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余姚竹桥黄氏源流概述

浙江余姚竹桥黄氏（以下简称“竹桥黄氏”）源远流长，上可追溯至远古时代，下迄当世。具体到竹桥黄氏渊源的文字记载，因历时久远，相关文献记载缺失，南宋以前世系脉络要真实、完整地还原似乎已不可能。大凡编修宗谱的传统，修谱者一般都要完整地描述本宗族的世系脉络，非得上溯至远古三皇五帝时代方认为显示出家族的源远流长；但在漫长的氏族流变中，因各种原因导致文字记载的缺乏，于是一些宗谱编修者移花接木，胡攀远古始祖，傍依名门，这就为宗族世系脉络的流变人为地造成谬误留下了空间。然而，对一些严谨的宗谱编撰者来说，考稽家族源流，坚持以史实为原则，摈弃杜撰、对不确之事宁缺不载或存疑待证，力显真史。

就涉及竹桥黄氏渊源的史料而言，现存最早记载有关竹桥黄氏族源的文献，当数由黄梦杏所撰的《江夏黄氏世谱序》和由竹桥黄氏十五世孙黄汝通撰于明万历八年（1580）的《黄氏渊源》，二文收录于竹桥黄氏十八世孙黄百家所辑《黄氏续录》卷五中。《黄氏续录》是黄百家继其父黄宗羲所辑《黄氏家录》的续编，并由黄百家的族兄黄炳校辑后出资刊行，现存版本有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抑抑堂刻本。关于《江夏黄氏世谱序》和《黄氏渊源》二文对竹桥黄氏族源的描述，黄百家、黄炳除认同江夏黄氏为竹桥黄氏的族源接点外，并对二文中史实不清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关于《江夏黄氏世谱序》一文作者黄梦杏的真实性问题，黄百家认为：“梦杏不知何时人……文之真赝不可知，姑存此。”可见，早在清初，黄百家对先人有关竹桥黄氏南宋之前的世系脉络描述的真实性问题心存疑虑，只将此文作为备考而已。黄炳对《江夏黄氏世谱序》《黄氏渊源》二文的真实性亦提出质疑，他认为：“《世谱序》及此《黄氏渊源》二篇，虽记述累世支派接续颇详；然考之各谱多有差谬，况历年久远，安得如此纤悉？此赝笔之附会也，姑存于此，不可为实。”黄百家、黄炳对先人所述黄氏族源、世系流变关节点真实性的质疑应该是审慎的。从这一点上看，反映出竹桥黄氏后人对宗族史研究持客观、严谨的态度。尽管竹桥黄氏后人所辑宗谱均收录上述二文，但都保留了黄百家、黄炳的按语。说明现存竹桥黄氏宗谱的辑谱者对这两篇史料既重视，又存疑的辑谱做法是审慎的。

关于江夏黄氏，黄汝通认为：“粤稽我黄氏，世产江夏，其先出颛顼帝胄陆终之后，封于黄，遂氏也。”从现存竹桥黄氏宗谱所收录的相关文献可知，辑谱者均认同竹桥黄氏接脉江夏黄氏，而江夏黄氏则为上古时期颛顼帝胄陆终之后。这种说法，似乎也得到了相关文献的支持。《史记·楚世家第十》亦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氏学经典《元和氏纂》中说：“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以国为氏。”《广韵》沿用前说：“黄，亦姓，出江夏，陆终之后，后为楚所灭，因以为氏。汉末有黄霸。”从现存《竹桥黄氏宗谱》收录的史传文看，内有战国时期的黄歇、西汉循吏黄霸、东汉黄霸后裔被尊为江夏黄氏始祖的黄香、黄香长子名士黄琼及黄琼之孙名宦黄琬等人的传记。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竹桥黄氏世系源自江夏黄氏。可见，“颖川世泽、江夏家声”是竹桥黄氏家族集体的记忆和心理情结。然世事沧桑，宗族繁衍派系纷呈，对于如何衔接江夏黄氏世系脉络的问题，竹桥黄氏后人对远期先人流脉的认定是十分严肃的，在家族史资料编撰、宗谱续辑中对南宋以前竹桥黄氏家族史流脉仅仅是裒集史料，而不作定论；而将竹桥黄氏家族史的始点定于南宋初，尊其始祖为黄万河。

