特根斯坦毅然放弃了前期路线，用动态的“语言游戏”取代了静态的逻辑语义分析。正是这两位思想家共同为当代实践哲学搭建了舞台。

近代以来主客体二元论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海德格尔称之为“认识论的超越性问题”。在他看来，不停地擦亮我们心中的那面“自然之镜”（设计更加精致的通道）是毫无希望的。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从根本上对二元存在论前提进行改造。把人规定为思维，把世界规定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错误。海德格尔主张，最源始的状态应该是人与事物之间的实践整体性。人作为此在已经在世，已经投身于与事物打交道的活动之中。事物不是独立于实践情境的客体，它总是在此在的操劳活动中呈现自身。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性并不具有源始性，它起源于实践活动的断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把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分析称作实践整体论（practical holism）是颇有见地的。

在《存在与时间》有关理解和解释的章节中，实践的在先性和源始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何谓理解（verstehen）？它“既不是有别于说明和构思的一种确定的认知种类，甚至完全不是主题性把握某物意义上的任何认知”。理解是一种实践性的“能知”（know-how）：

在德语中我们说某人能够verstehen（理解）某物——字面的意思是stand in front or ahead of it，即站在它面前，照料它，对付它，掌管它。这就等于说他理解它（versteht sich darauf）——对它有技能或者内行意义上的理解，这就等于说他对此掌握能知。前面定义的“理解”的意思，旨在回到日常语言中的这种用法。

能知意义上的“理解”，是对事物的实践性把握，是未言明的、非主题化的。解释（Interpretation）作为对事物意义的明确表达，则奠基于理解，“解释在生存论上奠基于领会（即理解），而不是相反”。海德格尔对这一点的论证是，任何解释都具有三重前理解结构：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掌握（Vorgriff）。这些在先结构为所有的解释提供了根据和背景，而前理解本身则等同于此在的操劳性能知。这样，实践背景构成了任何主题化认识的前提，并为后者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此在与事物的实践一体性作为任何认知的前提条件，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有力的张扬。

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为当代实践理论提供了另一种灵感。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的使用称作“语言游戏”。任何游戏都要有规则，语言游戏也不例外。现在的问题是，遵守规则是怎么回事？一般的解释是，行为是否得当取决于明确的规则。比如，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必须遵守规则，不然会得红黄牌，甚至被罚下场。这条思路是康德哲学的延续。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为道德行为制定了普遍规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从形式上决定了什么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把这种解释方式称作规则主义（regulism）:“这种观点，即认为实践的适当性（proprieties）总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作为基础原理之约束性的表达，可以称作有关规范的规则主义。”然而，维特根斯坦认为，规则主义会导致无穷倒退，理由是：明确的规则如果要决定特殊的行为，就需要被正确应用于特殊的实践场合，但判定规则的应用正确与否本身又需要诉诸另一条规则，如此以至无穷。规则并不包含自身的应用规则：

“但是一条规则怎么能告诉我在这一点上应该怎样做呢？不管我怎么做，在某种解释下，都是与规则相符合的。”——那不是我们应该说的；我们应该说，任何解释以及它所解释的东西都是悬而未决的，因而不可能对被解释的东西给予任何支持。解释本身并不能确定意义。

对于规则主义，实际上康德本人也有类似的反驳。在谈到判断力的时候，他说：“如果把一般知性视为规则的能力，那么判断力就是把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也就是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归摄活动本身是否受制于明确的规则？康德认为，如果作肯定的回答，会导致无穷倒退：

如果它（普通逻辑）试图普遍地指示我们如何将某物归摄到这些规则之下、亦即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这些规则，那么这只有借助于另一条规则才有可能。但正因为它是一条规则，这反过来再次要求判断力提供指导。

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是，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Praxis）。康德的结论是，判断力是一种技能，无法教导，只能练习。我们不应该用外在于实践的规范来约束实践，应反过来将规范视为由实践所构造并不断重构的东西。理性主义传统倾向于用理论来统摄实践，而维特根斯坦则赋予了实践以优先性和基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