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话本小说地域空间分布与理学地域空间分布

宋元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话本小说的生产、繁荣有莫大关系。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话本小说、商品经济、理学的兴盛几乎同步。此现象似乎提醒研究者，话本小说的生产空间与理学空间的并存并非巧合。

一、拟话本小说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从刊刻（包括翻刻）地看，现存明刊本拟话本小说中，浙江23部，江苏24部，福建4部，江西1部，安徽1部。小说刊刻地、小说作者（或编者）籍贯，都以浙江杭州、江苏苏州为主，一些不署作者真实姓名的艳情小说，如《欢喜冤家》《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也多在苏杭刊刻。福建、江西、安徽等靠近苏杭的地区则数量很少。

东南之地是文人聚集的地方，据统计，明代文人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上海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055人，占明代籍贯可考的著名文学家总数1342人的78.61%。其中，江浙二省文人又占总数的61.15%。清代文人中（截至1840年），这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272人，占清代全国著名文学家总数1744人的72.94%，其中江浙二省占70.13%。仅从明代考中进士的人数看，江苏以3667名位居首位，浙江以3391名居第二位，次之是江西籍进士，共2690名，福建籍进士共2192名。

按照经济发展及科举比例所显示的文化教育状况来看，江浙两地出现众多话本小说家理所当然。但有几个问题有待探究：

其一，虽然江西、安徽、福建三省经济相对落后，但教育并不落后，且都离江浙二省很近，其刻书亦很精良（如徽州刻书），但话本小说极少。

其二，福建在明万历、泰昌时，通俗小说的刊刻最多、最繁盛。建阳书坊中，历史演义、神魔、公案题材最多，世情题材少，苏、杭书坊中世情题材较多。

其三，明嘉靖到万历前期，是福建书坊最为繁盛的时期，以建阳为中心的刻书区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众多通俗小说在此刊刻（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大宋中兴演义》《水浒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万历、泰昌时期，福建所刻通俗小说有26种，却没有一种是情色小说。当其他地方大量刊印情色书籍以追求利润时，一向对市场把握准确，并以劣质刊刻来追求利润的福建刻书家并没有跟风而上。

解答上述问题，应从理学思想影响入手。有学者指出：“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出版书籍时，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既要盈利又要承担教化的任务，所以大量出版历史演义等宣传‘忠义’思想，表彰忠臣义士的小说，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此说乃为至论，可惜没有展开。明清理学的两大阵营在东南之地根基各有不同，对小说刊刻的影响也有所差别，尤其对刻书种类与题材选择影响较为明显。

二、福建理学与拟话本小说刊刻

福建理学以朱子学为主。朱熹生在新安，却在福建长大，是闽学开创者。朱子闽学提倡居敬穷理、反躬践行，崇四书。他以讲学传道为己任，讲学时以经学义理教育为主，要求人们明人伦、晓义理。朱熹利用刻书，或宣传自己的学术著作及传播学术思想，或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教学用书。朱熹门人也以福建籍为多，这些闽学者的后代多为刻书者。如建阳刻书家刘氏、魏氏、熊氏、黄氏、蔡氏、叶氏等，都是闽学者的后代，且书林人物之间也多存在姻亲关系。建阳书坊林立，刻书丰富，刻录了不少理学著作。据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统计，福建官刻书籍407种，经部66种，占16%，史部70种，占17%，二者共占33%。在建宁府1603种刻书中，经部234种，占14.6%，史部295种，占18.4%，经史类共占总数的33%。很多书坊往往同时兼刻通俗小说与科考书籍。如余氏书坊共刻书235种，经部40种，史部46种，小说38种；刘氏书坊共刻书297种，经部32种，史部64种，小说13种。总之，福建刻书很重视经史一类的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学在福建的广泛传播。

福建王学学者不多。黄宗羲《明儒学案》虽设“粤闽王门”，但言及闽之王学学者只有马明衡、郑善夫。王学福建籍弟子主要分布在泉州、福州地区，“闽中学者中即使有个别来越师从阳明者，后来也大都转向了朱学”。即便是马明衡、郑善夫，也没有摆脱朱子学的影响。可以说，在明代福建地区，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阳明之学显得冷清。晚明福建的文化巨人谢肇淛（1567—1624）自27岁调任湖州司理，此后绝大部分时间在外辗转做官。他与心学人物袁宏道等颇有交往，但对阳明心学却有所保留，认为“良知”“止修”之说只是拾人唾余，欺世盗名而已，对于信奉李贽学说之人，“甚恶之，不与通”，听闻李贽之死，其评价是“此亦近于人妖者矣”。