竹桥黄氏的发祥地，位于浙江余姚古城东南约二十里的黄竹浦，其村落内旧有竹桥，因以“竹桥黄氏”命其族。竹桥黄氏创基于南宋初，距今已近九百年。据竹桥黄氏第十世孙黄伯川在《续修竹桥黄氏宗谱序》一文中说：“我姚一脉，旧传自汉颖川以后，至宋时子孙有为江淮制置使者，从高宗南渡，至婺之金华居焉。后世有仕为庆元通判者。值金兵攻屠其城，不屈遇害，厥子三人，奔窜避难。兄万一窜居定海，弟万三窜居慈溪之吴岙，而府君则由竹墩渡江而南，居余姚通德之竹桥。”这一记载，是迄今可以见到的关于竹桥黄氏源流及始祖最早的表述，其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家族史信息。一是余姚竹桥黄氏据传其先世出自颍川。颍川郡，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置，以颍水得名，黄氏先人黄霸曾任颍川太守。现存《竹桥黄氏宗谱》均辑录与黄霸相关的史料。尽管黄伯川在文中未涉及江夏黄香，但既已提及颍川黄霸，自然就续脉至江夏黄香；因黄香是黄霸的后裔。汉时的江夏，地域在今湖北武汉一带，东汉丞相黄香被后人尊为江夏黄氏始祖，亦为竹桥黄氏后人所认同。二是在两宋之际，竹桥黄氏的先人有曾任江淮制置使者，追随宋高宗赵构，为躲避金兵的追击而南逃，并在婺州治所金华落户。其后人又有出仕为庆元（今宁波）通判者，为抵抗金兵屠城，奋力杀敌，战死殉国。黄通判三子，其次子万二（万河），自慈溪竹墩辗转之余姚通德乡黄竹浦安家创立基业，被其后世尊为竹桥黄氏始祖。前述，竹桥黄氏世系在建炎四年（1130）前，由于宗谱等记载不详，已难以考证；但从相关宗谱等文献联系起来看，不计汉代以前，竹桥黄氏先人的迁徙大体呈现出一条轨迹：始自汉代颖川、后迁徙之江夏、两宋间再迁至婺之金华，再由庆元经慈溪竹墩而至余姚黄竹浦。若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算起至清末，仅这段时间竹桥黄氏已近800年，历宋元明清数朝，世系绵延，薪火相传，名人迭出，终成一地望族。况且，竹桥黄氏延续至今，人丁兴旺，代有闻人相继。

二、竹桥黄氏家族的传世精神

竹桥黄氏家族其声誉兴于元中晚期，迭显于明中晚期，盛名于明末清初，流播于今。竹桥黄氏作为余姚、乃至浙东望族，必有其内在的气质流韵和精神支柱。考察其家族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观察点，大凡莫过于其家族的传世精神。纵观其家族史，主要方面可概括为忠义精神、孝悌精神、学术创新精神和歌咏故土的爱乡精神。

（一）忠义精神

忠义精神是由先秦思想家所倡导和确立，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对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中，所谓“忠”，一般是指忠君、爱国、体民意识的总和。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孟子说“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但落实在个体的道德体认和实践上是有所侧重的。所谓“义”，一般是指惩恶扬善、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正义的处世理念和行为方式。孔子说“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上》）。数百年来，竹桥黄氏宗族主流群体所传承的“忠义”精神，既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其家族群体的立身宗旨，并成为世代族人中代表性人物自觉的价值追求。这主要体现在竹桥黄氏家族中杰出人物的践行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反抗外来民族血腥屠戮中英勇奋战，为国尽忠。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频繁发生过民族之间为争夺领土和霸权而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有的为推翻异族政权而连年发动战争，为达到震慑、奴役对方的目的，非正义的一方往往通过血腥屠戮、摧毁异族反抗意志来拓展及巩固疆域，或直接取而代之。在竹桥黄氏家族的历史流变中，主要经受了两次大的民族间战争：一是宋金时期、二是明清之际。战争的结果都改变了原有的统治格局和秩序，汉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易位给北方地区的贵族统治集团。在这两次民族间的战争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贵族军队凭借金戈铁马逐鹿中原，问鼎王权，在他们入侵范围内大多采用血腥的屠戮手段。为保卫家园，汉民族诸多民众奋起武装抗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竹桥黄氏家族的先祖黄判官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不畏强暴，注重气节。竹桥黄氏十七世孙黄宗羲在《黄氏家录》中记载了其先祖为抗击金兵、保卫明州城而喋血府城的悲壮事迹：“建炎四年（1130），金人犯庆元，守臣刘洪道走，通判公曰：奈何去社稷也？遂死其城。”在金兵猛烈攻城的危急关头，贪生怕死的守臣刘洪道临阵脱逃；但黄氏先祖则以社稷为重，置自身安危而不顾，奋勇杀敌。最后“金人陷城，不屈死之”。黄通判为国捐躯，以生命作证。正因为他们的英勇奋战、不惜头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减少了损失，具有历史正义性。黄通判在抗击异族入侵者的同时，也展示了为民族生存而英雄献身的精神。因史料的缺失，黄通判留下的生平事迹仅为片言只语；但从中也透露出竹桥黄氏先祖，绝非等闲之辈。在民族存亡之际，竹桥黄氏的先祖为国尽忠，为后世确立了守土有责的爱国精神。黄通判有三子：其次子，即为竹桥黄氏始祖黄万河。其避难转徙至余姚黄竹浦定居后，适遇金兵侵犯余姚，社会动荡，盗匪蜂起，为保卫家园，效法其先父挺身而出，“单骑往来其间，调度有法，四方盗贼悉寝，金闻之莫敢近。”黄万河率众抗击异族入侵的勇气和智谋，深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明清易代之际，在反抗清军野蛮屠戮的斗争中，竹桥黄氏家族的第十七世孙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及族人，继承先祖爱国爱乡精神，组织地方武装坚决抵抗清军蹂躏浙东、残杀百姓的野蛮行径，其事迹慷慨悲壮、可歌可泣。明崇祯十七年（1644）春，明亡。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黄宗羲乘乱脱身返余姚。据《黄宗羲年谱》记载：“清顺治二年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为响应孙嘉绩、熊汝霖领导的抗清斗争，黄宗羲毁家纾难，集黄竹浦弟子数百人，投身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人称“世忠营”。清顺治三年（1646）二月，黄宗羲被监国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黄宗羲与王翊残部结寨四明山，驻杖锡寺固守。六年（1649），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未成而归。后因武装抗清失败，遂返家隐居。其后，黄宗羲虽屡遭清廷通缉，但仍为鲁王流亡政权传递情报，开展隐蔽斗争。在强敌面前，黄宗羲等族人表现出抗击清军野蛮侵略的爱国精神。至于黄宗羲以后对清朝政府态度的转变，则是社会情势发展使然，无损于其民族气节。黄宗羲弟黄宗炎，在国难当头之际，以民族大义为重，献身抗清，极具民族担当精神。当南明弘光朝灭亡后，黄宗炎徒步迎鲁王，并追随其兄抗击清军。兵败后，仍奔走于四明山区抗清武装组织之间，后在清军围剿中被捕。黄宗炎被关押在宁波死牢，宁死不屈，最后被黄宗羲等义士设计救出。黄宗羲等竹桥黄氏家族精英人物为民族存亡浴血奋战，不惜身家性命，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们的抗清事迹既传承了其先祖的忠义精神，也体现了竹桥黄氏家族成员不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彪炳青史。

