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傻根及傻根家族——狼与羊的故事

“山上的狼都没害我，我就不信人会害我？人怎能比狼还坏吧？”

——电影《天下无贼》中傻根的话

之所以选择傻根类形象作为分析对象，原因有三：其一，傻根已然由一个具体的电影形象延伸成一个文化群像；其二，傻根群像介于农民与工人以及城乡分化之间，是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过程中处于夹缝状态的一个典型群体；其三，影视文本中的傻根与新闻文本中的农民工不同，傻根群像越来越具有阶层救赎的意味，是近年来阶层阻滞后的文化解决方案与阶层解决方案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傻”的文化形象并不起源于近年，也不限于乡下进城者，其“前身”如鲁迅笔下的阿Q、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以及《阿甘正传》中傻傻的阿甘（阿甘与中国民谚“傻人有傻福”不谋而合）。本书分析的傻根形象与前述“傻子”既有相异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异”在于傻根并不如阿Q或傻子少爷等真有些傻，阿Q的傻与癫蕴有创作者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电影和当代媒介中的傻根类人物只是心眼实诚，“傻人傻福”，他们相信这世上没有坏人，始终乐观而诚挚。因此，前者的命运是被杀头前还弄不清楚为何会死；后者的命运是路遇盗贼的同时还路遇贵人，最后则是在懵懂无知中得以保全财产和性命。“同”在于他们都被称为傻，且都成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的象征性符号。进一步讲，傻根类形象传递和书写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加速后阶层固化背景下，关于阶层形象的神话性叙事与价值认定。

自傻根现身荧屏十余年来，与傻根神似的媒介形象逐渐增多，其中有的直接以“傻根”来指称，如电视剧《傻根进城》；有的是与傻根一样实诚而傻乐憨厚的农民工形象，这类形象还逐渐形成了一些相似的“家族”特征，如《人在囧途》中的牛耿，《人在囧途之泰囧》中的王宝，《高兴》中的刘高兴，《落叶归根》中送尸还乡的老赵，《神通乡巴佬》中的愣头小子楚中天，2008年春晚小品《公交协奏曲》中貌似傻根的农民工……

先从傻根的媒介形象说起。

2005年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天下无贼》中，一个名为“傻根”的农村打工仔带着打工挣来的钱乘火车准备回老家盖房娶媳妇。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傻根吃百家饭长大，他在懵懂和善意的包裹中长大，甚至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年龄，关键时候还得去找村干部，问出“叔，我今年多大了”这样的傻话。傻根还把外出打工挣来的钱都交由村干部帮他管着。当他被提醒谨防小偷时却大声叫喊：“你们谁是贼，站出来给俺看看！”他以为这天下全是好人，其实在他一嗓子喊叫之前贼们就如同恶狼般环视在侧了，而他却浑然不觉。“山上的狼都没害我，我就不信人会害我？人怎能比狼还坏吧？”他对周遭的危险毫无觉察，火车上把自己的鸡蛋分给别人吃，起火时不顾危险去扑火。王丽阻止他去，他却说：“烧着全车的人怎么办”？王薄骗他说王丽得了绝症，傻根痛苦得泪流满面，把自己打算用来买电视机的5000元钱给了他。他也毫不犹豫地为火车上的病人献了血……傻根不傻，只是因为他不谙世事，太实诚，心地太纯洁而令人为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善良还激起了两个贼的变化，男贼王薄和女贼王丽为了替他守护最后一方净土，为了圆他一个天下无贼的梦，竟舍身救了他。

这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15岁随乡亲来到川藏高原修庙。成长与生活的背景为傻根之“傻”提供了解释——乡村的纯朴与善良，宗教的超脱与纯净。当他真正面对一个世事繁杂的火车世界时，他以狼为喻，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比有狼的山更值得信赖。他的心中没有贼。

改编自贾平凹同名小说的电影《高兴》中，离开农村来西安城捡破烂的刘高兴，同样以他忠厚到傻的对城里人的情感以及执着和乐观，拯救了风尘女子孟夷纯，赢得了孟夷纯的爱情，也感化了许多城里人。“你把城里人的钱赚了，还骂城里人？！”他对与他一同进城老是觉着城里人坏的五富说。贾平凹评述刘高兴这个角色时说：“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的传统美德……他们的精神状态对当今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贫乏的城市人来说颇有启示。”与其痛苦地活，不如笑着生，是刘高兴进城后的人生信条，这个信条与王宝强扮演的另一个角色许三多比较相似。