明嘉靖年间（1522—1566），杭州出现了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其中不乏世情题材，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风月相思》等。谢肇淛万历三十四年（1606）评《金瓶梅》，1607、1608两年都待在福建老家。在此期间，他完全可以将此书交给书坊刻印——那时，正是福建书坊繁盛时期。与《金瓶梅》同时代的，还有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的1606年刊出的《玉娇李》。万历三十八年（1610），《金瓶梅词话》在其他地区刊出。据嘉靖《建阳县志》载，当时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书市盛况空前，与外界商贾往来甚为频繁。对于外界情况及需求，福建书坊坊主应有所了解。

明代福建刊刻的话本小说只有《熊龙峰小说四种》。四种小说中，《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均属于婚恋题材。建阳熊龙峰刊刻过的婚恋题材的作品还有《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建阳刻书中双峰堂的《万锦情林》、世德堂的《绣谷春容》所选内容有《钟情丽集》《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娇红记》《吴生寻芳雅集》《三妙传》《刘熙寰觅莲记》等，属于世情乃至艳情题材。建阳书坊坊主余象斗所刻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中设有“风月门”，录有很多情书套话和关于春药、房中术乃至其他风月的知识。可见，建阳小说并非不懂得采用世情题材，更不是找不到新的题材，而是不愿意使用这些题材继续编撰话本小说。否则，以福建人之才华，建阳书坊坊主之精明及职业敏感，建阳书坊编写、刊刻更多的话本小说不是难事。话本小说先在福建刊刻，当话本小说盛行时却没有继续刊刻，除了没有专业人才从事话本小说创作外，或许与话本小说的题材多涉及婚恋有关。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福建书坊刊刻小说时有意识地弱化世情题材，进而束缚了话本小说在这一地区的刊刻。谢肇淛评而不传播《金瓶梅》，也当与其作为福建士人固有的观念相关。

三、江西、安徽理学与拟话本小说编撰

话本小说在江西及安徽也很寂寥。早在明嘉靖时，徽州歙县刻铺比比皆是，有“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之说。万历以后，“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胡应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谢肇淛也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徽州官刻、坊刻、私刻颇盛。刻书种类繁多，谱牒、经史子集、日常用书都有刊刻，“以数量而言，明代徽州私人刻书数以千计种次”，“清代前期，徽刻承明代遗风，还较兴盛，比较有影响的刻铺仍有三十多家，刻书仍有数百种之多”。然而，这众多的刻书中，通俗小说却极少。究其原因，当也与理学有关。

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朱子阙里”。徽州民众“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新安为程子之所从出，朱子之阙里也。故邦之人于程子则私淑之，有得其传者；于朱子则友之、事之，上下议论，讲劘问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时以还，硕儒迭兴，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寿其传。”徽州刻书中，理学书籍众多，如休宁陈若庸刻《性理字训讲义》百篇，休宁倪士毅刻自撰《四书集释》，歙县郑玉刻自撰《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徽州路总管郝思义刻《朱文公语类》等。逮至明代，新安理学更为兴盛，刻书繁荣。其中直接研究和传播朱熹本人学说的有官刻图书《文公年谱》《晦庵语录》《四书集解》《朱子语录》等。私家刻书有歙县汪正刻朱熹辑《上蔡先生语录》三卷、休宁程至远刻朱熹撰《孝经勘误》一卷、婺源朱崇沐刻《重浸朱文公奏议》、新安金氏问玄馆刻朱熹撰《四书集注》十七卷等。吴勉学与吴养春合刊的收录朱熹著作的《朱子大全集》就多达一百余卷。同时，明代理学家的著作也广为刊刻，较重要的有程敏政的《心经附注》《新安文献志》，程曈的《新安学系录》，汪应蛟的《汪子中诠》等。在底蕴深厚的理学熏陶下，徽州人有一种自觉的理学精神。不过，明中后期的心学也影响到徽州地区。据大略统计，投身到心学门下的徽州学者达24人。这些弟子学成归来，即在本地推行讲会，传播心学思想。湛若水、邹守益、王艮、钱德洪、王龙溪、罗汝芳等都先后到过徽州，主讲盟会。心学讲会多样，有月举、季举、岁举。正德十年（1515）至天启元年（1621）新安大会“会讲大旨，非良知莫宗；主教诸贤，多姚江高座”。在程朱理学与心学的颉颃中，朱子学说的阵营遂有所压缩，但仍屹立不倒。嘉靖以来徽州讲会在汪应蛟、余懋衡的推动下，与东林讲学相呼应。户部尚书汪应蛟在家乡徽州居留十九年，主持徽州六邑大会并参与各县的讲会，在正经堂、富教堂、三贤祠、福山书院频繁出席讲学活动，以朱子学为其宗旨。清初程朱理学重兴，徽州学者讲会亦以朱子学说为尊。正因为如此，徽州书坊也刻过《第一奇书金瓶梅》《觉世明言十二楼》《牡丹亭》《西厢记》等小说、戏剧，但数量远远低于江浙一带书坊所刻的。

