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结束

可惜好景不长，澳门的鼎盛时代在17世纪中期戛然而止。1637年10月，日本岛原（今属长崎县）37000名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发动起义，震动全国。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动员13万大军，费时3个月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须知，即使在1600年决定日本前途的关原大战中，获胜的东军（德川方）也仅有7万人，且只用了1天就决出了胜负。由于起义者的宗教背景与葡萄牙人相同，加上葡萄牙“显贵要人趾高气扬，傲睨万物，无名小卒则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早已使自己在日本的形象一塌糊涂，原本就已眼红贸易巨利的荷兰人趁机落井下石。商务监督柯迟必克(Kochebecker) 向日本德川幕府大进谗言，声称教徒暴动是葡萄牙人煽动的，使得惊魂未定的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在第二年（1638年）就下了第五道也是最为严厉的“锁国令”，彻底断绝了与澳门的葡萄牙船只的贸易往来。1639年年底，又把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使葡萄牙人的希望遭到破灭”。在16、17世纪之交的数十年里，葡萄牙人每年仅经营澳门至长崎这条航线，货物价值即达100万两白银，江户幕府废绝澳门—长崎贸易，令澳门丧失了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也终结了澳门的“黄金时期”。

屋漏偏逢连夜雨。步步紧逼的荷兰人进一步摧毁了葡萄牙人的海上霸权。早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时，已经发誓“为了我们自己的国民，我们必须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执行敌对战略，展开斗争！”17世纪早期，荷兰舰队数次直接进犯澳门却未得手，“海上马车夫”随即转向另一个目标——葡萄牙在东方最重要的据点马六甲。1640年8月，荷兰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督安东尼奥·范·迪耶曼出兵1500人联合柔佛马来人（马六甲的故主）在马六甲登陆，将葡萄牙守军包围在要塞中。在长期围困下，要塞里粮食奇缺，一加仑大米卖到10英镑，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到了1641年1月，葡萄牙守军被迫投降，将占据了整整130年的马六甲拱手让出。马六甲易手，欧洲—果阿—马六甲—中国航线中断，葡萄牙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以澳门为中心的环球贸易体系宣告崩溃。

纵然如此危急时刻，澳门的葡萄牙当权者仍在“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如此狂乱，他们每天都要使某个同胞血溅尸横。而残暴成性的总督更是一任接连一任，贪污欺诈数不胜数。”结果，澳门从一度令广州也相形见绌的国际大商埠地位急速跌落，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澳门的葡萄牙商船已不足10艘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澳门人口已经萎缩到4900人，只及黄金时代（1640年）的十分之一；之后更是沦落成为以博彩业为主的“东方蒙地卡罗”与苦力贸易中心。

第三代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光（金山寺藏）

16世纪，葡萄牙在马六甲海峡设立的军事基地

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文化上，直至1840年以前，澳门仍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西方传教士绝大多数是先从欧洲乘船至澳门，在澳门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内地的。1583—1805年，经澳门入内地的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多达460余人，占该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80%以上。正如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字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