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别塔”是一个关于沟通的隐喻故事。相传很早以前，人们相约建造一座通往上天之塔，由于口音语言相通，大家齐心协力，塔建得很快很高。上帝得知后担心人们可以直通通天之途，从而不再仰视于他，便使出魔力令大家各说各话，人们相互之间再也听不懂对方的话。于是，沟通难以达成，人心就此涣散，“巴别塔”终成无望之路。可见，沟通足以令上帝失色，各说各话又使上帝得以再次掌握人类的命运。

传媒是人们跨越时空维度的“巴别塔”，它既是人类建立各式共同体的通道，也是人类各说各话的隐征。传媒能否成为沟通不同群体的语言或方式，从而协助人们去建造通往上天的巴别塔，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这是许多人的共同梦想，也是传媒与生俱来的责任。但传媒并非“飞来石”，被资本、市场、传播科技、不同受众需求等影响的传媒呈现出了观念意识“众声喧哗”的特征。单从阶级/阶层的维度看，传媒并不外在于市场化以来渐趋分明的阶级分化、阶层固化之现实，并且更进一步讲，传媒是否参与再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正是本书所要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已将近四十年的语境下，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呈现出两种基本路径：一是奉“信息传递”为基本宗旨，把媒介制作、内容生产当作中性信息过程看待，摒除此前以“宣传”为特征的政治化、革命性话语；二是在逐渐明晰的文化信息产业的政策背景下，把新闻传播研究当作政策指导或实践指南。这两种基本的研究路径均含有对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研究客观、中立、科学的理论预设与价值认定。

但是，区别于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传播，作为一门学科的新闻传播研究的意义何在？它是客观、中立的吗？它可以因为学科的科学性而摒除对社会的关注和介入吗？作为上下沟通、左右连通的信息方式，新闻传播本身是为了完成对公共话题的延展、对社会共识的建造；作为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科学领域，它还应该是一种对社会的关照，一门涉及道德性与政治化内涵的学科。

本书基于两个背景：一是全球范围内媒介化社会的兴起；二是中国范围内市场化机制促发的阶级/阶层的巨大变革。

首先，在全球市场经济、全球媒介化社会的潮流下，许多人额手称庆，声称“世界是平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家阶级、跨国明星的文化引领；看到全球范围内逐渐加深的地区分化和文化分化；听到国内关于“富二代”“穷二代”等的热议；听闻“我爸是某某”的段子演绎；为“寒门再难出贵子”“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而唏嘘；可以看到对“蜗居”“蚁族”的讨论和全民认领“矮矬穷”的热闹……一方面是由高速铁路、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及传播科技而“抹平”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不断加深的种族、地域、文化、性别及阶级/阶层间的分裂与固化。这些或显或隐的社会伤疤的存在既对新闻传播实践所谓的中性、客观提出了疑问，也在新闻传播研究的政策导向、实践导向之外提供了另一种方向：回到科学研究的道德与政治理想中，把对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文化平等的关注投向新闻传播研究，强调新闻传播研究、媒介文化批判的社会使命与历史使命。

其次，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阶级问题并没有消失，它仍旧以阶层的显性形式存在着。“寒门再难出贵子”“×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等）等话题充斥于社会、文化、传媒等领域，也佐证了阶层跨越的艰难和阶层固化的加深。2016年春夏之交的电视剧《欢乐颂》激发了大众对剧情涉及的“富二代”、海归精英及普通大学生阶级/阶层身份及阶层壁垒、阶层跨越等问题的讨论；这一年的夏秋之交，又一部被贴着“中产阶层焦虑”标签的电视剧《小别离》再一次引发人们的关注……阶层身份、集体焦虑等更易引发大众共鸣。

媒介化社会的逐渐成形以及商业与文化的融合发展等，使传媒对阶层身份的“再造”越来越显著。本书关注不同性质的传媒文本和几个主要阶层群体的“再现”与“再造”。例如，影视文本中进城谋生的“傻根”式“完美”农民工形象；婆媳剧中进城生活的“恶婆婆”“凤凰男”与城市“孔雀女”形象；号称纪录片的《变形计》之城乡身份互换的叙事表征；杂糅性的中产阶层表征——既是全球性的消费先锋和“产消者”（prosumer），也借由影视与现实的互为指涉进行自我矮化和话语抵制；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企业家在各类新闻报道中成为一个时代的新偶像……

自市场化、城市化以来，城乡之间的关系也与阶级/阶层的关系缠绕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城市，进入传媒的表征体系中。作为之前在政治意义上阶级地位较高的群体，进城农民遭遇了由现代性价值理念支撑的来自城市的审视，以及传媒的描画和训导。这些描画与训导中隐含着阶级/阶层地位的变迁，隐含着媒介文本再现现实与再造现实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人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手段参与到信息全球化的浪潮中；另一方面，他们获取信息的目的不过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结构布局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成为世界工厂的底层打工者。作为娱乐文本和娱乐产业的影视作品似乎并不在意对农民工阶级/阶层的关注，但问题在于，无意识的呈现恰恰更能说明问题。具体来讲，在以“傻根”为代表的形象中，一个天真、纯朴、可以救赎城市中产阶层灵魂的系列群像被征用，其真实生存境遇则被欢快的自我满足所代替。“傻根”系列群像，常被放置于与中产阶层形象的对比中进行表征，在中产化的视野中被想象、被定位。