江西也是理学家汇集的大省，甚至有人认为宋明理学就是“江西之学”，因为江西不仅是理学的发源地，也是理学集大成之地。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大家都曾在江西为官讲学。周敦颐在江西南安创立了理学，讲学于濂溪书院。二程在江西受学于周敦颐。江西也是朱熹的主要讲学之地，他兴复白鹿洞书院，并在此讲学。与朱熹关系密切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丰城县的盛家洲书院和龙光书院、安福县的竹园书院、新城的武彝讲堂、玉山县的怀玉书院和草堂书院及刘氏义学、余干县的忠定书院和东山书院、德兴县的银峰书院和双佳书院。“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在赣州任职时讲学，一时弟子如云。陆九渊本是江西人，在江西金溪槐堂书屋和贵溪书院讲学多年，“鹅湖之会”使其名声大噪。明中期两个重要的理学家吴与弼、胡居仁都出身于江西。吴与弼一生授徒讲学不辍，弟子众多，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吴与弼认为要成圣，需要“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胡居仁以传承程朱理学为己任，以“主敬”为其学术主旨，倡导慎独、力行。娄谅、胡九韶以及罗伦、张元祯等学者，也共创讲会、聚集门徒，宣传程朱理学。在江西诸多学者中，罗钦顺是坚守朱学的中坚力量。“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罗钦顺对朱学的坚持，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推动了朱学的发展，“大有功于圣门”。

江西王学极盛。王阳明江西籍的学生有邹守益、欧阳德、何廷仁、魏良弼、刘阳等。“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然江右王学代表之主张，与吴与弼、胡居仁的主张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邹守益、欧阳德的“主敬”“慎独”，聂豹、罗念庵的“归寂”与“主静”等。江右王门的这一派被誉为王学修正派，其观点与程朱理学有很多相似之处。黄宗羲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江右理学的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文人的思想。“在小说类型的选择上，江西、福建籍的作者仍倾向于历史演义和文言杂俎，有所依本，具有很强的史实性，完全虚构的内容很少。……言情一类相对较少……福建只有2部世情小说，江西一部也未发现。”“原因就在于：福建书坊大量刻印历史小说，而当时很多科举不得意的江西文人，都被聘请到福建书坊进行创作。”

四、江浙理学与拟话本小说编撰

通俗小说的崛起与阳明心学关系密切。王阳明倡导良知说，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四民异业而同道”，以向下的姿态拉近了士与农工商之间的距离，也改变了人们的通俗小说观念。王阳明在浙中讲学时，“诸友皆数千里外来”，四方鸿俊，千里负笈，“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徒”。王阳明在浙中讲学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影响广。《万历野获编》云：“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然而，阳明心学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王学左派——泰州学派、浙中学派讲学实现的。“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王畿、王艮之讲学，将其推到极致。“自闻阳明夫子良知之教，无日不讲学，无日不与四方同志相往来聚处。”王艮大肆发挥阳明学的良知学，很注意对下层民众的宣传，鼓吹“愚夫愚妇未动于意欲之时，与圣人同”。“真性”“天则”“真性流行，自见天则”是其常说之语。王畿主张真性流行，反对虚假做作：“是非本明，不须假借，随感而应，莫非自然。”“良知是天然之灵窍，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他认为“性是心之生理”，味、色、声、嗅安逸于口、目、耳、鼻、四肢乃是自然之性，把人性归结为自然本性。王畿在王阳明之后传播其学说达四十年之久，无日不讲学，在江苏、浙江、安徽徽州、江西讲学达36次之多。这对明清之际的自然人性论直接产生了影响。