其次，体现在与阉党乱政作殊死较量，维护国家政治伦理秩序正义性的斗争中。明正德年间，昏庸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亲佞人、远忠贤，导致宦官刘瑾乱政，朝政黑暗，忠良遭殃。在国家面临政治危机之际，朝中正直官员为捍卫正义挺身而出，与阉党作拼死斗争。余姚人阁臣谢迁、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等人站在反阉党斗争的最前沿。在这一大背景下，竹桥黄氏十世孙黄珣，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坚守正义，积极投身于反阉党的斗争，以致于开罪刘瑾。明正德二年（1507），刘瑾勒令其致仕，并指斥其与刘健、谢迁、刘大夏、韩文、张敷华等大臣为朋党。在大是大非面前，竹桥黄氏家族成员中为官大员，不顾身家性命，坚定地站在正义群体的一边，为其后世树立了不屈服于权贵、恪守正义的榜样。在封建专制社会，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周而复始，一再重演，屡屡挑战政治伦理底线。明天启年间，阉党头目魏忠贤当道，朝中乱象环生，吏治腐败，特务横行，朝野怨声载道，无不切齿痛恨。在这场事关朝政清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反阉党乱政斗争中，竹桥黄氏第十六世孙、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黄尊素与在朝正直官员一起与魏忠贤阉党集团展开了殊死较量。黄尊素在阉党势力甚嚣尘上的情势下，毅然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专权乱政的罪行，最后遭魏党诬陷，惨死诏狱。临终前，黄尊素留下一首绝命诗，其诗句慷慨悲歌，浩气凛然，显示了这位刚毅正直的东林人士面对阉党恶势力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经受住了良知的检验。当魏忠贤被诛后，明王朝为黄尊素平反昭雪，追赠黄尊素为太仆寺卿，南明弘光朝时，赐谥“忠端”。此后，北京、杭州、余姚等地，先后立祠祭祀。

探究竹桥黄氏家族所传承的忠义精神，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思想文化源头上，是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精神广大。春秋时，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自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儒家关于“士”的精神内涵，确立了崇尚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思想基础，也成为竹桥黄氏家族中仁人志士为捍卫道德正义和民族大义英勇献身、前仆后继的精神柱子。儒家所追求的忠义人格品位，是解读竹桥黄氏忠义人物最好的钥匙。当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黄判官、黄珣、黄尊素、黄宗羲等竹桥黄氏的代表性人物能一如既往地选择忠义，以自己的生命捍卫正义、以唤醒社会良知，展示出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其二：在地缘文化上，竹桥黄氏家族成员的忠义精神也与民间传统文化的熏染有关。浙东地区百姓普遍崇尚三国时期关羽的忠义精神，并受到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中忠义形象的熏染。就明末清初竹桥黄氏家族的代表性人物而言，还包括深受明代中期余姚籍出仕正直官员的影响和激励，诸如受谢迁、王华、王阳明、孙燧，倪宗正、钱德洪等忠义之士的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竹桥黄氏中的忠义人物绝不是那种“保君一死成大节”式的愚忠者，而是以自己的才识、胆略作支撑，其中一些人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堪称国之栋梁。可以说，在清末前长达近八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忠义精神”始终是竹桥黄氏家族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献身作证的家族精神。换言之，没有忠义精神作为家族软实力的支撑，竹桥黄氏家族要成为一地有影响的望族是不可能的。

（二）孝悌精神

“孝悌”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伦理道德范畴之一，也可以说是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孝，在《尔雅·释训》中说：“善事父母为孝。”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悌”，意为弟对于兄长的敬爱。南宋朱熹诠释：“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四书章句集注》）综上所述，“孝悌”作为一种伦理规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行为方式。竹桥黄氏家族成员中的代表性人物其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可以说是对孝悌精神的最好诠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乱世中表现出对“孝悌”伦理道德的坚守。古人云：“百事孝为大，百善孝为先。”在世俗生活中，如社会相对安定落实“孝悌”行为规范，俗人比较容易做到。倘若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之际，能否坚守“孝悌”二字，则是一种考验。在竹桥黄氏家族中，第十七世孙黄宗羲可以说是一个乱世“孝子”。明崇祯年间，当阉党魏忠贤被诛后，黄宗羲继父遗志，赴京为父申冤，以锥刺奸党成员，一时名震朝野。黄宗羲被世人誉为“姚江孝子”。其返故里后，作为长子的黄宗羲好生侍奉其母，即便在乱军、贼匪猖獗之时也不弃不离，而是孝敬有加。黄宗羲在《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一文中记载：“弘光逊位，不及于难。惊魂未定，而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舍；丁亥，返故居；乙丑，山中乱，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申，山中又乱，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乱，防海之师，望门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盗满山，徙海滨之第四门，乙卯后五月始返。三十年之中，流离转徙，屹屹靡有定居。”于乱世中，黄宗羲挈老牵幼，四处转徙，为了老母的安全，竭尽全力，尽责尽孝。

