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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兴盛时期。宋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造船产量十分可观，尤其福建，“海舟以福建为上”。宋船种类多、载量大。“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五千料约合三百吨。中国海船有多道水密隔舱、平衡舵等设备，载重大，速度快，船板厚，船身稳，能调节航向，抗沉性能强，并使用了铁锚。而同时期大食、日本等国船在性能、载量及安全系数上相差甚远。在航海技术上，宋代的主要成就有三项：“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将指南针用于航海。”航海更为安全、准确、迅速，因而很多外国的商人、使节都愿搭乘中国商船。这些都为海商大规模远洋贸易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大大促成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

占城与宋朝的官方贸易，仍是以传统的通贡方式进行的。两宋三百多年间，双方通使凡74次。占城以进贡为幌子卖到宋朝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象、玳瑁、绢、绸、布、金银器等，其中以香料为大宗。建隆三年（962年）占城“入贡”，其中乳香一项就达“千二百斤”。香料既是宋代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又是重要的药用原料，进口量很大，以至“中州人士但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不过占城并不是香料的原产地，显然是转口贸易而来。

占城政府对宋朝商人前往当地贸易也极为重视，对于中国商船，只征收20%的进口税。《诸蕃志·占城国》卷上载：“商舶至其国，即差官摺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贸易。”在此同时，占城商人也循着相反的方向前来宋朝的海港贸易，一如宋代士人王禹偁所说：“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久而久之，占城客商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宋元时期，占城移民及其后裔已遍布东南沿海，其中以居住于海南者“尤有声价”。今天的海南岛上生活着一支回族，与其他回族一般使用当地的汉话不同，海南岛的回族使用一种与岛上汉、黎、苗各族语言迥然不同的“回辉话”。这种独特的语言属于距离遥远的南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最近的“亲戚”则是今天仍然存在于越南中部的占语（Cham），在汉语长期影响下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原有特点。比如“鱼”，在马来语、拉德语（Rhade，越南占语的一支）、回辉话中分别读作ikan、akan、kaan；数字“五”则为lima、ema、ma。这从语言学上证明，海南岛上的回族正是10个世纪之前从海路而来，定居于海南岛上的占城商人的后裔。

到了明代前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全盛时期。占城国乃郑和的庞大船队出航后首先访问的国家。《明史》记载，郑和的第一次出航为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船队从太仓刘家港（今浏河入长江处）起航，出长江口驶入东海，向南至福建长乐港停泊，以待风汛，然后由五虎门（今闽江口）扬帆穿越台湾海峡，破浪前进，进入南海，经过十来个昼夜的航行，便到达占城国的新州港（即今越南中南部的归仁）停泊。这里便是郑和出航的第一中转站。此后郑和船队的历次航行，在进入南洋之前，都无一例外地首先在占城国停留。占城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继站。这是因为占城是一个重要的淡水供应地，一如越南人黎崱所撰《安南志略》所说：“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

在前后长达二十多年的七下西洋中，郑和船队曾在占城设立大本营，以制定并实施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并有助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