《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和傻根及刘高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贫困，坚韧且怀有梦想，也都“傻”。《士兵突击》中，班长老马评价许三多：“你傻得像猿人进了城市似的，大公无私得跟个孩子似的，踏实起来跟个没知觉的石头似的……你这种人军队里需要，你绝对能当好兵。”许三多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傻根成熟后的故事续接，也保持了傻根形象中美好人性的一面。如果说傻根的梦想因“天下无贼”而显得过分简单与单纯，刘高兴的梦想是驾着自己的飞机飞到西安城上空又显得过分虚妄与乐观，那么，许三多那种“不抛弃不放弃”、勇于追求、勇于奉献的精神，则悄然地把个人奋进与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了巧妙地缝合。

“傻根”形象还在不断延伸，这个由电影创造的“傻根”形象已经可以成为现实生活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群体的代名词；并且，作为媒介虚构形象的傻根与在城市成名、晋身明星的扮演者王宝强之间已经难分彼此。阶层的晋升与迅速成名成为“傻根”形象中难以剥离的内涵之一，《士兵突击》中几近于本色出演的王宝强也真正开始声名鹊起、家喻户晓。

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接受七八个电话采访。以前不怎么会说话，现在能说了，都是被采访练出来的。此外还要录歌、录广告、上新戏。2000年他来到北京的时候，买的是站票，没少被别的旅客翻白眼。当时他想，有一天有钱了，一定买一张坐票。现在，他坐飞机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从《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到《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王宝强的角色转换用了三年时间，身价就像翻跟头似的，已是以前的几十倍。目前他还在北京买了房。

《天下无贼》和《士兵突击》之后，“傻根”就成为一个集影视形象与现实人物于一体的形象。傻根就是王宝强，王宝强就是傻根；许三多就是王宝强，王宝强就是许三多。进一步讲，对大众而言，即使是现实世界中的王宝强形象，也多数来自于各种新闻报道、杂志封面、视频访谈等。这是一个21世纪以来的偶像或群像，它包含了一系列相似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也包含了系统性的关于阶级/阶层形象的演绎与编排。在农民工话题与阶级/阶层话题的背景下，在近年社会阶层固化的背景下，傻根类形象的大量生成，真实底层人物迅速成名的媒介与社会现象等，便值得细细剖析。

在2007年年初某知名论坛投票选出的“2007年80后十大影响力人物”活动中，以诚挚和单纯乐观赢得掌声的傻根或王宝强以最高票数折桂。王宝强能获得网友最多的支持，“虽是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王宝强代表的是广大的数以亿万计的‘草根’，许许多多奋斗中的年轻人，都能从他身上得到安慰、寄托和力量”。传媒对这一形象的推崇既标志着市场准则对社会大众的询唤，也诱惑着人们相信阶层流动的无限可能性。

有媒体针对这一现象分析称：

作为电视剧《士兵突击》的主角，他再怎么活灵活现，也只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拟人物，却以“钝感”形象，当选年度新锐人物，在大众心中当量之重，居然与真人不相上下。由此可见，这已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角色的走红，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的风靡。有人分析是社会“励志饥渴”，太需要许三多式的励志形象；有人指出许三多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叛和寄托；有人认为许三多已成男人的“精神偶像”，是每一个平凡人“努力的希望”；评奖机构还说“许三多的形象充分反映出国民对他身上品质的认同”。许三多，一个听起来有些俚俗的名字，一度成为2007年最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不仅网上舆论鼎沸，而且超过五家杂志把他作为封面人物，一些言论甚至十分较真地一一剖析“傻帽”如何成功、“简单主义”如何生存……几乎全社会都在为他欢呼雀跃、心跳加速。

傻根或王宝强不只是流行文化中的虚拟或真实形象，他还成了励志偶像——一个没颜值、没文化、没背景的进城农民工，经由名导演冯小刚的“点石成金”，成为大众的“灵魂香皂”和“宝强仁波切”，甚至还逐渐演化出了“傻根精神”。

前年盛极一时的电影《天下无贼》中就有这么一位“傻根”。生活中的演员也活脱脱是这样一位傻根，他八岁立志要像李连杰一样习武和拍电影，于是硬是吵闹着让父母把他送入少林寺。一练就是八年，为了圆电影梦，他又只身闯荡北京，在北影厂门口等活儿，充当最廉价的群众演员，不屈不挠，终于有一天他被冯小刚发现，并且把他身上的这种“傻”劲塑造成电影故事中“傻根”为理想顽强奋斗的特殊气质。我把它叫做“傻根精神”。

