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传媒资源分配及阶层表征研究

媒介与传播必须被概念化为阶级形成的重要的结构性领域。

媒介化社会之媒介——无论是作为产业机构还是作为内容符号的传输，对阶级/阶层社会关系的介入势必会成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重点所在。

我们将简要勾勒关于阶级/阶层与媒介关系的两个领域的分析：一是传媒资源的阶级/阶层分配；二是媒介文本的阶级/阶层表征。对传媒资源的阶级/阶层分配的研究，着重于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动力。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流行文化的警惕，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再到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视，直至传播政治经济学对“重返阶级”的呼吁，均呼应着现实存在的作为系统性主导因素的“阶级”或“阶层”现象。媒介内容的各种表征则涉及阶级/阶层的刻板印象、形象分类、话语限制等研究。

从传媒资源的阶级/阶层分配的角度看，采取大资本、大公司运行机制的传媒机构容易把传播科技裹挟于自己的麾下，使之成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开路先锋：

……各种管理障碍的销蚀和清除，伴之以跨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所到之处。这使得我们可以目睹一个新的“跨国资本主义阶级”（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应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引者注）的形成，这个阶级由各主导跨国公司的执行官、政治家、支持对内巨额投资和“无边界”经济流动的国家官员以及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传媒业巨头们组成。这个阶级的联合并非诉诸民族—国家，而是诉诸全新的全球公司的运作场域。在这一形构中，传媒公司扮演着重要的双重角色。

传媒成为金融机构、大企业、国家官员、政治家、政客的资本蓄水池或“武库”；同时，传媒还把大企业、政治家、专家等作为权威信息的提供者。与此同时，广告主对传媒的补贴也使得传媒失去了相对于大资本、大企业等的独立性，非媒体企业或部门在媒体领域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而考虑到市场回报、收视率、流量、性价比相对较高的目标受众等因素，伴随全球市场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传媒还会呼应和培育新的中产阶层：

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中的一个基础性转换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古典的产业秩序，向一个以非生产性劳动业为中心、掌握战略信息和知识的体系发展变化。一些作者把它描述成一种“后工业社会”，另一些则称其为“信息社会”。被广泛认同的是，“职员、教师、律师和演员”开始“在数量上超过煤矿工人、钢铁工人、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这一转换迫使马克思主义作家重新关注马克思的“软肋”——中产阶级。

全球市场经济成为20世纪后半期的主调以来，传媒已然成为构筑全球新中产阶级/阶层内涵的重要动力。在作为重要的资本资源之外，传媒更是通过文化领导权的赋予或褫夺，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着阶级/阶层的权力。传播媒体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对阶级/阶层不平等关系的再造等陆陆续续受到关注，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以及布尔迪厄等人都专门论述过政治权力资源、传播技术资源或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对阶级/阶层的权力维持。

瓦尔特·本雅明在论述电影资本时认为，电影资本所催发的明星崇拜并非单纯地保存了早在其商品特质的腐朽暮色中就已存在的那种“名流魅力”，而是对电影资本的补充，即观念的崇拜同时也滋生了大众的堕落心态。法西斯主义试图用这种大众的堕落状态代替大众的阶级意识。资本的注入不单单激发了明星崇拜与增加了票房，它还通过引发大众的堕落从而淡化了大众的阶级意识。本雅明的观点虽然带有对庸常大众的悲观认识，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流行文化对于阶级意识的某种功效。不同于本雅明通过文本类型进行的大众文化与阶级意识的分析，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分析更加理论化。他指出了统治阶级将于己有利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推行给社会各阶级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包括底层群体的自愿认同来实现的。因而，文化领导权是一种建立在普遍同意之上的统治权，它不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中，而且以经验和意识的形式内在于社会思想中，是捍卫统治阶级利益的堡垒，它不会动摇或影响统治阶级所持权力的经济基础。

相对于主导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更加隐性的文化上的资源处置是布尔迪厄的关注重心。布尔迪厄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通着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他关于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的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一样具有生产性，但他没有把阶级分析还原为经济关系分析；相反，他在采用阶级分析的同时还采用了符号关系分析。虽然布尔迪厄没有明确指出媒介化社会这一当代社会的特征，但他通过媒介场域和文化惯习的概念指出媒介已成为社会生产机制，并通过趣味区隔的概念指明文化与生活方式成为阶层边界的生产机制，比如中产阶层导向的“品味”“时尚”“生活方式”等消费主义符号的盛行，就直接或间接地对阶级概念进行了置换或遮蔽。因而，政治意义的“阶级”消亡了，基于品味、时尚和生活方式的阶级分层得以畅行。传媒领域消费主义的盛行去除了革命性的阶级内涵，但也重塑了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重塑了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

