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范围内媒介化社会的形成

从炉边谈话到党代表大会，从当地散步到超级大国峰会，政治领导人及其组织都关注营造可见度和培育传媒化准互动所产生和维持的一种关系。

这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普森在论及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关系时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提及的传媒化准互动其实是电子媒介兴起后的互动。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前，人类社会各种互动也离不开传媒，但以纸质媒介为主的传媒化过程整体上的影响力显然远没有20世纪以来电子媒介的影响力大。广播领域的“火星人入侵事件”、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一战”“二战”时期通过广播进行的战争动员，电视领域的美国总统大选，如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竞选辩论等，都是政治、军事事件等经由媒介而发生作用的表现。尽管20世纪后半期开始，媒体的“宣传”理念似乎逐渐淡化，但军事领域关于“信息战”、政治文化领域关于“文化安全”的理念却又逐渐明显，信息传播以更加潜隐的方式广泛、全面地介入了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鲍德里亚在论及海湾战争时所说的“海湾战争没有发生过”的话不过是在强调某种程度上现实正在被虚拟图像所代替的现象。另外，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强的商品、品牌及消费观念的四处流布都离不开传媒及广告的传播扩散。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传播技术自20世纪末在全球范围的崛起，更使媒介与政治及社会的关系得以强化，如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通过门户网址和Facebook与选民互动和筹集竞选资金，2011年源自互联网空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于西方世界……

20世纪以来，传媒以无与伦比的规模化和影响力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个逐步凸显的过程就是媒介化的社会过程——传媒由相对单纯的信息传播渠道与传播手段转变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种资源。

关于媒介化社会的理论观察也于20世纪渐次展开。总体上，对媒介化社会的理论关注跳出了传播中心主义的窠臼，把传媒与社会结构及历史变迁放在一起思考。这一思考既认可整体社会结构对传媒的影响与利用，也包含传媒技术成为社会结构因素的理路，经济政治决定论或者技术决定论的理念混杂中其实隐含了全球化过程中经济、政治、技术、文化与社会之间边界的崩塌。政治与经济的合体、文化成为政治与经济的主要方式、社会互动过程中媒介化程度的加剧等，均是全球范围内媒介化社会形成的表现。

关于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观察不论是经验性的还是思辨性的，基本遵循传媒技术嵌入社会结构变迁的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技术决定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是指传播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如加拿大学者英尼斯所认为的全球经济发展与纸质传媒有很大的关系；其后，麦克卢汉依据电子媒介的发展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其实，对传播技术的考察因为思考视角的侧重，多少都带有一些技术决定论的痕迹。英尼斯认为报纸成为推动市场的动力与法兰克福学派担忧传媒带动了大众流行文化的标准化与一致性的观点，有着相似的立论基础。虽然传播科技本身必须与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功能，但总体上，传播媒介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程度自20世纪开始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汤普森所谈及的炉边谈话和“一战”“二战”时的战争动员，以及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的理念，还不是媒介化社会的总体概括。我们难以给定“媒介化社会”出现的准确时间，但对媒介化社会的理解是把关注点放在传播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关系上，把它作为一个“元过程”来看待。德国学者克罗兹认为：“媒介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简单的过程，它是一个元过程（meta-process）——可以作为描述与解释经济、社会、文化层面以及实际变化的基石。”不论是作为赢利机构的产业组织，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导手段，或是公共话语空间的主要存在方式，在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媒介拥有越来越大的推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力量。

媒介化社会的理念，一方面是回应了20世纪以来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是呼应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

就语言学转向而言，“语言”不再只是词汇与语法的问题，它还勾连话语与意义。在这一转向下，对“真实”世界的思考便发生了范式的转换，即关于“真实”的概念离不开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感觉、理解与信仰体系。在论述社会真实的建构时，伯杰等人认为社会真实不仅是客观存在，它还包含主观真实。关于这一点，皮尔士与罗兰·巴特有关符号、福柯有关话语、斯图亚特·霍尔有关表征等的分析都是这一范式转换的体现。对传播进行文化分析的凯瑞也认为：“如果把社会当作一种传播形式加以考察，那么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从中创造、分享、修正、保存现实的过程。”传播所塑造的现实是媒介现实，而非客观世界，客观现实始终是一个外在于传播符号的世界，它需要人们通过镜头、笔触、色彩、语言、叙事方式等手段进行重构。

