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大都市空间结构相关理论

3.1.1 相关理论分析

继提出西方郊区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演变模型之后，彼得·霍尔（1999）认为，未来城市正在浮现出一种新型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由以下要素构成：①传统商业中心，从城市起源时就开始存在，大多数地方进行过重建，但保持着传统的街道格局和古老建筑，如伦敦城（city of London）、中心区（downtown）。②第二层次的商业中心，由20世纪以前的高级住宅区发展起来，如伦敦西区、巴黎16区，现在这些地方聚集着商务办公活动及娱乐文化活动。③第三层次的商业中心，即所谓的“内边缘城市”（inner edge city），自1960年以来在城市重建地带发展起来，与上述两种有一定差距，如拉·德方斯、新宿、波茨坦广场，这里集中着新的办公场所，以及娱乐场所。④外边缘城市（outer edge city），通常是围绕机场或在通往机场的主要轴线上。⑤最远的边缘城市，包括规划的新城或扩张后的城镇，吸引着大规模“内勤办公”活动的集聚。⑥专业化集聚区，一般具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吸引大量人口的活动，如体育场馆、会议展览中心、主题公园等。

与美国多数城市的空间演化表现为要素由城市中心向外低密度分散化不同，代表后现代大都市的洛杉矶则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发展特征。随着传统工业区的衰落所引发的经济重构，洛杉矶中心城市之外的边缘和外围地区发生了迅速扩张。爱德华·索亚认为，这些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拥有一样重要地位的全球经济新型工业空间，不仅仅是中心城市的卫星城，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城市。这些边缘或外围地区直接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网络相连，使得城市内部中心与郊区之间的等级更加模糊，也淡化了中心城市作为本地或地区功能中心的角色。70年代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奥兰治、圣贝纳迪诺、里弗赛德和文图拉4个县，人口增值率达到40%，就业增长率更高。以奥兰治县为例，在这个以高科技产业为标志的地区内部，既有高收入人群的高档住宅区、也有廉价劳工的聚居地，以及作为主要经济发展动力的高科技企业，并包括大型区域商业购物中心和休闲娱乐空间。总之，无论是着眼于洛杉矶大都市区尺度还是外围县尺度，郊区地带、边缘地带、外围地区的重构特征，很难用传统的城市和郊区的定义进行界定，这些地区越来越独立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孙斌栋等，2015）。

与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市相比，亚洲地区大都市空间呈现出另外一种表现特征。Aprodicio（2005）在《超越大都市：亚洲巨型城市区域的规划与管治》（Beyond Metropolis:The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of Asia's Mega-Urban Regions）中认为，该地区的内城不同于北美城市，尽管破旧却得到了维护，仍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边缘城市并没有获得发展，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其中，城市边缘区包括外围农业区、小城镇、卫星城市、创新中心和高技术园区、经济特区、开放海域地带，这些区域应该得到更好的规划与管理。T.G．麦基（2007）较为认同斯科特利用“全球城市区域”概念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新型空间社会形式给出的定义，他指出中国大都市区域同其他地区经济实体一样，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参与吸引经济交易活动的竞争，并通过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如建设奥运会场馆、迪士尼乐园、新机场、会议或会展中心、多功能媒体走廊等，以及城市更新与开发区建设，使得该城市—区域更具有吸引力，但其中也涉及地方财政在中心城市与边缘区或农村的空间配置失衡问题。

李思名（1997）考察了80年代后香港作为世界城市崛起的过程中其空间形态所出现的变化，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了香港的经济与空间的转型：①中心商业区（CBD）扩大和用地强度深化，由传统的香港岛中环和九龙半岛尖沙咀向东延伸，如铜锣湾、湾仔、金钟等，并形成不同的金融机构、企业总部、文化娱乐及消费集聚区。②中心城市边缘的原工业区重构，由于工业内迁而出现工业大厦空置，如九龙半岛北部，但由于毗邻港口、机场和商务区的优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混合有公司分部或开发设计职能的综合工贸区。③新市镇计划，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居住和工作相配套的中心城市外围新城镇建设，但由于经济转型使得设想目标也相应落空，造成就业与居住之间的地理分离。④核心城区“绅士化”和社会极化“双城”（dual city）现象，既涌现出像兰桂坊绅士化后的高消费及文化场所，也并存着失业、“笼屋”、居无处所的社会分化现象。

