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兴的社会现实语境

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勃兴的这股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继承了以往思潮的主要内涵，但又增加了崭新的元素，萧功秦从政治思想理念上把其称为“新保守主义”，并总结其“新”的主要表现为：“从变革过程所必需的历史连续性上，从现代化的积极的中介和杠杆功能上，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意识形态和权威形态的意义和积极作用，并在这一基础上渐进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从思潮重兴的社会现实语境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本身的因素，都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

一、国际背景

从国际大环境看，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僵持多年的“冷战”宣告终结，在后冷战时代，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对抗逐渐让位于经济竞争和文化抗衡，传统的两极化格局被多极化取代。各国家民族，尤其是弱势民族开始普遍关注自身的文化传统，质疑“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倡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导致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高涨。受这种全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全面而迅速地掀起了一场本土文化复兴的保守主义浪潮，一方面，苏联的激进改革导致的解体后果，让国人开始对政治激进主义产生怀疑和反思，思想上逐渐趋于稳妥、渐进和保守；另一方面，政治军事对立让位于经济和文化竞争的事实，促进了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重新关注，于是回归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认同、提升民族意识以应对新的国际竞争和国际秩序，探寻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独特道路，成为普遍共识和共同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代替政治激进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思潮。

在西方学界，美籍日裔思想家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看法、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等，也促进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国内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国务院的新保守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最有希望的社会制度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成为最理想的社会模型，其他所有的观念都已过时或破产。“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其言外之意，只有西方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西方文化优于其他“劣等民族”的文化，这当然激起了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反对，反对和抵御西方文化、强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觉，由此，“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开始显得理直气壮，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和追随。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也对国人造成了很大影响。亨廷顿认为，现在是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就不可能有它的立足之地。“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人类的巨大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源将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虽依然是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亨廷顿据此认为，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集中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这种“文明冲突论”事实上是将“儒教国家”中国看成西方未来最重要的敌人之一，并主张要从文化上“遏制中国”。这对中国思想界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直接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受到来自政治、民族情绪上的抵触；另一方面，也从反面使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性更为关注，更加注重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重新检视和积极挖掘，试图找寻有价值的建设资源，以建立起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威胁和挑战。

另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开始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顺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展势头喜人；而有“亚洲四小龙”美誉的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更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让世人为之瞩目。工业东亚经济上的成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自信，也正是在此经济成就的鼓舞之下，诸如“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等说法接踵而来。有些国人由此乐观地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打破了“韦伯命题”的神话，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可以生发出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性”，引导国人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是，儒家道德伦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意义被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国人普遍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全盘西化，传统与现代性并非对立不可协调；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又和它各自不同的传统有深厚的密切的关系；儒家思想被证明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提供支撑、发挥作用，“通过把儒教与资本主义挂钩，中国的传统不再是阻碍现代化的历史负担，而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动力”，“儒教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作用如同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对于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作用一样”；并且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比如“尚和”“中庸”“天人合一”等思想可以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公义、法制等进行一种健康互动，促进一种新的内涵更加丰富的人文主义出现，从而校正西方工具理性独大的偏颇，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由此，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一扫往日愧恨交加的自卑心态，转而表现出明显的自信和骄傲。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在后工业时代面临不可克服的危机，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力图从东方文明中寻求解救之道。例如汤因比就非常看好儒教中国的未来，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可以很好地拿来应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密的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家立场。”此外，像海德格尔对禅宗的认同，荣格对《周易》的心仪……也都成了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实际上，这些西方学者未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也未必就真的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有如此大的效能和功用，毋宁说，这只是西方一些学者基于自身现代化面临的困境而产生的一种焦虑心态，既然危机和困境不能从自身内部得以解决，那么，目光向外，向看起来和自己完全“异质”的东方文化寻求救治之道，无论奏效与否，最起码能对西方各民族起到警醒的作用，不至于在现代化危机中越陷越深。当然，也不能否认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信服、认同甚至膜拜的真诚之心，无论如何，西方这些杰出的学者如此认同东方文化，还是进一步激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豪和骄傲。这对长期处在西方文化强势压抑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传人来说，无疑备受鼓舞，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更有信心、更加认同，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逐渐产生。与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相比，这种新的文化保守主义，其立场已不再是被动保守，而是主动开放；不再是消极退守，而转为积极进取；不再是悲凉无奈，却充满了昂扬乐观。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却“保守”意味，毋宁说是对自身文化类型、文化体系的尊重、承认和认同。