其次，表现在对长辈遗愿的顺从。竹桥黄氏的孝道精神代际相传，其内涵随时代的变革而变化。清康熙十九年（1680），明史馆聘黄宗羲赴京修明史，黄宗羲以年老力辞，总裁遂延请其子黄百家及黄宗羲弟子万斯同赴京入馆，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考量，黄宗羲同意这样的安排。黄百家顺父意，以其所学，撰《天文志》《历志》等数种。黄宗羲晚年著述，通常以口授为主，由其子百家执笔代书，百家依父命从事毫不含糊。黄宗羲逝世后，留下《宋元学案》未完稿十七卷，黄百家秉承父志续纂《宋元学案》，未完成其父遗愿即撒手人寰，然后由黄宗羲私淑弟子、鄞县人学者全祖望续撰，最终完成一百卷。为改变浙东一带厚葬的习俗，黄宗羲生前作《梨洲未命》，遗嘱家人丧事一切从简，成殓废用棺材等俗习，这一嘱咐对千百年来浙东形成的丧葬习俗不啻是一种挑战。黄宗羲在文中说：“吾死后，即于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圹中须令香气充满，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入之；随掩圹门，莫令香气出外。墓前随宜分为阶级、拜坛。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种荷花。”黄宗羲在遗嘱中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是细节性的，有很强的操作性，且交代后人不得更改。在黄宗羲逝世后，黄百家在承受乡间世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仍按其父遗嘱简办丧事。以此观之，“孝道”大于世俗，顺父遗愿是对“孝道”的落实。上述事例充分说明了孝道孝行在竹桥黄氏家族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典例。

再次，表现在兄弟之间的关爱上，即体现“悌”的精神。竹桥黄氏家族第十一世孙黄玺，出于对其兄长期在外经商、杳无音信的焦虑，感念兄弟骨肉之情，辗转万里寻兄。黄宗羲在《万里寻兄记》一文中记载了这一感人的故事，大意为：“小雷公（黄玺）之兄号大雷。大雷公商于楚，逾十年不归，莫知存亡。公曰：‘有兄而弗知其存亡，何以弟为？’乃入楚求之。初，大雷公之商也，第言之楚，不言楚之何邑何聚，十年中流转，又不复一邑一聚。公茫然往来湘汉者久之。至道州，一日公奏厕，置伞路旁。大雷公遇之，视伞与其地伞不类，意为乡土之新来商者，得借问乡土事。已而公出，相视若梦寐，恸哭失声，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时大雷公业已有田庐妻子于道州。公留数月，卒奉其兄归。”《明史·孝义·黄玺》亦载其事，黄玺事迹传杨流播，长留青史。竹桥黄氏孝义典范人物的事迹，充分反映了其家族成员恪守“孝道”的传统。

竹桥黄氏家族中的孝悌典范人物众多，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源于儒家的“孝悌”思想的内化。其家族成员大多能自觉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数，努力传递和谐有序、注礼重节的家风。作为万世人伦之表的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孝经》中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也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孝悌”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范畴，落实在家庭中，是家族成员必须自觉恪守的行为规范，是出于内心的价值认同。“孝悌”不仅仅是宗族成员间本能的心理情感与行为规范，而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大至社会政治秩序，小至生活细节。这种真诚的、完全基于儒家孝道认同的亲情表现具有现实的、超越时代的意义，是内在德性的开显。“孝悌”所传达的是发自内心纯真的情感，是仁性的流露，即人性之善。它内在地体现着人伦秩序、道德法则、道德义务，从社会层面而言蕴含着一种普世精神。这也是“孝悌”精神长留在竹桥黄氏家族成员中的内在原因。二是源于中国传统孝行典范人物事迹的激励。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推崇历代孝道楷模人物，姚江流域流传诸多有关虞舜孝悌的传说，经久不息。在余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舜的孝友精神被后人所凸显，其精神被后世继承发扬。在古代“二十四孝”事迹中，黄姓人物就占了两位，即黄香和黄庭坚。黄香以“孝”闻名，世为楷模。据传黄香自幼孝敬父母，9岁时，慈母去世，悲伤欲绝。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极尽孝心。夏日炎热之时，则扇父亲之帷帐；严冬季节，又以身温暖其父。太守闻之，召他为门下孝子。为此，黄香更加发愤读书，踏上了仕途，历官尚书令。时人誉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作为声名显赫的诗人和士大夫，北宋黄庭坚以先人黄香为榜样，侍奉母亲殷勤有加。“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竹桥黄氏后世多以其先人为榜样，将孝道发扬光大。