就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而言，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到，如果没有传媒与信息传播如报纸、电视，现代性的时间—空间的再组织便难以完成。传媒，尤其是电子媒介，强化了非地域化和全球扩张。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论”认为电子媒介改变了地域的信息特征，重塑了社会场景和社会身份。传媒成为现代性再组织及重塑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与汤普森关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的观点形成了呼应。汤普森把传播媒介置于现代性形成的背景下审视，认为现代性的形成有四个制度性维度，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军事力量之外，现代性的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媒介传播。媒介重组了历史与社会，从而形成了媒介化的历史性（mediated historicity）、媒介化的世界性（mediated worldiness）和媒介化的社会性（mediated sociality）。人类的互动也成为媒介化的类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即经由传媒中介的人类互动过程。“文化的媒介化”（mediazation of culture）是指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符号权力的基础，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维度，现代公共性变成媒介化的公共性。相比于吉登斯和梅罗维茨，汤普森更是把传媒当成一种制度性的维度，认为媒介传播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军事力量并驾齐驱，促成了现代性的形成。汤普森虽然没有提到媒介化社会的概念，但作为制度性维度的传媒已然成为形构社会的重要维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信息流动与全球文化的论述不断增加。比如托夫勒关于“第三次浪潮”的概念，以及此前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的理论，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概念等，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媒介化社会正在出现的现实。有学者认为，“以i系列为首的传播科技，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媒介化了”。在论述全球化时，阿帕杜莱指出，全球文化景观由流动的人种图景、媒体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意识形态图景五个维度构成，媒体可以制造出一个全球范围的消费共同体。差不多同一时期，拉升与厄里提出了“信息传播结构”的概念，认为信息传播结构是由各种“流”交织的网络，这些“流”以符号的形式模糊了经济与文化的界限，使经济生活变得日益文化化与美学化。这与鲍曼关于“轻资本主义”时代创意产业和符号经济将变得更加重要的观点不谋而合。更加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观点，他认为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互作用下世界正在被抹平。

国内关于媒介化社会的理论分析较西方学者晚些，但总体上也开始从以媒介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逐步转向以媒介与社会变迁为中心的跨学科范式。在关于媒介化社会的动力机制方面，多数观点均指向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背景。如张晓锋认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有三重逻辑：以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体技术演化的结果提供了媒介化社会的技术推动力，为社会的不断媒介化提供了可能性；受众对于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是媒介化社会的必要性前提；而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环境化”，恰恰展示了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和建构性，是社会媒介化的必然后果，是媒介化社会的外部表征。从技术推动到受众需求再到信息的环境化，这一思路仍然存在媒介依赖或媒介中心主义的痕迹。

把传媒与社会结构整体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为思考起点的研究阐释也不是没有，例如从传播科技的发展阶段来看，有学者认为只有经历了五次传播革命（语言传播革命、文字传播革命、印刷传播革命、电子传播革命、网络传播革命）之后，媒介化社会（mediatized society）才几乎和媒介社会（media society）成为同义词。从宽泛的角度理解，媒介化社会偏重于经由媒介中介的社会进程，媒介社会偏重于强调社会的形态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媒介化社会的动态化过程依旧在路上，经由媒介化社会形成的媒介社会特征也正在形成中。而就媒介化社会的动态化过程来看，有学者认为大致可以将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媒介基本功能（如信息传递、娱乐）得到发挥，也就是中介作用的凸显；第二个阶段，媒介逻辑得到重视，媒介独立性增强，新闻专业主义增强；第三个阶段，媒介成为具有支配性的信息和沟通渠道，各社会单元开始学习适应媒介逻辑，而不是让媒介适应其他的逻辑（如政治逻辑）；第四个阶段，各社会单元开始采纳媒介逻辑，并把媒介逻辑内化为稳定的运作规则。可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媒介化社会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而中国仍处在第二个阶段。从中介手段到逻辑规则（即汤普森所谓的传媒作为制度性维度），媒介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逐渐紧密，这已经不再是李普曼“拟态环境”所概括的传媒功用了，在拟态环境之外，媒介已经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要导演者。

总之，不论是作为制度性因素，还是作为一般性因素，传媒介入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论是媒介社会还是媒介化社会，当代传播科技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于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当中，这势必会影响到个体、群体及社会阶级/阶层等关系的变化。并且，与传播媒介勾连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要素，势必也会影响传播媒介所谓的技术中立性。正如波兹曼所说的：“每一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内在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媒介化社会背景下经由新闻报道、文本表征等形成的社会关系指涉势必会涉及阶级/阶层关系的再现及再造。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对传媒与阶级/阶层关系的关注，成为回归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审视当代阶级/阶层象征资源形成过程的必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