二、国内因素

国内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更促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八九十年代之交，仍有一些知识分子持激进的政治变革立场，无论是鼓吹完全否定中华黄河文明的“河殇说”，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都认为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完全抛弃自身文化传统，全盘学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和主张不仅无助于中国的发展，反而会葬送中国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更多的人开始以此为契机，更加理性地看待、认识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更加渴望社会稳定、渐进地发展。针对此种语境和现状，当政的国家领导人适时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方略，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切实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国家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以经济主义话语为背景的稳定话语，从此取代政治激进主义话语，并逐渐占据支配性地位，这对后来整个社会的思潮的流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明显提升，对比因激进改革失败而陷入泥潭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停滞和衰败，更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我国渐进、平稳的改革模式拥护有加，同时对苏联和东欧的激进政治改革模式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相应地，在思想领域，政治激进主义逐渐失去地盘，（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情绪。在此情形下，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价值体系外，人们也开始关注自身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素，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主流价值体系的儒家思想，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和排斥，而开始着手寻找其中能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因素，以作为主流价值体系的有益补充。这样，以主张皈依自身传统文化、渐进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始重新勃兴。

天然具有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更是从理性高度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中国国内秩序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健康顺畅发展，东欧国家的动荡不安和停滞不前，从正、反两方面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照搬任何别国的模式；中国的前景和出路必须以中国本身的文化资源做支撑，“全盘西化”的方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激进的、一劳永逸的方式只能导致混乱和动荡，中国的改革必须走渐进主义的道路。而追溯历史，国内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保守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及其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对历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文化守成派的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更加同情式了解，借反思激进的契机，学者们对启蒙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东方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及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与超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不唯如是，知识分子们普遍认识到：“一种关于文化价值合理性的相对与多元的立场，一种对和谐而非紧张的人类秩序状态的肯认，一种对和平安宁状态的维护的而非破坏的，一种稳健的逐步的而非剧烈的社会进步与变革方式的倡导，对我们所置身的社会将是积极有益的。”因此，在文化建设的策略方面，采取了一种更为明智、更为务实的态度：文化渐进主义立场，“这是一种吸纳各方、综合大家的宽容而又稳健的立场；一种既不同传统中的保守与教条认同，又不脱离传统的立场；既不采取‘西方的月亮比东方亮’的心态，又不拒绝吸收西方文化的不走极端的第三种立场，这是文化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是在新的历史循环中的建设新理性的道路”。学界的这种提倡、呼吁、研究，更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全社会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与国力的快速提升，被证明坚持“走自己的路”、渐进改革决策的正确与英明，这更增加了广大国民在文化上的自信心，“而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认同的载体一般则体现为这个民族祖先创造的传统主流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儒家典章文物。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就成为文化思潮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检讨以往在对待自身传统文化上的失误和偏颇，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过高地评价了西方文化的作用，而贬低或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影响。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当今重新选择现代化的模式和重新确立中国人价值信仰的重大历史关头，就应该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和核心的儒家伦理和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学者们首先检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决绝地把儒家传统文化看成束缚现代化步伐的负面因素这一认识的偏激，认为即便在五四时期，儒家文化也不见得就全然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罪魁祸首，而在今天，“真正束缚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并不仅是那个已成为‘遥远的回响’的古典精神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并不是什么儒家伦理化原则作为精神枷锁束缚人和社会的现代化”，相反，因缺乏有效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制约、引导而导致的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投机主义以及无掩饰的贪欲”等负面因素，才是制约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正因此，为了重新振兴民族精神，唤醒国人的灵魂，解决当代道德伦理危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需要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如果再对照西方社会陷入现代化发展困境而不可自拔的现实，则“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庸精神，推崇伦理亲情，重视人际关系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原则”更使国人备感骄傲和自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恰好能够“纠正西方文明的弊病”。

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其实，在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冷战结束以后，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地在全球推广和渗透，“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思想家们提出了西方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概念，要求培植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禀赋，保持个性，对抗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学者们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长期积淀，是民族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民族文化一旦丧失，则民族成员也就失去了身份认同和归宿感，为此，他们普遍主张和呼吁回归传统文化，坚持以民族自身的文化为本根，加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寻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以此来克服全球化与西方世俗文明冲击波造成的文化焦虑感与文化‘无根感’”。这种“文化守成”的思想倾向很快得到广泛共鸣，并迅速获得其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合法性。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反思现代性和现代化规划，批判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偏颇，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就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在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成果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引发了种种矛盾与困惑：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道德沦丧、理想滑坡、信仰泯灭、生态危机等一系列负面现象开始出现。富有忧患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物质文明和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挤压和戕害进行反思，极力倡导在全社会弘扬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和挖掘资源，找到诊疗病症的处方，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三、“新儒家”和汉学家思想学说的影响