孝悌不是一种生物性的物质回报，而是一种心灵的感恩，是人性善的体现，反映了人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境界。竹桥黄氏的杰出人物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一文中亦说：“‘守’如城守之守。父母生我，将此降衷之理，完全付我。”可见，竹桥黄氏的杰出人物对“孝道”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体悟，这种出于本能的道德意识必须在道德实践中才能得以开显。竹桥黄氏孝子孝女见之于史传、方志、家谱等文献者众多。由此可见，历史上竹桥黄氏成员孝悌人物辈出，代代相承，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精神的有力诠释。

（三）学术创新精神

学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竹桥黄氏家族在历经宋元明清近八百多年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家族传统，即对学术研究的勤勉和对学术批判精神的坚守，突出地表现在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数代学人身上。可以说，竹桥黄氏家族是明清时期中国学术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家族群体之一。这一群体的学术视野可以说囊括了哲学、自然、社会等众多的知识领域，包括介绍近代世界科技的发展新成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客观存在的思维模式局限，即“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教条，适时地引入了近代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明末清初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竹桥黄氏家族成员的学术研究活动带有鲜明的群体性、传承性特点，通过广泛地开展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活动促进我国的学术发展。在明末清初社会嬗变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学术巨擘，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开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先河。其学术团队中涌现出一批精英人才和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竹桥黄氏家族成员中的杰出人物其学术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学术经世，标新立异。竹桥黄氏十六世孙黄尊素应该说是开启学术经世的第一人。黄尊素为学博通经史，注重实学，著有《忠端公集》6卷、《四书缄》8卷、《隆万两朝列卿记》2卷等。其为学主旨体现了东林学人济世为民的时代风气。黄尊素的学术成就，对其后世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定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创新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黄宗羲，他的政论性著作《明夷待访录》，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边防等诸方面对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累积的问题作了系统的批判，全面清算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与罪恶，作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一石破天惊的历史结论。《明夷待访录》中的思想学说超越了“华夷之辩”“一家之兴亡”的观念，为新民本主义启蒙学说之滥觞，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新民本主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其中有关治国理论和国家建设蓝图已初显民主建国的雏形。在南明史学研究方面，黄宗羲特别注重明季历史的研究，著有《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其中《弘光实录钞》《行朝录》较详细地记载了明末清初抗清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保留了大量第一手南明史料。《南雷文约》《南雷文案》《南雷文定》等，也为明末历史留存了大量珍贵史料。黄宗羲在《南雷文定》凡例中说：“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黄宗羲的史论观点犀利深刻，针对性强，批评明代弊政，毫不留情，提出社会改革蓝图以史为鉴，纵论得失，无不高瞻远瞩。在学术史研究方面，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着。《明儒学案》对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想追溯渊源，概括宗旨，条理流派，描述演变，成一家之言，在中国学术史研究上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为“史家未有之盛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明儒学案》在学理上坚持义理并举，摒弃门户之见，“圣贤血脉散诸百家”。梁启超曾有评价，“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黄宗羲在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史学、天文、地理、数学、历算、文学、艺术、民俗等诸多领域，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举世罕见，可谓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擘。据吴光先生统计：“梨洲著作总计111种，1300余卷，不少于2000万字。这些‘著作’，并非全属本人撰著，其中十余中近千卷是由黄宗羲主持编选的宋、元、明人著作。”“总计尚存54种， 1170卷，其中属于宗羲本人撰著的仅存44种，200余卷，其他都已亡佚难寻了。”在浙东地理志建设上，黄宗羲所撰《四明山志》是首部记载浙东四明山地形地貌、风光物产的地理志籍，其丰富的史料为后人认识四明山的全貌打开了窗口，实为创新之举。这部地理志的最大特点是作者通过亲身勘察，实录了四明山的地理风貌和名胜古迹等，志书告竣，尘封三十余年后，终于问世。黄宗羲在《四明山志自序》中说：“余往来山中，尝有诗云‘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因以足之所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抵牾失实……重为改窜，始得成书。”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体现了黄宗羲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二是科技经世，标新立异。从明末至清末，竹桥黄氏的代表性人物在科技领域多有建树。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后，也带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为代表的竹桥黄氏家族中的有识之士，面对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之风东渐，在立足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前提下，以宽阔的胸襟接纳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和方法，并在科学探讨中求新求变，努力追赶世界科技文明的新潮流。黄宗羲在科学研究上成果斐然，尤在天文、历算方面独树一帜，成就卓著。黄宗羲第三子黄百家幼承庭训，冠礼后急起直追，博览群书，接踵家学，不仅精通史学，而且在天文、历算等方面研究成果累累，撰成《天文志》《历志》等科学著作。黄百家还是我国系统介绍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日心说”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借助西方天文学“多重天说”理论系统阐述中国传统日月五星“右旋说”的第一人。黄宗羲的七世孙黄炳垕继承先祖遗志，为清代浙东学派在自然科学上的传人。其科技著作，如《两太捷算》《麐史历准》《紫垣圈象赤道方平仪象》《交食捷算》《五纬捷算》《测绘章程》《测地志要》等著述，反映了其对世界科技新潮流的追踪和应用。他的历算之学，吸收了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主编的《历象考成》、黄宗羲的《西历假如》的观点，扬弃了丹麦第谷的一些观点，采用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极具先进性。其《测地志要》一书，清廷曾颁于各省，以供测量之用，在抗击列强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其杰出的成就，成为清晚期浙东算学的权威人士。黄炳垕还为培养近代测绘专业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学术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是竹桥黄氏家族学人的优秀学术传统。