今天，在社会变革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傻根精神”说白了就是立在根上，傻向前进。所谓“傻”就是前瞻，就是创新，就是有为理想献身的勇气，而所谓“根”，就是根植于理想深处的价值观以及被理想激发出的无限的勇气与毅力。但凡成为竞争中的赢家的企业家无不具有“傻根精神”。在社会变革中，开拓前进，创造福祉的领导者也同样是“傻根精神”的光辉典范。万通要想持续、安全和稳定增长，就必须坚持和发扬这种“傻根精神”。

“傻根精神”被企业家挪用为前瞻和创新，是根植于理想深处的价值观以及被理想激发出的勇气和毅力，并且企业家无不具有“傻根精神”。显然，由电影激发出来的所谓的“傻根精神”在企业家的说辞中已经变了味儿，企业家对各式劳动力尤其是傻根这样的农民工劳动力的褫夺被兑换成企业的创新精神，这与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风马牛不相及，可见傻根形象流行与泛化至何种程度。

影视中的傻根是虚构的，通过形象及其价值预设强调人物形象的单纯、憨厚、善良，以及这类品质对周围人物尤其是精明的城里人的感化。相比于企业家所提倡的“傻根精神”，评论家张颐武则更是把傻根之傻与中国梦的活力与期望勾连在一起：

……傻根，这个年轻人通过异常艰辛的劳作挣得了钱，踏上了回乡之路。他在火车上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但他对于自己的信心，对于未来的期望，使得他成了这趟列车的最具魅力的中心。这次列车其实是朝向他的梦的核心驶去的。傻根其实是异常阳光，天真和自信，辛苦地劳作，辛苦地奋斗，相信自我不断争取的价值。这种坚韧和个人奋斗不正是这个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中国告别昔日悲情的过程的展开吗？傻根感动那两个良心未泯的贼的地方不正是这种单纯的梦想吗？《天下无贼》中没有那种无可奈何的悲鸣，有的却是一个“新新中国”的未来，有的是中国的新的价值的被肯定。这里有一个真切的“中国梦”活力和期望，也是中国人民近30年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无论如何，我们有了比30年前梦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力量，更强的信心和更坚实的基础。劳动和梦想同样是美丽的。

劳动与梦想是美丽的，再加上“傻”，就构成了“傻根”及其延伸形象的主要内涵。在电影《人在囧途》中，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牛耿又是一个“傻根”。商人李成功春节回家途中遭遇牛耿，这个傻里傻气的打工仔使李成功很嫌烦：他拿着飞机票问是不是站票，还四处询问月台在哪里；当得知李成功也是老板后，他问李成功：“你也是老板，你是哪个农场的？”这个愣头愣脑、简单纯粹的牛耿，因为善良把自己的钱全部给了骗子……影片还特意安排牛耿的飞机登机口是2B。但剧情逐渐反转，傲慢的城市中产者李成功在牛耿这里看到了久违的真诚与善良，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与缺陷。牛耿时刻奉上的笑脸与面对委屈毫不在意的纯真打动了李成功，“他是我的债主”是李成功被牛耿之傻打动后的告白，“你让我看到我的人生有多狼狈”。牛耿始终坚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看到乞丐行乞便心生怜悯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李成功则坚信人心险恶，但牛耿是个例外。从一开始李成功眼里的“乌鸦嘴”“傻子”“妖精”到后来李成功称呼牛耿为“福将”，再到最后李成功协助牛耿讨债成功，牛耿“世上好人多”的人生信条最终得以成立。

2012年年底上映的《人在囧途之泰囧》延续了“傻根”风格与“傻根”做派。与之前不同，《人在囧途之泰囧》中感化城市有钱人的“傻根”或牛耿已经换成了月入两万的葱油饼摊儿老板，但他的装束、语言、职业等在以品味划定阶层身份的都市中产阶层眼里依旧是庸俗的“二货”。片中精明狡诈的商人徐朗受乐观单纯的王宝影响，不再称王宝为“二到无穷大”“奇葩”“你脑子进水了吧”“纯天然扫把星”，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放弃授权，没和老婆离婚，还帮助王宝实现了与偶像合影的梦想。