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新兴起，除了国际、国内背景外，“新儒家”和汉学家思想学说对大陆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众所周知，“新儒家”是相对于较前的传统儒家来说的，指的是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一般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致力于弘扬儒家学说和思想的学者，像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诸人，他们的基本特征或曰共同思想取向是，“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些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看重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他们在诸如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现代化与西化等问题上有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极富价值的创建，只不过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加剧，尤其在特殊时期更失去了发展的空间，许多学者去了港台和海外。自进入80年代起，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受阻，开始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反观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却非常成功，并且看起来又能成功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伴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弊端。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这些同属中华文化或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它们之所以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其背后所支撑的正是儒家追求个人卓越和注重集体利益并重的精神”，“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成功范例，足可证明儒学在当代的发展既可以适应全球化进程，致力发展经济，积累社会财富，又可以避免重蹈西方文化中非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导致诸多严重社会问题的覆辙”。在此影响下，国内也兴起了“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对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思想学说着手进行研究和吸纳，同时对现代史上中国新儒家学者的学说也开始关注并研究。

总体来说，这些思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对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的呼吁和弘扬；对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辩证认识。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是该时期新儒家们思考的核心问题，由于新儒家学者大都学养深厚、兼通中西，所以他们对东西方文化各自长处和不足之处都有深刻的体认和领悟，这使得他们能够以更加开放、宽容、客观、理智的心态去思考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并直接从对20世纪世界哲学、文化发展的主流与态势的理解、感受出发，讨论中西文化及相互关系。牟宗三提出“内圣外王”，主张在儒家“内圣”的基础上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他认为，“儒学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杜维明站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线上，提出要在当代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建立新儒家的哲学人类学，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上；刘述先十分重视对西方文化哲学和比较哲学的系统研究，力图用现代方式去恢复和重新表达传统哲学的睿智，提出所谓的传统、马列、西化三者“健康互动”的中国文化出路观；有学者提出把文化研究聚焦在传统与现代可能的接榫点上，认为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唐君毅、徐复观都认为，虽然以儒家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传统有着自身的缺点，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资源，但决不可以因此说，中国文化在现时代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应该“在自己文化精神本原上，建立根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并非只是左右采获，截长补短，以为综合；而即是完成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以形成中国中国文化前所未有之新阶段。以此新阶段之中国文化，不仅可超过过去之中国文化，亦可在理念上，超越现在以前之西方文化”。

此外，现代新儒家对西方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的挖掘和弘扬，也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共鸣。现代新儒家虽然积极接纳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但是，其在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基本的型范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同时，又对西方现代性提出了严厉批判，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是偏颇的，导致了很多危机，如：人生意义的失落；科学独大带来的人的异化；无度的戡天役物造成的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等。杜维明虽然充分承认西方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他也辩证地提出，启蒙运动事实上并不是像某些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仅是赐予人类社会以文明、富强的“福音”，而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所以，现今的人类要对启蒙进行一种全面反省和检讨。方东美、刘述先等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方东美认为，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对人的完全忽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一颗尘埃，掉落到无底深渊，感到不可言喻的渺小；而刘述先站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角度，认为时代面临许多“违反人性”的问题，因此，他提出，虽然不能全盘否定西方的现代文明，更不能提倡无条件地回复到古老东方的传统，“东方传统的限制和缺点是真实的，我们决无法开倒车阻挡在现代化的过程”，但“我们必须在同时警觉到，我们走入‘现代以后’的阶段，现代西方的流弊以经暴露无遗，许多问题已经暴露出来，迫使我们去寻求一些新的答案”。这些“新的答案”，就是传统儒家哲学和思想中“普遍和谐”“天人合一”等极富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的思想。新儒家学者认为，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金钱名利的追逐和人文价值的疏离使人更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成为“物化”的存在，要想纠正这些偏颇，必须从传统儒家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其中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的思想理念，是解决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他们普遍认为，儒家思想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足以纠西方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之偏，从而使人类真正达到与万物的和谐。

除了公认的新儒家学者，其他一些持大致相同思想倾向的学者，如海外汉学家史华兹（B.Schwartz）、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柯文（Paul A. Cohen）等人，以及中国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如钱穆、傅伟勋、林毓生、张灏、许倬云，包括李泽厚等，都对中国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相关研究、提出的重要思想，也对新时期的中国大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学说和思想，在有关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性、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等关系的问题上，有着辩证而温和的认识，促成了国内以反思激进、主张重新审视传统、张扬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