泰州学派是阳明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学派创始人王艮“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言百姓日用即是道”，“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王艮《年谱》）又提出明哲保身论，呼唤对生命与自我价值的尊崇，把人的主体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后王襞、王栋、徐樾、颜钧、赵大洲、罗汝芳、何心隐等，都得王艮真传，他们多能“以手搏龙蛇”，乃“名教之所不能羁络”者。泰州学派的影响也最广。据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载，当时泰州学派中王艮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可考者487人，江西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江苏本省数百人。如韩贞讲学“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听韩贞讲学者“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王襞继承其父衣钵，在家乡，每三个月在东淘精舍举行一次大型讲会；在外地讲学，其所至，“士庶辄百十为辈，群聚讲下，吴、楚、闽、越之间，信之尤笃，感孚既众，德誉日腾。一时缙绅、督学币檄交驰，或本郡师帅构室敦延”。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其“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对民众思想的启蒙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其关怀平民、不泥古、不盲目迷信权威的怀疑精神，对独立主体精神品格的构建影响最为明显。

深受王畿、王艮影响的李贽尤为“离经叛道”。他倡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把饥来吃饭困来眠等最自然的要求都看作是“道”，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欲求。其“童心说”对小说影响巨大。他认为《水浒传》《西厢记》都是天下至文，把小说与经史并提，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地位。

要之，浙中王学与泰州王学的传播本来就影响极广。加上江浙的经济发达、文士辈出，有一大批人从事小说的编撰与创作，最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繁荣。

无论阳明心学是否受到官方的推崇，讲学运动毕竟使其在民间得到传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始终居于主流地位；阳明心学作为下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盛行不衰。无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消长如何，它们对于人们的影响都不可忽视。二者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是社会化的人们的必然追求。阳明心学对个体人格的认同、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必然受到民众欢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在本质上都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有很多共通之处，对民众而言，同时接受二者并不难。

文学创作相对于社会思想而言，有同步性，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嘉靖、隆庆时期是阳明心学高涨之时，但细观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刊刻数量并不多，且以历史演义、神魔、公案为主。通俗小说的繁荣时期在万历后。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统计，嘉靖至隆庆的51年，全国共有通俗小说9部；万历至泰昌的48年，共有52部；天启至弘光的25年，共有通俗小说67部。汪燕岗统计的数据为嘉靖、隆庆时通俗小说5部，万历、泰昌时76部，天启、崇祯时80部。世情故事到万历后发展迅猛。这一时期，色情小说大量刊行，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寻芳雅集》《素娥篇》《绣榻野史》《金瓶梅》《浪史》等。究其原因，固然与成化、嘉靖时盛行房中术有关，也与嘉靖、隆庆时王学的讲学之风为艳情小说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对人欲的肯定有关。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及深厚土壤，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令小说在肯定人伦物欲之际，仍坚持伦理教化。甚至在色情小说中，作者往往再三表明其中的教化意味。《绣榻野史》篇首《西江月》：“都是贪嗔夜帐，休称风月机关。防男戒女破淫顽，空色人空皆幻。”并以果报之说劝人警醒。《浪史》的作者在序中宣称“情先笃于闺房，扩而充之，为真忠臣、真孝子，未始不在是也”。《肉蒲团》的作者在第一回中称：“凡移风易俗之法，要因势而利导之……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歆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瞿然叹息……又等他看到明彰报应之处，轻轻下一二点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

自《熊龙峰小说四种》《清平山堂话本》刻出之后，直到天启元年（1621）以后话本小说才重新抬头。话本小说家经过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东林党争、复社运动的洗礼，其创作必然会打下时代的烙印。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或有言情乃至艳情之作，如《欢喜冤家》《一片情》《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即便是凌濛初这样的正统文人，在“二拍”这样的充满告诫之作中也有许多色情描写。但总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中，艳情题材的数量仍然是比较少的，色情描述的篇幅也不多，作者常常跳出来对故事进行干预者比比皆是，其教化色彩相对于中长篇小说更普遍，也更浓郁。

概言之，话本小说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在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话本小说都比较少，这与福建刻印通俗小说要讲究题材的要求相一致。其原因在于福建程朱理学的底蕴深厚。而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虽然也是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之地，得阳明心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这些王学传人在宣传阳明心学时，也在不断修正阳明心学，使之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则不然。其经济更发达，思想更活跃，加上科举考试之盛、王学左派之长期讲学、东林之活动、复社之广泛，使这一地区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具有世俗性与教化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