从实行市场化以来的报业改革看，传媒资源的再分配的确伴随着对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重塑，都市类报刊的中产阶层化、精英化不仅迎合了新社会阶级——城市中产阶层、社会精英的趣味性选择，也赋予他们更多的话语影响力。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言，针对他们的传媒资源少、栏目与节目少、播出播放时间少已经成为常态。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工人议题的相关报道在报刊上的受重视程度不断下降。传媒引领的主流意识形态把中产阶层当作传媒宠儿，在一舍一取之间，传媒与阶级/阶层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便进一步完成了。

在此背景下，社会政策转向、社会关系转型与传媒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相对应的关系。俞虹根据陆学艺关于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标准，结合传媒现状，将当代社会结构划为三大块，即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这个完全套用社会学划分方法的媒介阶层划分暗含着社会阶层等同于媒介文化阶层的取向，同时也确认了社会结构对媒介与阶层关系的影响。孙玮看到了媒介分层的多重视角，她把媒介分层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视角并强调三种视角的交叉多重，市场学、社会学和文化学视角下的媒介分层具有不同的变化。段京肃关于社会阶层与传媒话语权力的关系研究，着重于社会资源如何兑换为媒介话语资源，认为信息传播中存在话语权力的强势阶层、中间阶层以及处在信息活动边缘的弱势阶层。针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传媒内容的中产阶层偏向，有学者清醒地看到了媒介对中产阶层的构造作用（秦红霞，2005；郑坚，2007，2010；何晶，2006,2014）。

新传播技术的普及势必会再一次对社会阶级/阶层的信息资源、话语权力等产生影响。有研究者通过具体媒介文本研究发现，网络传播中依旧存在着精英话语逻辑（刘伟鑫，2009；曾俊，2010；李耀文，2011）；各级政府政务微博的兴盛又成为强势阶层自我赋权的新手段（方正，2013）。底层传播实践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陈卫星，2006；罗岗，2007；李芸，2008；张磊、胡正荣，2010）。不同阶层传播实践的差异性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邱林川把信息化社会中的阶层分为信息拥有者和匮乏者，把主动利用传播解决问题的群体称作“信息中层”。他分析了全球市场经济背景下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特征是信息拥有者（information haves）与信息无产者（information havenots）之间的对立。农民和中产阶级在新媒体的应用上存在明显的策略性差异，两者在框架互借的过程中存在非对称性（曾繁旭，2012）。也有学者乐观地认为，新媒介为跨域社会网络的流动性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作用于不同的阶层和群体（胡泳，2011）。

以上研究渐渐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从结构主义的视角转向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相结合的视角，即社会转型、社会分层逐渐体现于传媒资源、传媒内容、传媒价值取向的分层上；但同时，传媒的资源分配、价值取向也再造了社会阶层的资源分配与文化层面的阶层内涵。第二，这些研究显示出哈贝马斯修正了的“公共”内涵实际上已经被许多人从阶级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认识——“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阶级性问题密切相关的”。阶级的现实存在和阶级意识依旧或隐或显地以社会分层的形式四处游荡，加之新的网络传播技术与各社会阶层的不同关系，诸如贫富差距、赋权、网络行动主义等概念，已经为传播研究的“重返阶级”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

总之，不论是传统大众传媒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传媒均在传播渠道之外具有了结构性的功能。传媒对社会关系的重组缘于其与资本资源、政治权力的合力。诚然，各阶级的主体权力在互联网背景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但需要继续关注的是，再造阶级的资源除了经济、政治等因素外还有文化及媒介建构等因素，即阶级/阶层不仅仅体现于客观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还存在于表达结构之中。

从媒介文本的阶级/阶层表征看，媒介内容的各种表征涉及阶级/阶层的刻板印象、形象分类、话语限制等研究。媒介的阶级/阶层表征是媒介发挥其建构作用的主要途径，这种途径相比于媒介资源来说更加感性，也更加隐蔽。用柯尔迪（Couldry）的话说，媒介已经成为一种元资本（meta-capital），即媒体通过合法化、再现和归类的机制影响阶层塑成。较早也较著名的媒介与阶级/阶层的表征研究是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这一小组对英国劳工事务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发现媒介总是取悦于企业和投资者，对工人利益视而不见，新闻报道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偏向。他们在1977年出版的《工会与媒体》一书中就揭示，英国媒体在报道罢工方面存在着过度关注经济损失、偏向政府规定的情况。其后，关于工人阶级的再现问题受到了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野的传播学者的青睐。

整体上，主要持结构主义视野的学者更多关注传媒对底层包括少数族裔群体的形象表征及意识形态指向（Rollings & Foltin,1983; James Curran &Jean Seaton,1985; Herman & Chomsky,1988; Kellner,1990;Entman, R.M,1995; McChesney,1999; Hindman & Matthew,2009；Diana & Kendall,2011）。媒介对底层的“低度再现”，无疑关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阶层分化（Martin Gilens,1996），如《穷人的媒介形象》就选取了有关“穷人”的412篇报刊文章作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揭示了主流媒体在再现穷人的形象时不断强化的刻板印象，以及带有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新闻生产框架。在低度再现的同时，还存在着高度再现——媒体常常将富人阶层的利益描述为整个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传媒对社会精英的过度表征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传媒学者关于阶级/阶层偏向的观点。新的传播技术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普遍范围的草根赋权。从对传播技术的掌握程度看，那些熟练运用新型传播技术的人成了主导在线公共空间的上层人士。其实，在曝光度与再现量之外，还有更加隐晦的媒体立场与价值导向。通常，明星企业家、娱乐明星会因为适者生存的强人法则而成为媒体仰视的偶像，底层群体与弱者则更容易成为被媒体话语所训导的对象。

