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舌尖上的中国

1433年，在进行了末次远航之后，郑和下西洋戛然而止。明代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或许只是巧合，作为郑和下西洋第一站的占城的国运也在同一时期急转直下。1471年，越南后黎朝（1428—1789年）皇帝黎圣宗以占城“不修职贡”为借口，征集国内15岁以上男子，纠合26万大军御驾亲征。越军攻破占城首都，生擒并虐杀占城国王茶全，将侵占的土地改为广南道（顺化和岘港即在此时并入越南版图）。占城的残余势力作为越南的附庸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至1693年，占城的历史终于以被北方强邻彻底鲸吞告终，或者用越南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被吸收进一个更富有进取能力的邻近民族中去了”，所留下的痕迹大概只有国家守护女神浦那格（Po Nagar）以海神天依圣母的形式在京族的信仰里延续了。

在占城步入衰亡时，海上丝绸之路却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新生。“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东方，出现了一条新的航路，美洲—马尼拉—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将整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顺着这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美洲大陆的很多作物也先后传入中国，对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由美洲传入我国的农作物中，影响最大的是甘薯等粮食作物。

1593年，闽商陈振龙将已经从美洲传到吕宋岛的甘薯带回福州引种，被称赞为“嘉植传南亩，垂闽第一功”。甘薯的单产特别高，适应性很强，又“不与五谷争地”，于是得到迅速传播。1765年朝鲜从中国引进甘薯时即有诗云：“万历番茄始入闽，如今天下少饥人。”比甘薯晚些时候，马铃薯也循着海上丝绸之路登陆中国。此时的甘薯在新的“外来户”面前俨然已成本土之物。在长江三角洲的启东海门一带，人们习惯把先来的甘薯称为“番芋”（“番”即外来之意），而后到的马铃薯，则要再加一个前缀，称为“洋番芋”。不过，马铃薯在平原得到大规模推广，成为重要粮食作物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此前往往只作为蔬类食用。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中国人口从明末的1亿左右稳步增加到1850年的4.3亿。

由美洲传入中国的作物，除了粮食作物外，还有作为嗜好品的烟草和品种繁多的果蔬，如西红柿、南瓜、菜豆、木薯、可可、菠萝等。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辣椒。辣椒原产于秘鲁，于明末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迅速风靡中国，竟有一半人口被它所“征服”。一生嗜辣的毛泽东讲过，“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道明了辣椒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特殊作用，也深刻指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对舌尖上的中国做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