作为符号的王宝强与傻根，以及刘高兴、许三多、牛耿、王宝等，构成了一个系列群像，他们出身于社会底层，从农村来到城市，乐观执着，冒着傻气，信赖他人。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的纯朴语言和信仰基准，他们不会像城市精英那样忧郁、焦虑、分裂、精明、傲慢。他们甚至可以随时献出自己的金钱——虽然不多。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鲜血，如傻根献血，以及2008年春晚小品《公交协奏曲》中为生孩子大出血的工友妻子献血的农民工。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肾脏，如刘高兴把自己的肾卖给城里人，并且认为这样一来自己也就成了城里人，《婆婆来了》中乡下婆婆也卖了自己的肾。以农民工为题材的小说《农民》中，在城里卖水果的农民“大苹果”，通过卖自己的肾获得的钱，买了城里的房子并换到一本非农业户口簿。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眼睛，如电影《神通乡巴佬》中王宝强扮演的楚中天，为心爱的盲女献出了自己的眼角膜。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面对城里人献出了自己的宽厚与笑脸。当然，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回报；他们感化了城里人，得到了城里人的帮助，哪怕是两个贼的帮助，使傻根继续相信天下无贼和天下好人多的人生信条。

不管是个体的傻气奋斗，还是与城市中产阶层奇观式偶遇碰撞出的人生洗礼（两个贼、李成功、徐朗等受到的人生洗礼）和现实帮助（傻根、牛耿、王宝受到的现实帮助），傻根式人物形象绝不是单纯的媒介形象所能涵盖的。媒介中的傻根形象与王宝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已然难分彼此——迅速成名、给父母盖上别墅、坐飞机成为家常便饭是衡量一个人在当下社会层级中富裕程度和身份高低的一种标准，这种消费主义范式的人生理念弥漫于媒介报道与现实崇拜中。但在一系列关于农民工的影像文本中，飞机既成为消费主义范式下有关社会中上层的象征，也是底层人物对社会中上层的向往。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二姑娘问：“桃姐，你说，飞机上坐的都是些啥人？”天天在公园里做“空姐”的赵小桃答道：“不知道，反正我认识的人都没有坐过。”电影《高兴》中，刘高兴在梦境中驾驶着自制的“高兴号”飞机实现了两个愿望：一是答应五富“一定要让你坐上俺的飞机”，二是“咱能在西安人的头上飞哩！咱成了人上人咧”！飞翔于城市上空的情节在进城务工群体中很难实现，但电影却以魔幻色彩传递了刘高兴坚守信念从而实现人生理想的结局。

傻根式人物形象还体现在影视文本的某种叙事模式中。一开始被有钱人或城里人瞧不起的小人物最终成为后者的人生导师和道德救赎对象，人物设置主要是开心的穷人和不开心的富人或城里人；情节安排往往是被富人或城里人瞧不起的小人物或被“女神”不屑一顾的“矮穷挫”，最终以善良知足、乐观积极感化了对方。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手执一碗金漆俯视众生的傻根成为道义与信仰的化身，他使得两个惯盗看到了自己人生的错位。许三多则更是由众人眼里的“许三呆”“许木木”成长为训练与比赛的尖子，他不抱怨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形象令人折服，“不抛弃不放弃”的坚韧也使他成为军中传奇。《人在囧途》中的牛耿由讨人嫌的傻子变成李成功的“福将”，这个在春节里讨薪的民工感化了冷漠而失去灵魂的中产阶层老板李成功。《人在囧途之泰囧》中的“二货”“奇葩”王宝，使善于钻营的商人徐朗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徐朗最终放弃授权而挽回了婚姻。《高兴》中的刘高兴最终一飞冲天并且还抱得美人归。小品《公交协奏曲》中农民工在公交车上获得热心北京市民的慷慨捐款。当然，还有能上春晚也同样迅速成名的旭日阳刚……

心地澄明的傻根们乐天乐地，这类影视作品充斥着欢乐祥和，正如电影《高兴》的片尾曲“欢乐颂”所唱的：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力量能使我们，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我们生来就是要把快乐楞个寻找，