从路径上看，这些研究多数秉承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路径，在承认社会结构施于传媒表征这一基本前提的情况下，着重观察传媒通过文本的细微描画——既包括严肃正经的新闻报道，也包括娱乐放松的影视文本，但不管哪一种，均会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在媒介表征中，对穷人和富人的刻板化、模式化，与对穷人的居高临下、对权贵的崇拜仰望并存。当然，传媒表征也并不都是这样，传媒的专业主义、公共性社会责任、媒介人的职责意识、道德良心等，也会促使传媒时有跨越阶级/阶层局限的作品。但整体来看，媒介机构利益、政治掣肘、个人认识局限以及受众媒介素养等，均会绑缚媒介表征与话语构成。

伴随国内阶级/阶层的分化甚至固化，关于传媒与社会阶层的表征研究在21世纪以来逐渐增多，但总体上并未成为一个明显的关注焦点。这与现实情况的反差是如此之大。在中国当下阶层固化加剧、两极分化加重，在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及媒介化社会已然形成的背景下，对于媒介的阶级/阶层的表征研究就具有了回应全球性、媒介化、阶层固化等现实的重大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看，对于各主要阶层媒介表征的分析，主要包括了对中产阶层、工人、农民、企业家等市场化以来形成的新阶层的表征分析。其中，中产阶层的媒介表征相对较多，对于农民则更多地集中于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分析上，对于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的媒介形象的分析相对较少。也有学者专门对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应对热点事件过程中的媒介阶层表现做了概括性的介绍。例如，许燕的研究主要包含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媒介镜像的两极化（强势的集体意志代言人、个体性的丧失和落马者的失语）；经理人阶层的崛起与窘迫；私营企业主的话语权力幻象；专业人士的边缘化和媒介知识分子的崛起；“霸道”的城管；办事人员的乱象；“钉子户”问题；市民阶层借助新媒介维权；悄无声息的个体工商户；服务业者的负面信息；以及被关注的农民工与被遗忘的蓝领工人；还有以税负与贫困为主要内容取向的农民的灰色群像。如此概览式的分析还是较为少见的，更多的分析是以某一阶级/阶层为对象，把具体的媒介形象类别分析放置于国家政策转型的背景下，观察媒介怎样不经意地或潜移默化地通过媒介形象、人物类型、叙事模式等把阶级/阶层形象与阶级/阶层的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与政治和经济资源整合在一起，但这种分析多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不同阶级/阶层之间边界清晰而且相互隔离。

阶级/阶层是一个互相定义、互相说明的社会过程与关系过程。意义来自于比较，来自于差异。如果要比较全局性地阐述各主要阶级/阶层的媒介资源、媒介表征及其生成机制，不同阶级/阶层间的互相说明、互为话语便不容忽视。比如，城市中产阶层在成为传媒宠儿的同时，也是城市下岗职工形成风潮的时期。再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家们，通过传媒广告、央视竞标等使得自己和企业崭露头角。但伴随媒介信息的过剩和社会对财富的崇拜，企业家的明星化又与底层的崇富、仇富话题产生了矛盾性的关联。在网络世界生成的中产阶层的自我矮化或失败者心态的文化流行，不光呼应了现实社会阶层固化的现状，也相比于真正的社会底层，再一次占据了话语空间。同时，相比于社会上层或经济土豪，中产阶层“losers”“以退为进”的话语优势和话语策略自认了经济政治的相对劣势和文化资本的相对优势。又如，媒介中的完美型农民工的形象，以傻根为代表的打工阶层在各式影视文本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中，多数以单纯、善良、成功调整自己的心态而成为媒体歌颂或褒扬的对象。进城的农村婆婆们则以其见识少、愚昧保守、不讲卫生、见不得城里儿媳妇不做家务和爱时尚等，成为城乡差异、父权观念及阶级/阶层差异的文化表征和社会表征。而穿插于婆媳斗法中的“凤凰男”与“孔雀女”的爱情或婚姻，究其实质是现实存在的阶级/阶层不平等、城乡等级和媒介以形象类别进行文化欺凌和社会关系塑造的表现。

概而言之，本书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努力：其一，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视野与媒介表征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既看重传播生产、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阶级/阶层不平等，也注重媒介内容中体现或建构的阶级/阶层分化，以便对结构性力量的存在进行更为细致的测绘；其二，就关系性阶层内涵看，本书不只注重阶层的等级性，也注重阶层之间的相互说明性，即根据某一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关系来界定阶级/阶层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