宁越敏（2000）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仍然较易受到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的双重制约，与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CBD地区高度集中的生产服务业相比，上海出现生产服务业与办公楼空间相互错位的现象，这是由于土地利用受地方政府影响而使各地区商务楼宇均衡发展。同时，在大都市区范围内上海空间结构可以划分为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的中心城区，以工业园区和大型居住区为主的通勤区，以及新城模式的郊区三种圈层形态，最终实现“多圈、多级、多核、多轴”的空间战略目标（宁越敏，2006）。吕拉昌等（2006）对全球化和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广州空间形态逐步由“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结构模式”向“多核心网络发展模式”转变，在这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空间要素，如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大学城、大型居住区等，并多布局在老城区外围，形成新城，而服务型企业集中在老城区及天河新的CBD，制造型跨国公司分布于开发区。

3.1.2 经验总结与实践启示

若将成熟的全球城市与形成中的国际城市对比，其空间组织形态差别较大，这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仍然处在转型期。因此，成熟的世界城市主要集聚着各类生产服务业及信息产业，工业制造区逐步成为被淘汰或废弃的区域（zone of discard），而对于形成中的国际城市，技术研发及生产制造型空间正在以高技术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形式出现。英国政府伦敦事务部（Government Office For London,1996。Hall,1999，中文版2004）通过对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4个全球城市的研究表明，这些城市仍然集中着4种主要经济活动类型，即金融与商务、管理、创新和消费：①金融与商务服务，如银行、保险、法律、会计、广告和公共关系等，以及建筑、土木工程、工业设计和时装设计等。②管理与控制机构，如国家政府和机构组织及主要机构（如跨国集团）的总部。③创造性产业和文化产业，如现场艺术表演、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会、印刷和电子媒体等。④旅游，包括商务和休闲旅游（旅馆、饭店、酒吧、娱乐及交通服务等）。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学者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引入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研究中，全球生产网络正在按照价值链曲线规律，将不同经济活动环节在城市空间进行地方镶嵌，各个价值区段的地方集聚形成相应的产业综合体，从而组合为一个包括CBD、科技园区、副中心、工业区等单元的多中心大都市空间结构（图3-1）（李健，2011）。事实上，相对于20世纪初期伯吉斯和阿隆索所分析的工业化时代城市，21世纪前后的全球化大都市更具有后工业化特征，表现出信息化时代的“破碎化都市性”，即都市空间的片段化和网络的区段化（Castells,1996），更被有关学者称之为独特的后现代都市特征（Soja,2000; Dear,2000）。然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全球化城市则表现出来的信息社会中的“时空压缩”特点，兼有工业化时期空间形态和后工业化社会迹象，如T.G．麦基所提出的东亚地区大都市空间组织模型，工业区仍旧是城市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C.D．哈里斯也重新修改了针对工业化时期的多核心城市空间模式，将其发展为城市区域的边缘模式（Soja,2000）。

图3-1 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模式

资料来源：李健，2011.

尽管全球化时代大都市融合了不同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呈现出一种后大都市多元化的拼贴特征，并没有太多的空间组织规律特征而言。但是，综合国内外各类型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区，在这些城市中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空间元素，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表3-1）:①生产服务集聚区，包括成熟的全球城市所拥有的生产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会计、法律、广告等类型，也是国际性组织机构和服务型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具有代表性的有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香港中环、上海陆家嘴等。②高技术集聚区，主要指科研技术型及相应的生产制造型行业，如信息技术产业的研发及生产活动，这既出现在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中，如旧金山—硅谷、西雅图—雷德蒙德（微软园区）、东京—筑波，也会在形成中的国际城市不断涌现，如台北—新竹、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张江高科园）、杭州—余杭阿里巴巴淘宝城等。③生产制造集聚区，一般属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城市的边缘城镇，如毗邻上海的苏州昆山和深圳富士康园区，发达国家的个别地区也会拥有，如美国西雅图—埃弗雷特（波音公司）、日本丰田城等。④文化消费集聚区，包括中心城区的绅士化地带，以及都市外围的艺术展览馆、会展场馆、体育场地和大型主题公园等，如纽约苏荷区、洛杉矶好莱坞、香港迪士尼乐园、北京前门大栅栏、上海新天地等。⑤全球—地方化大型封闭社区，是指近年来中国大都市边缘和近郊区兴起的具有全球化意象或地方化特色的大型封闭社区，如杭州余杭的良渚文化村，上海松江的泰晤士小镇等。⑥绅士化、艺术化或符号消费型乡村地区，地处大都市内部或外围，明显受到中心城市各类信息、资本、人才及消费活动的影响，仍然保留着村级管理体制架构，如北京宋庄、广州小洲村、南京“国际慢城”桠溪、杭州外桐坞村。

表3-1 新时期城市区域的典型空间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