五花八门的世界里绝对不要烦恼！

喜笑颜开花枝乱颤欢天喜地你说好不好？

看见开心的人就想上去抱一抱，

想要高兴还得自个来创造！

每天对着镜子你一定要学会微笑！

老祖先留下一句俗话：笑一笑十年少。

每天都能高兴的人，永远不会老！

闲的没事就到街上转一转，

车水马龙人潮汹涌头顶是阳光灿烂。

生活节奏非常快，可你要抽空偷个懒。

坚信自己有一天能当个扎势老板，

心态放正作个新时代的快乐人。

能吃能喝能耍能睡，撩的咱就像个神。

扛着两吨压力笑嘻嘻，碰见不爽也不生气，

高高兴兴就是咱生活的真谛。

“心态放正作个新时代的快乐人”，“高高兴兴就是咱生活的真谛”，这些歌词差不多正是傻根群像所要传达的真谛，现实中的王宝强也作如是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烦恼。如果遇到了也不去想，我觉得人不应该有烦恼，我是傻人有傻福。”在传媒表征中，进城农民是安分守己、讲文明懂礼貌、说话带笑的完美农民工。然而，农民工的苦难在哪里？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真实社会形象是这样的吗？

小说《高兴》的作者贾平凹这么看待打工者刘高兴：

《高兴》写的是“废人”。所谓“废人”，即这一两代农民的利益可能要被牺牲掉……刘高兴的痛苦在于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进城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还要受人歧视，他的自尊、敏感是必然的。他对五富、黄皮等人身上的种种不足看得很清楚，对他们的破坏、自私、使强用狠也看不惯。他不甘于过这样的生活，他向往城市人的生活，比如他向往城市里的女人，他生活习惯的洁癖，他希望有西安户口，有好的工作和自己的房子，他为此挣扎奋斗过；但是他又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梦而已，现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保障不了，因此他有些自嘲。

电影比小说更需要考虑大众趣味与市场审查，于是，自嘲的刘高兴便成为欢乐的刘高兴。但无论是哪一种文本，刘高兴毕竟是虚构人物，他高不高兴似乎并没有在影视业和现实生活中激起多少波澜。而另一个农民工形象——“傻根”王宝强，则无论是在影视领域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经成为一个在城市与乡村、社会底层与大众明星之间实现成功过度的形象和文化符号。

这类文本突显的娱乐化人物群像及其心态乐观的价值取向，使得进城农民工形象呈现出几近于完美和一派祥和的气氛，正如《煎饼侠》中逆袭成功的大鹏在变身超级英雄后向别人这样介绍自己：“我是谁不重要，和谐社会最重要！”但对于傻根来说，进城务工的经历并非如此祥和或和谐。在其他的媒介文本中，农民或农民工形象呈现的是另一种景象，另一番社会与人性的“盲井”。他们是《我叫刘跃进》（小说、电影、电视剧）中的刘跃进；《盲井》中的打工农民唐朝阳、宋金明和懵懂农村少年元凤鸣；《一个勺子》中的勺子；《好奇害死猫》中的保安刘奋斗；《Hello！树先生》中的树；《天注定》中冷酷无情抢劫杀人的三儿、无奈跳楼的流水线工厂员工小辉；《神通乡巴佬》中的楚中天……

刘跃进与傻根完全不同，他不信任任何人，不同情任何人，他也不被别人信任与同情，不见容于环境，因为他吃到的教训太多。“我吃的就是嘴上的亏！”刘跃进的狡黠并非生来就如此，他也不像傻根一般周边被圣洁的光辉环绕。刘跃进所处的环境更加真实，他因为没钱而“妻离子散”，住在工地拿不到工钱，被儿子以学费为借口催着要钱。为了应付在他眼里“深渊有底，人心难测”的环境，他不得不处处说谎以自保，以至于连工地头儿都质问他：“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黑社会的崔哥也说他：“你这个男人，没有一点道德底线！”刘跃进深知“你平日最信任的人，往往就是埋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他身边有偷包的贼，有怕他借钱的老乡，有只跟他要钱的儿子，有不付他工钱和利用他演戏骗老婆的房地产商，这就如同一只羊的周围环伺着一群狼。无论是在城里的工地还是无奈地躲回乡下，刘跃进都无法逃脱权力与资本的合力追索。深不可测的腐败与险象环生的情节想象使刘跃进的命运卑微如蚂蚁，弱小如羔羊，但故事的发展却是羊似乎又戏弄了一群狼。电影《我叫刘跃进》的海报也强调了这种羊与狼的情节模式（见图2-1）。