三是教育经世，培养新人。传播学术思想和教育经世是竹桥黄氏家族培养学术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

首先，通过创办书院和举办讲会培养专门人才。在这方面，黄宗羲的讲学活动最具有代表性。黄宗羲传承其师刘宗周“绍兴证人书院”的办学精神，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清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应甬上（今宁波）学人万斯大等邀请莅甬讲学，其在“甬上证人书院”主持讲学活动达十三年之久。黄宗羲在宁波讲学时间最长，受业弟子最多，学术影响也最深远。后，还应邀至语溪（今浙江桐乡）讲学。此后近二十年中，他奔走于浙东各地讲学授业，传播他的治学理念、学术思想和治世理想。除上述之外，黄宗羲还应邀在家乡的“姚江书院”讲学。在其整个讲学过程中，拜他为师的学子多达数百人，包括部分官员。正如大学者全祖望所说：“东之鄞，西至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黄宗羲在长达二十余年的讲学生涯中，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弟子成为浙东学术中坚，如鄞县万斯大、万斯选、万斯同，慈溪郑梁，余姚黄宗炎、黄宗会、邵廷采等。同时，为出身微寒的学子提供了从名师、交益友的机会。还有一批深受黄宗羲道德文章影响的著名学者步其后尘，诸如鄞县的全祖望、会稽章学诚、余姚邵晋函等，均成为清代浙东史学派的传人。

上述说明，竹桥黄氏家族中的杰出人物在学术思想传播上十分重视办学和讲学活动。黄宗羲的讲学，贵在打破学术壁垒，破除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互相砥砺，取长补短，充分展现了其学术思想兼容并包的风格，激活了学子学术创新的细胞，引导、启发学子的创新思维，从而迸发出思想火花。

余姚竹桥黄氏的学术创新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仅就明末至清末这一时期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明末清初，由于改朝换代，社会情势发生了裂变，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竹桥黄氏家族中的诸多代表性人物大多走向了学术研究领域。作为明朝的遗民，他们不愿出仕新朝，也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因此，从事学术研究、著述则成为他们首选的生存策略。二是读书、藏书目的性明确。竹桥黄氏诸多的代表性人物学术志趣浓厚，涉及领域广泛，功底扎实，主要源于对藏书、读书的挚爱。其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与他们所取得的丰硕学术研究成果与藏书、读书紧密相关。读书为济世，读书为提高自身和家族成员的修养服务。同时，竹桥黄氏的代表性人物还十分重视藏书楼的建设，较有影响的有黄宗羲的“续钞堂”、黄炳垕的“留书种阁”等。黄宗羲是其家族中集藏书、读书和治学于一身的代表。在收集资料方面，黄宗羲为增加藏书量多次出外访书、买书、抄书。黄宗羲还是极个别能登上宁波“天一阁”抄书的学者。他还先后到世学楼、澹生堂、绛云楼、千顷堂、静惕堂等搜书、抄书，不仅增加了藏书量，也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其子黄百家说：“府君抄书，寒夜必达鸡鸣，暑则拆帐作孔，就火通光，伏枕摊编，以避蚊嘬。”黄宗羲在总结藏书甘苦时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可见，其藏书来之不易。藏书读书的目的之一还在于治学，这涉及一个家族的文化创造力问题。将读书、藏书与著述有机结合，学术服务于社会，这是竹桥黄氏家族学术创新成功的基本经验，学以致用是竹桥黄氏家族最具魅力的传统。竹桥黄氏家族代表性人物的学术创新，崇尚读书、研究的风气为清代姚江学术的再次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竹桥黄氏家族的读书、治学精神直接影响了浙东的学风，读书、藏书、治学之风盛行，形成了学术圈。余姚竹桥黄氏家族中的杰出人物其学术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应该说与他们锲而不舍的藏书、读书和治学精神分不开的。竹桥黄氏家族的底气，源于其族人中优秀人物世代藏书、读书与治学的薪火传递，如果没有如此强劲的族风之继，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

