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城市发展的理论热点

2.1.1 理查德·弗罗里达的“创意城市”

简·雅各布斯较早提出创意城市的思想（Jacobs,1969,1984），主要针对创新型小规模手工艺术制作产业，其借鉴了Sabel对第三意大利产业发展的思考，这是一种集聚性专业化创新的经济形态，并在该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探讨。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转型，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兴起，至90年代创意城市概念逐步流行，格拉斯哥一度被称为“欧洲文化之都”，并推动了文化创意城市相关政策报告的产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关注的焦点。但是，创意的概念更多局限于文化艺术活动，创新则与制造业经济特别是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紧密相连，当时相关学者更加强调正在崛起的后福特主义或弹性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城市文化经济开展了深入探讨，如21世纪以理查德·弗罗里达和艾伦·斯科特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者。基于21世纪全球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知识性经济开始占据新时期城市的主导地位，并推动了城市社区的复兴或新兴城市的崛起，生活环境日趋审美化且具有消费性和娱乐性，促使相关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优越的消费环境氛围驱动着城市经济增长。

弗罗里达早期开展过外资企业投资活动及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产业组织方面的相关研究，后来发现人力资本是推动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键要素，由此将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概念应用于城市增长理论，认为那些能够提供高水平社区环境氛围（amenities）的城市将可以吸引更多的创意阶层入驻，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Florida,2002）。同时，弗罗里达基于创意阶层概念提出了“3T”理论，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宽容（tolerance）”，这些成为支撑新时期创意城市的基本要素。他在回顾近十多年的创意阶层与经济发展研究中指出，由于受马科斯和熊彼特的技术、产业与经济演化学说，以及雅各布斯的地方、聚集与城市思想的启发，自己从企业或产业方面的研究开始转向创意产生的地方本身分析，而创意的概念建构不同于简单的知识、技术或创新，它广泛存在于不同类型、不同社会地位或不同职业的人群之中，并可以通过教育、工作、交流等方式得到提升。雅各布斯指出，企业能够提高效率，创新产生于地方（Jacobs,1984）。卢卡斯则提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概念（Lucas,1988），即由于创意阶层人群聚集在城市而推动经济的增长，这些正是创意阶层和创意城市的理论来源（Florida,2014）。尽管创意阶层理论不断受到相关学者的批判或质疑，但其对地方社区环境营造的关注显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各城市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

2.1.2 爱德华·格莱泽的“消费型城市”

过去、当前或未来的城市依赖于人口密度，那些生存下来且繁荣兴盛的城市，都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或密度效应，这也是城市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大部分学者均将城市作为具有生产功能的集聚经济形态，忽略了城市拥有的消费功能，或将之作为负面的集聚效应。事实上，企业或个体在城市中获取的利润或收入越多，同时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地租和通勤成本，但究竟是何种原因促使城市仍然在吸引人口聚集？针对当前信息技术经济的兴起和制造业的外迁，爱德华·格莱泽认为，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居民或家庭日益富裕，生活质量将逐步成为特定区域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人们将会把收入花费在生活更愉悦的地方，而就业地点的约束力将会越来越弱。例如，美国人口向阳光带城市的迁移，是由于他们宁可承受较低的收入，也要享受宜人的气候以及较低价格的住房；迁居纽约则与此相反，以相对不高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换取大都市丰富的设施环境和高价格的住房（Glaeser,2001,2005）。

良好的城市生活氛围或设施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费型服务或产品的多样性与丰裕度，诸如特色餐馆、咖啡馆、剧院、画廊、博物馆等消费设施，对受教育水平较高且相对富裕的工作者吸引力较大。二是审美化的物质环境和温度适中的地点，如建筑风格与城市气候。三是良好的公共设施，高质量的学校和低犯罪率对高等教育就业者具有较强吸引力。四是可达性或移动速度，能够保证在较短的时间内上下班通勤或享受到消费型设施服务。同时，格莱泽提出“三个均衡”机制理论来解释城市发展进程，即收入、人口和专业化可以通过自动调节机制推动城市经济增长（Glaeser,2007）。其中，人口多寡由开发商或建造者均衡机制来决定，人口数量、住房供给和土地开发相互制约。工资收入和就业岗位由企业均衡机制决定，其生产水平受技术因素影响，收入水平受到就业、人口增长乃至建造者机制的制约。个人或家庭对城市生活环境的选择偏好相对灵活，但受制于地方平均工资水平、人口压力及便利设施容量的影响。上述三个循环过程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城市发展的结构性机制，并在不同区位或类型的城市中表现出来，由此可以解释美国东北部城市与“阳光带”城市的变迁过程。

2.1.3 艾伦·斯科特和迈克尔·斯托泼的“新经济城市”

艾伦·斯科特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的发展特征进行了阶段划分，当前已经进入“新经济”（new economy）发展时期，当代经济中增长和创新的前沿是由诸如高技术产业、新工艺制造、商业、金融服务和文化产业等部门组成，它们共同组成了“新经济”。由此，斯科特提出了“智力—文化”（cognitive-cultural）经济概念，对当前资本主义城市化与城市增长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学习、创意、创新是新时期经济形态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集聚性专业化的经济形态，逐步吸引了多元性劳动力阶层的聚集，这也是“创意场”（creative field）理论的核心特征（Scott, 1999）。“创意场”理论是20世纪斯科特针对创新型经济发展提出的基本概念，用于整合当时的各种创新产业空间理论，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中创造活动的空间基础。他认为，创意场概念可用于描述任何塑造或影响人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社会关系系统，它构成了各种创新相伴发生的场所，表征由一系列产业活动和社会现象所组成的地理差异化的相互作用网络，这些相互作用网络产生了多样的创业和创新结果。若将创意场理论反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创意场就是城市社区增长的重要组织单位，其核心要素表现为各种技术密集、生产服务、文化创意的产业集群，即共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和学习（learning）的集聚经济，这些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同时，围绕这些集群的劳动力市场是各种创意的重要来源，而大都市区域有利于维持个体创意的产生，并可以保证社会文化空间及地方环境氛围的再生产（Scott,2014）。

迈克尔·斯托泼认为有四种要素在推动城市发展，即专业化（specialisation）、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事件（accidents）和制度（institutions）（Storper,2010, 2013）。其中，专业化与集聚经济密切相关，后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劳动力市场共享和本地技术溢出，地理集聚与地方专业化有利于产生创新型活动，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并能够促进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偶然性事件对城市发展也比较重要，一旦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事件在特定地方发生，就会产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进而促使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萌生以及集聚经济的形成。人力资本或技术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特定类型的专业化集聚经济将会吸引相应的人力资本聚集，而非相反的由人才招徕进而形成聚集经济，这样能够形成具有特定产业功能的城市。在制度影响因素方面，除了正式的政策性体制对城市的市场、投资、创新等产生作用之外，以私人机构或个体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也会塑造城市经济形态，如城市商业或社会精英网络，以及非精英组织团体，这些要素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进而调动起知识、资本及人力资本的循环流动，促进城市创新活动的产生，并能够影响政策性制度或行动计划的制定，成为连接地方社区与城市政府的沟通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