阶级/阶层的城乡相遇和媒介再造还涉及更加隐蔽的日常话题。自21世纪以来流行多年的婆媳剧，看似家长里短、日常琐碎，但如果细究其雷同的故事与人物设置，就可以发现其“不约而同”地呈现出阶层再造的特点。高能见度的农村婆婆的颟顸无礼、胡搅蛮缠、不讲卫生、心胸狭隘等，对应着城里儿媳没有心计、喜欢时尚、不愿成为传宗接代工具的“孔雀女”形象模式，以及从农村或小城镇奋斗而来处于城里媳妇与乡下妈妈夹缝中的“凤凰男”形象模式。处于性别与阶级/阶层秩序中的婆婆们（也有富贵人家的婆婆）在电视情节中看似拥有较多的形象呈现与话语权力，但实际情况是，她们在为男权观念代言的过程中也因其阶级/阶层的位置而被指责或挞伐，从而成为以中产阶层视角为取向的“恶婆婆”们。

以纪实、娱乐形式出现的文本，更容易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挥作用。以纪录片之名出现的综艺节目《变形计》主要以城乡人物互换体验为内容，十几季的节目中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少年与农村贫困少年的短暂互换，不只成为节目的系列主打内容，更是在阶层身份与地域互换的过程中传递了关于生活方式、道德模式（城市中产阶层顽劣少年与乡下底层懂事少年）等二元化的阶级/阶层的刻板模式。由节目引起的争议，如逐渐演变为城市少年偶像剧、城市少年借助参与节目“涨粉”、农村孩子是否遭受心理冲击等，既对应了现实社会存在的阶层固化问题，也容易进一步固化阶层之间的身份模式。与文化研究通常批评的某些形象被“遮蔽”的观点不同，传媒对阶级/阶层形象的传递往往以高能见度的方式呈现。

其实，如果说传媒既有阶级/阶层的再现功能也有阶级/阶层的再造功能，那么，城市中产阶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一方面，自传媒市场化以来，更加依赖广告与大企业补贴的都市类报纸渐趋中产阶层化、消费化。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贫富差距的持续加大，权贵垄断资源局面的形成，以及城市房价、子女教育、金融医疗等问题的积聚效应，中产阶层开始意识到阶层地位的不稳固和虚幻性，意识到阶层上升通道的收窄，于是，依靠话语力量的相对优势，以中产阶层为主的自我矮化表达开始盛行。另一方面，随着传播科技的持续更新及国家和资本力量对文化信息产业的引导，中产阶层再次成为以消费拉动内需的主力军，新媒体背景下的中产阶层消费者们成为融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体的“产消者”与阶层“圈层化”的书写者。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产消者们能否在用户生成内容、用户生成文化的过程中跳出资本扩张、权力扩张的结构性布局，与不同阶级/阶层的民众有更多的沟通与交流机会，达成文化共识与社会、政治共识，尚难定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延伸至今的企业家群像，体现了由新闻式传播的“再现”到文化式传播的“再造”特征。作为媒介形象的企业家群像，象征着市场化以来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与崛起，这一过程是握有更多经济资源的群体调整资源结构的过程，即一个把自身的形象资源也当作企业资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时代偶像的企业家显现出了其借用经济资本、传媒形象赋权于自己及其企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

总之，由于传媒具有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的表层功效，其阶级/阶层书写亦具有双重特征：既流布深远又不易察觉。

本书在认同马克思关于阶级是政治经济等深层动因的前提下，强调其传媒与文化要素——新闻传播与媒介文化不仅再现了阶级/阶层，而且还再造了阶级/阶层。关于阶级/阶层的媒介书写既涉及是否书写与是否纪录的问题，还涉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可见，媒介化社会潮流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并不意味着传媒具有了公共性，相反，它也许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不平等、文化不平等。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讲，对大众流行文化与传媒领域中有关阶级/阶层内容的分析，不只是经典的文化研究路径或结构主义的批判路径，而是一种建立在结构主义基础上的建构主义的思考。即，在强调和认同阶级/阶层之政治经济等结构性要素的基础上，关注传媒和文化对阶级/阶层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表现特征及相应影响。

阶级/阶层维度的传媒公共性是否可建？人类是否可以再次搭建巴别塔？答案虽是模糊的，但至少它可以也应该是传媒的一种目标与使命。另外，传媒公共性或文化平等并不意味着只有阶级/阶层一个维度，性别维度（比如婆媳剧中的性别维度）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与文化平等的领域，只是本书把侧重点更多地指向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