（四）歌咏故土的爱乡精神

竹桥黄氏家族中的诸多代表性人物，不仅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经世致用精神，而且钟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大多兼具诗人、画家的气质和才艺。他们善于通过手中的笔抒发、描绘故乡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并将自己的情趣、学养、情感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在竹桥黄氏家族中，诗人众多，其诗歌以歌咏乡土自然人文景观居多。由于年代久远、社会动荡，有的诗作难以及时付梓、有的诗辑成后流失或毁于天灾人祸，因此流传下来歌咏家乡的作品并不太多。除黄尊素、黄宗羲、黄宗会、黄炳垕等负有盛名者，其诗集得以保存和传世外，其他诗人能以诗集的形式传世者并不多。相当一部分人物的诗作因被宗谱诗文集或被地方文人所编的诗文集收入才得以传世。如十世孙黄伯川，以教授致仕归乡，徜徉山水间，列为十景，赋七言律，所谓“竹桥十咏”，以诗文自娱。十一世孙黄嘉仁其诗声情并茂，黄宗羲赞曰：“缘情绮靡之功，声势物景能感动人，使其载之唐诗纪事中，故亦嫣然秀出者也。”与同时代著名画家杨珂、徐渭并称的竹桥黄氏十三世孙黄尚质，不但为官清正廉洁，而且诗文书画皆有造诣。在诗歌方面黄宗羲评价说：“……定姚江诗派者，菊礀（为高翥之号，南宋江湖派著名诗人）为诗祖，景州（为黄尚质之别称）则又为吾黄氏之诗祖。”十二世孙黄韶，其诗文质而不华，有古承平作者之风。致仕归乡后，“尝赋其所居之山水，曰道南八景诗。”其组诗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旨在表现一种活泼的生命意识，一种升华了的精神境界。在竹桥黄氏家族中，十七世孙黄宗羲则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创作的乡土题材诗歌都以家乡的风土人情为背景，山川风光、民间习俗、时令节气、生产劳动、赋闲读书都能成为其歌咏的对象。清顺治十六年（1659）秋，为躲避乱军侵扰，黄宗羲再一次徙居离故居不远的化安山龙虎草堂，“重来剡曲结茅茨”，一住就是三年。过着“出而耕樵，入而诵读”的隐居生活。他的著名诗篇《山居杂咏》等作品即写于此时。其诗“横身苦趣，淋漓纸上”，较能代表黄宗羲的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黄宗羲的诗风沉郁冷峻，在抒发乡土之情的同时表现出素朴而真挚的感伤情调，一定意义上具有诗史的内质。黄宗羲出于对家乡的挚爱之情，还汇集了邑人诗作，辑《姚江逸诗》十五卷，此诗集是十分珍贵的地方文学瑰宝。竹桥黄氏家族中的其他成员诸如黄宗炎、黄宗会、黄百家、黄百药、黄千秋、黄璋、黄炳垕等皆擅长诗文，有佳作传世。竹桥黄氏诗人群中还有一个特色，即女性诗人的参与，也显示了竹桥黄氏家族诗人群体的魅力。诸如黄宗羲母姚太夫人、及其夫人叶氏的诗歌创作亦为一大亮点，凸显了竹桥黄氏家族的文化内涵。竹桥黄氏作为望族，与之联姻的多为当地大户世家。大家闺秀大多浸润于良好的文学环境，深受熏陶，诗文俱佳；其婚后，往往特别重视提高子女的文学修养，言传身教，让后代习文吟诗，传承文脉。因此，竹桥黄氏家族成员中涌现出诸多诗人，其诗作的精神气韵，或多或少受到家乡山水的启示，从中获取诗歌的灵感和意象。这种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厚德载物，落实在诗文上，即化为挥之不去的乡恋情结。

竹桥黄氏家族诸多成员通过歌咏家乡山水，诗化人生，诗书传家，营造了风雅的家族氛围和审美情趣。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思想文化渊源上，源于儒家“诗教”的现实主义传统。竹桥黄氏家族诗人群体其作品中所蕴涵的乡土情怀既表现为鲜明的感恩之情，又是对生命本原的精神回归。其中，还包含对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钟情故土，用诗文传达出生命的血脉之源；亲情与乡土芬芳，在诗人们的生命有限时空与无限的文学时空中找到了结合点，乡情始终是竹桥黄氏家族成员艺术世界的根系，这对于其家族的文化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竹桥黄氏家族的代表性人物这种歌咏故土的爱乡精神，还源于老庄以及会稽东晋名士的超逸精神。追求遗世独立、自由洒脱的精神境界是竹桥黄氏诗人群体的审美情趣。他们以自然为道、以简为尚，追求个体独立的生命价值，最终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同化的诗境。再次，浓郁的文化传统和良好的交谊环境亦是竹桥黄氏诗人辈出的重要因素。家族内部的文学活动、长辈的庭训形成了和睦融洽的创作氛围，这是竹桥黄氏家族诗歌传统得以滋生、延续的重要原因。同辈间的酬唱赠答、诗友间的雅集、吟啸林下，蔚成风气。这种和谐、率性的文化创作活动不仅显示了竹桥黄氏家学的传统渊源，而且足以使唱和者的文学素养升华。如果没有浓郁的文学氛围、没有良好的启蒙教育和锻炼，就不可能出现竹桥黄氏家族诗人群体的延续。第四，社会历史演变中造成的苦难人生，为其家族诗人群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竹桥黄氏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繁荣于明末清初，家国不幸诗人幸，这是历史发展使然。明朝的灭亡，神州陆沉，对竹桥黄氏家族来说无疑是又一次遭遇了难以接受的现实。遗民诗人，只能长歌当哭，抒发忧时悯世之声。诗歌成为记录这场社会大灾难最得心应手的载体，以家乡的山水寄托黍离之音。面对异族入侵，铁蹄蹂躏，生灵涂炭，饿殍遍地，遗民诗人的爱国、爱乡之情表现得尤为炽烈。亡国之恨难以遣释，并迅速上升为爱国和民族反抗情绪，家国兴亡借诗歌而雷动。竹桥黄氏家族成员歌咏乡土的爱乡精神，亦上升为不屈的民族复仇、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同时，对家族的起衰振兴有着不可小觑的鼓舞作用，激发家族成员产生家国一体的亲和力。正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竹桥黄氏家族成员歌咏乡土的优秀传统具有了时代特色和超越文学的精神特质。