这个不相信他人的刘跃进却相信一张欠条真的能换来钱，他还是与傻根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社会的弱者与底层人物。如果纯真的傻根继续成长，经历打工的年月久了，也许他就不会再大声嚷嚷问谁会是贼，也不会再相信天下无贼。他也许会像刘跃进一样被人当作贼或无所选择地说谎，变得狡黠而更加卑微。电影《世界》中，当小桃希望太生做自己的靠山时，太生却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个世界谁都靠不住，你要靠你自己！”电视剧《我是农民》中，水妹留给大年的信中说道：“没想到钱怎么就这么难挣啊？我被人拐卖，身子破了，人家还嫌我身上有味，不要我。我想这就是命，谁让咱们生在了穷地方，爹妈是农民呢？”同样从农村来到城里的刘圳生，当得知自己是私生子时十分绝望，他说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是城里人了，他要是早知道自己有一笔百万的遗产，也不会走到从事毒品交易的地步，最终他在绝望中将枪口对准了自己。《Hello！树先生》中的树，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像傻根、刘跃进那样离乡打工，他留在乡村但脸上却写满忧郁，也被乡下人称为疯子。树见一群小学生闹架上前劝阻，居然遭到孩子们的质问：“你谁呀，你算老几呀？”树的弟弟瞧不上这个没钱瞎逛的兄长，两兄弟还挥拳相向。树家的土地被别人莫名占去后，树借着酒劲小心翼翼地问二猪，“老弟呀，占我们家地也不给打声招呼呀”，引来的却是二猪大怒。二猪作势欲打树，被人制止后，他却不依不饶地追到房内要求树给他下跪才得罢休。树选择了下跪道歉：“兄弟，刚才外人多，哥不对。”同样由王宝强扮演的树少见傻憨的笑脸，即便在自己的家乡也已成为被人嘲弄与欺凌的对象。这里，树的乡村无异于萧红笔下的“生死场”。

《好奇害死猫》中，闯入贵妇生活的保安刘奋斗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已没有退路，他选择的是跳楼自杀。《盲井》是底层小人物的互害与互伤。在阎连科的小说《把一条胳膊忘记了》中，进城农民工的伤害来自于乡村亲友：进城的金棒在工地事故中死亡，却有一条胳膊被遗忘在工地，他的行李被工友们瓜分；银子千里迢迢送这只胳膊回乡，金家家人因金棒已下葬而不愿麻烦，不承认这条胳膊是金棒的，但后来又因胳膊上的金戒指而承认了。小说中进城的金堂以伤残回乡，而死去的金棒在家乡难以全尸掩埋。电影《一个勺子》则最终证明了做好事会变成“傻子”（勺子）的荒诞结局。电影《天注定》中跳楼自杀的小辉与无情杀人的三儿都选择以死了结或让别人死亡……

傻根似的人物群像是既“傻”又乐的，傻根如同绵羊般纯洁弱小，他并不知道在他周围狼们已经步步逼近，而那个小偷王薄也自称为狼，“我只是只饿极的狼，谁和我抢食我就和谁玩命”。他贪婪凶狠，当他得知王丽要洗手不干时恶语相向：“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公狼，贼案是翻不了了，你要想做人下辈子也休想！”但傻根的纯洁弱小还是感化了这么一个霸道凶狠的“狼”。此类文本大多有个较好的结局，而刘跃进、刘奋斗与“勺子”们则不仅傻，而且已被狼环绕，羊们的纯洁实诚再也无法如孙悟空为唐僧划定的避魔圈一样灵验。在狼们的眼里，这种纯洁与实诚无异于“傻”，羊们的结局往往比较悲惨。

那么，这些故事就是简单的羊与狼的故事吗？丛林法则四处盛行就是这类媒介形象的全部意义吗？如果对照刘跃进们的遭遇，傻根似的人物群像是不是就不“真实”了呢？未必！不论哪一种文本，哪一类人物形象的媒介创造，所传递的都是局部的意义与局部的形象。傻根类形象并不能代表所有农民工的现实形象与现实生活，跳楼自杀的刘奋斗、被群狼环绕的刘跃进以及选择枪口对准自己的刘圳生也并不是全部农民工的脸谱与状态。但是，傻根类形象的广泛流行、声名远播远超其他农民工形象，大众对这一形象的熟知与喜爱程度，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如下问题：傻根类媒介形象除了具有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效能，有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如果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那么它又有怎样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