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闭国门上的一扇窗口

葡萄牙人盘踞澳门时，大明帝国的海禁政策已经实行了一个多世纪。早在朱元璋称帝不久的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已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非但朱元璋在世时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经大规模派遣郑和统率船队进行史无前例远洋航行的明成祖，打着维护祖制的幌子从建文帝手中抢来皇位后也立即在《即位诏》中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于是，“海禁”政策作为历代明朝皇帝不敢轻易的“祖宗旧制”延续到了16世纪。《大明律》明文规定，“擅造二桅以上桅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主犯比照“谋叛”斩首！

鉴于严厉的海禁政策，私人下海贩易被视为违法，海外商船来华贸易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大明帝国将自己封闭在国门之内，只留下了一扇小小的窗户——由官方严密控制的“朝贡贸易”。所谓“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

1522年后，明朝廷关闭了广州以外的市舶司，广州口岸成为朝贡贸易的唯一渠道。正是因为全国大部分沿海港口都无法正常地执行外贸功能，才给了澳门乘势而起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澳门属浅水港口，水静湾圆，在十六七世纪的帆船时代，适于帆船停泊。澳门的季风气候也为当时靠风力航行的帆船提供了便利因素。对内，澳门至广州的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水路船运内航可以直达广州及粤西南沿江沿海各埠，外航可以径直放洋出海；陆路交通也有莲花茎石矶连接内地，以广州为商品采购和流通的集散地，依托整个中国为经济腹地。对外，作为大明帝国怀柔远人的手段，葡萄牙人享有一年两次进入广州直接贸易的特权，近水楼台的澳门遂成为各国贸易的必经之口，西方国家在东方贸易最大的中转港和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