竹桥黄氏家族所传承的忠义精神是其家族最鲜明的特征，孝悌精神则是维系其家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学术创新精神是其对中华文明延续最大的贡献，歌咏故土的爱乡精神则是其家族高贵的文化品位。上述四方面的传世精神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融会的。数百年来，竹桥黄氏家族的传世精神始终贯穿着一条基本的脉络，即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和佛道超越精神的融会，集中起来就是一种为追求社会正义、进步而百折不挠、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格精神，这种绵绵相继的传承精神铸就了其家族的灵魂。竹桥黄氏家族诸多代表性人物为中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所创立的业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竹桥黄氏家族所传承的精神品格以及学术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家族的范围，成为浙东文化精神的高标。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在《竹桥黄氏续谱序》中所言：“子孙众盛，衣冠礼仪蔚然有称，岂非黄氏之望族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竹桥黄氏家族所积淀的家族精神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通过编修宗谱、修建宗祠、制定宗规、家训等载体弘扬传承家族门风，应该说这是竹桥黄氏家族贡献给世人重要的精神遗产。

三、竹桥黄氏家族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研究的时空范围界定：在时间上，以竹桥黄氏家族从南宋初创基立宗到到清末民初这一时段为限，接近八百年的家族流变史。在空间上，主要以旧属浙江余姚县通德乡及周边地域范围为限，包括迁居县城的一支。以此时空设定主要是为了集中地讨论问题，并非有意排除竹桥黄氏家族在人口繁衍、流变过程中因迁徙等原因所涉及的人与事。限于本课题研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对于竹桥黄氏清末民初之后的人与事则不在本课题讨论的范围之内，有待后续研究。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主要以余姚竹桥黄氏家族中的代表性人物、尤以其中杰出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人物为研究脉络，分阶段地考察其家族代表性人物的重要活动和主要成就，从而揭示一个家族的演变、兴衰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活动与贡献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特定作用及影响，以探究历史发展中某些带规律性的问题。由于研究的时间跨度为南宋初至清末民初的竹桥黄氏家族近八百年的历史脉络，竹桥黄氏家族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所处的地域文化生态，在一定程度上能折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某些现状，因此竹桥黄氏家族史这一个案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同时，通过对余姚竹桥黄氏家族流变的考察，为深入研究浙东文化精神提供典型的家族史个案例证。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宋元、明清王朝易代、社会大动乱对竹桥黄氏家族的影响，科举仕宦制度对竹桥黄氏家族的影响，明代阉党乱政对竹桥黄氏家族的影响，竹桥黄氏家族成员的学术创新与浙东、乃至全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文学艺术创作对竹桥黄氏家族代表性人物抒发家国情怀及提升精神气质的影响，西方科学技术风气东渐对竹桥黄氏家族代表性人物学术研究的影响，地缘文化对竹桥黄氏宗族家风传习的影响，竹桥黄氏家族宗族规范传承对其成员的影响、竹桥黄氏家族姻亲关系对其家族发展的影响等。

主要的研究史料与研究方法：本课题研究以现存的数部《余姚竹桥黄氏宗谱》、人物《年谱》和竹桥黄氏家族成员撰写的相关家族史代表性著述为主要研究依据，以《二十四史》《清史稿》及相关的地方志等为辅助性的研究史料，相互印证，构成证据链。主要研究方法：一是文献法，通过对涉及竹桥黄氏家族史的主要史料，以及相关联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教育学、方志学、文学、科学技术等诸多学术领域的文献作分析研究，把握竹桥黄氏家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学术上的意义和地位；二是调查访问法，通过对竹桥黄氏家族世系变迁过程中相关遗迹的调查考察，描述其家族发展状况及后裔的现状；三是个案法，通过对竹桥黄氏世系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作深度研究，揭示其家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论从史出，在没有弄清基本史实的情况下，对所研究的问题不妄下断语。

四、余姚竹桥黄氏家族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课题研究的主要价值：一是认识价值。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家族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群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了十分可观、厚重的家族文化史。通过研究竹桥黄氏家族发展的脉络，主要在于认识一个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乡村家族，在历史流变中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家担当起历史责任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社会学、教育学的角度看，主要在于认识竹桥黄氏家族在一地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和社会创造力，以及家族文化传承的方式。从宗族学、民俗学的角度看，主要在于认识其宗族繁衍、宗族礼仪传承、宗族文化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与形式，对促进家族文化品位提升所起的作用。从学术的角度看，认识竹桥黄氏家族代表性人物如何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如何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仅可以激励后人奋发进取，而且可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从政治学、经济学和军事学的角度看，主要在于认识从南宋到清末民初社会政治制度的沿革、经济的发展和政权内部、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主要在于认识明末清初中外科技发展的互动关系。二是存史的价值。从史料学的角度看，通过对竹桥黄氏家族全面、系统地研究，为其家族中的杰出人物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树碑立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存史和教育作用。三是审美的价值。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竹桥黄氏家族中的诸多成员，能诗善文，具有醇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判断力，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激浊扬清、风励世人的作用。

竹桥黄氏家族研究的意义：竹桥黄氏家族源远流长，但国内外学术界对竹桥黄氏家族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学术研究的成果不丰，尤缺少家族史方面的研究专著。竹桥黄氏家族历代杰出人物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彰显了华夏文明的风骨，其家族的精神风范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思想、政治、历史、教育、文学、科学技术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家族成员中的优秀人物接力式的学术研究传统，尤为世人所敬仰。因此，研究竹桥黄氏家族的历史和家族代表性人物的事迹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研究，至少可以从家族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寻找民族、国家兴衰的某些规律性问题，这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进步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