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有着超过一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华先民的原始航海活动可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但海上贸易路线的开拓则始自秦汉。西汉武帝时开拓了南海丝绸之路，中国的海船已经能远航印度洋，以中国的丝绸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交换特产。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自今斯里兰卡乘船，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本想回国到广州，但因途遇狂风恶浪，迷失方向漂至山东青州登陆。到了8世纪中叶，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空前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了新的突破。中国海船已经有能力从广州起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至波斯湾，最后抵达今天的巴格达。

唐代中期后，大批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正是通过这条海上丝路，侨居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大商业城市。唐代中期后的广州已是国际贸易大港，不仅是东西方货物的集散中心，而且也是“汉蕃杂居”的要地。当时广州外国人很多，已经有称为“蕃坊”的外国商人集居地。当时从外国输入广州的主要商品是香料、珍珠、象牙、犀角等珍品，而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金银、铜钱。外国输入的商品要纳税3/10。珍贵的物品由当地政府收买专卖，名曰“收市”或“榷”。光是由政府收买专卖的收入，就等于当地两税的收入。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可见对外贸易的税收给唐政权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这些海外客商（蕃客）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衍生息，甚至出现了宋元之际的蒲寿庚这样掌控福建海外贸易大权的风云人物，而他所在的泉州（刺桐港）也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

中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载：“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中国古代造船业与航海业的辉煌也在明朝初期登峰造极。大航海家郑和从公元1405年至1433年曾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经历了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沿岸港口。郑和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换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的国王，并于每次出访回国时，邀请各国使节同来中国访问。这样，来我国通好的使节越来越多，到第六次回航时，随同船队来我国的使节竟达16国之多。

郑和之后，明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的远航船队，中国人将大航海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拱手让给了西欧列强。1497年7月5日，在全城一片欢呼声中，勇敢的探险家达·伽马和水手们的船队驶离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经历了10个月的艰难航行，1498年5月20日，“以耶稣和香料的名义”，达·伽马的船队终于在印度的卡利卡特登陆。达·伽马也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印度的欧洲人。从这时起，整个世界开始连为一体。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瓷器、医学、中草药等也像最初丝绸的传播一样，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外国的特产如珍珠、宝石、犀角、象牙、香料；矿产如沙金、白银、黄铜；植物如棉花、龙眼、缅茄、占城稻，以及从南美引入的玉米、番薯、烟草、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红柿等新品种也被传入我国。这种发明创造和生产技术的互相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明代朝廷严厉的海禁并不能阻止客观的经济规律。虽海禁森严，闽、粤沿海商人仍出海到东南亚各地经商。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终于开放漳州月港，开辟了一条由南海航线派生出去的、经马尼拉通向美洲的新丝绸之路。这条从漳州月港起航经马尼拉到美洲的新航线的开辟，意味着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几乎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是所向无敌的。即使像西班牙这样强大的欧洲殖民者，虽然可以征服拉丁美洲和菲律宾而称霸一时，但对中国丝绸垄断马尼拉市场却束手无策。尽管一道道禁令限制中国丝绸进口，限制白银外流，但都以失败告终。

从16世纪后期开始，海商集团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1633年，在郑和结束了史诗般的航海传奇之后整整两百年，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在东方海域的欧洲殖民者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灾难降临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们的眼里，灰蒙蒙、怪石嶙峋的中国海岸，只有好看热闹的百姓、索贿撒谎的官员与懦弱无能的士兵。而在这个早晨，一切都变了。对手的英勇令他们吃惊。三艘夹板船被焚毁，一艘被俘，84名荷兰人被生擒，另有许多死伤。这就是料罗湾大捷。取得这场胜利的不是明朝的官军，而是郑芝龙与他的海商集团。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海商集团的规模可与郑芝龙的相比。郑芝龙的船队最多时约有3000艘船只，往来于东南亚等地。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唯一缺乏的是来自官方的支持）。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形式获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郑芝龙实际上是明朝末年中国海商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与郑鸿逵等人进入南明隆武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海商集团进入帝国的统治中枢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郑芝龙留下的“海商帝国”最终随着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宣告倾覆。清政府消灭了民间海商力量；在西方扩张的世界格局内，中国也再次失去了竞争海上的机会。

清政府将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西方殖民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上，中国茶叶是其“商业王冕上最贵重的宝石”，“而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于是，英国人只能非常不情愿地拿硬通货——白银——来交换茶叶，直到英国人发现一种货真价实的毒品：鸦片。殖民者将英国毛纺织品运往印度销售，然后从印度购买鸦片，运来中国出售，最后从中国购买丝茶回英伦，即“中国向英国出口茶丝，英国向印度出口毛纺织品，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使得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那是真正冰火两重天的世界，英国人喝茶养生的同时，中国人吃大烟自戕。当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及大规模禁烟运动企图打断已然形成的英国利益链条时，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300万～400万英镑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人最终选择了以战争暴力来恢复它——这就是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