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不是赐予的春天
在很多人心目中，“百花齐放”总被视为是对春色满眼、自由舒畅、祥和开明政治局面的恰切形容，因此也就被人们普遍地尊崇为与强权下“舆论一律”相对立的理想境界。
中国当代史中“百花齐放”的过程大家都还记得，其大致的情况是：1956年4月下旬，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时，陈伯达等人提出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上，应该实施把政治问题与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陈伯达在28日的发言中说：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两个口号，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正式公开宣布了这个方针，他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5月26 日，中共中央召开由在京的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中宣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还说：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他又强调：“对人民内部的唯心主义的落后思想，应该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也是尖锐的，但这个斗争是从团结出发的……”
然而不过一年之后，随着“反右”的疾风暴雨，“百花齐放”的“开明政治”也就戛然而止，仅仅成了后来一些过来人的回味和憧憬，比如陆定一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
人们把“百花齐放”的夭折归咎于“反右”带来的突变，这当然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从更根本之处来看，问题恐怕与“百花齐放”口号的背景有关——施予某种宽惠的言论限度，这种恩赐本身，是随时可以收回的。
“百花齐放”这个动听语词出于《镜花缘》中故事：上界群仙集会庆祝王母圣诞，嫦娥欲百花一齐开放，作为盛典之装点，而掌管群芳的仙子说：“唯有上帝敕旨，才能群花齐放。”后来承天膺命的武则天隆冬赏雪时兴致大发、下令百花立时一同开放，以见自己爱花之癖。百花不敢违令，只得违拗春兰秋菊互不同时的天性而“各处群花大放”。百花的这胆战股栗、遵旨齐放，当然衬出个别胆敢违令者极端孤立，于是等待它的命运就是：
武后细细看去，只见群花唯牡丹尚未开放。……不觉大怒道：“朕自进宫以来，所有上林苑、群芳圃各花，每于早晚，俱令宫人加意浇灌，百般培养，自号‘督花天王’。因素喜牡丹，尤加爱护，冬日则围布幔以避严霜，夏日则遮凉篷以避烈日。三十余年习以为常。朕待此花，可谓深仁厚泽。不意今日群芳大放。彼独无花。负恩昧良，莫此为甚！”分付太监：“……以辰时为限。尔等即烧炭火千余盆，先把千余（牡丹）株枝梗灸枯，不可伤根。灸后如放叶开花，即将炭火撤去。……如再不开，立将各处牡丹，一总掘起，用刀斧捶为齑粉。那时朕再降旨，令天下尽绝其种！（《镜花缘》第四回）
可见，圣君对百花的“百般培养”“尤加爱护”，必然是与其“督花天王”神圣无上的身份，以及随时都能够对百花施以炮烙、“捶为齑粉”，甚至“尽绝其种”的无限威势和权柄相辅相成的。
小说中的这个故事当然有文学的色彩，但它对权力意志专横本质的描述却是相当真切的。所以我们在正史关于武则天的记述中看到的情况同样是：只有最高的权势者才能够决定究竟什么是应该普天齐放的“香花”，什么是必须彻底剿灭的“毒草”。例如，武则天不断让手下给自己加上“神圣皇帝”“圣母神皇”“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等越来越光荣伟大的名号，她还让人炮制出无数的神迹和“祥瑞”（或是当时普天之下感恩戴德的人们自觉自愿地“敬献”也未可知），以证明她应天承命后的到处莺歌燕舞。当时魏王武承嗣伪造了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让手下人诡称获之于洛水，并献给朝廷。按理说，天纵圣明的“圣母”应当一眼看破这套不值钱的把戏，然而事实刚好相反：“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随后又升格称之为“天授圣图”。同时，不仅对献石者加官晋爵，而且更册封表忠心有功的洛水神为“显圣”，赐之以“特进”这样极高的官位，为他建庙设坛、立碑旌表，并且命令举国同庆，闹得天翻地覆。因为有了这样的榜样，所以当时人人争着献红心，以至于热衷得过了头，还弄出过不小的笑话：有人献上带红色纹理的石头，称这是天神让武则天当皇帝的象征。别人问何以见得，献者回答：“因为石头中的红色是忠心的标志。”问者怒道：“如果此石中有红色就象征对皇帝的忠诚，那么普天下无数别样颜色的石头是不是都天生象征着要造反?”满朝文武听了这一问一答，都不禁哄堂大笑（见《资治通鉴》卷二百〇五）。而与这“大树特树”的造神运动联袂并举的，则是武则天用尽一切酷虐方法，誓将自己眼中的毒草“批倒批臭”。比如《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她亲自下令，将自己敌人的名字改为“尽灭”“万斩”；又记她在杀戮众多李唐皇室成员之后，总是念念不忘要把他们逐一“改姓虺氏”，也就是说，要让这些政敌统统改姓“毒蛇”。
“百花齐放”这个命题的预设前提，有意无意地承认和强调“百花”听从圣命和装点圣业的天职；承认和强调只有圣人才具备甄别香花、诛除毒草的无限天聪和赫赫权威，承认和强调这凭借权威的“大放”“大立”与“大破”“狠批”之间必然的共生关系。毛泽东说：“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但究竟谁才有权力“让说”、谁又有权力“干涉”，以及“正确的”“错误的”其最终裁判权在何人手里?“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但判定谁是“反革命”的决定权在何人手里?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的判断：“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看了梁漱溟的书、听了他的话，即是“反动分子”，可见其书、其话在读者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辨别以前，就早已是毒草。既然如此，“百花齐放”的结果其实早就是题中已有之意；而后来常说的“百家争鸣其实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种威严的二元划分，当然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中国历史上在言论尺度上翻云覆雨的例子很多。比如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现星变而“诏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为真，上疏指出由于朱元璋的暴虐，遂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而朱元璋一闻此言，竟然完全置自己言犹在耳的《求直言诏》于不顾，立刻命令将上疏者押至面前，要亲自将其射死以泄怒气。（《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
与臣民社会中的“百花齐放”这种内在规定和内在逻辑相反，现代民主制度强调的是每个公民思想和言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绝不是后天才被什么“大救星”、为了什么“开明”的目的而颁赐、附加的；这种自由也不是可以被什么人限定在“把政治问题与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禁忌之中。在这个根本的前提下，一切建设性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所能够做的，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和捍卫公民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唯有以这种重申和捍卫，才能体现公民国家的基本职责。因此在健全的民主社会中，就不存在所谓“德政”。
1998年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是纪念联合国大会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整整50周年，这让我们想起《人权宣言》开宗明义第一条申明的原则：“人人生来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其第十八条申明：“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又申明：“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同在是年，中国也举办了许多纪念活动，其中包括隆重纪念刘少奇和彭德怀诞辰100周年。这让我们想起：刘少奇直到“文革”中自己被囚禁的时刻，才悲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才拿出《宪法》对揪斗他的造反派说：宪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而过去的十几年间，他作为首要职责即是捍卫宪法的国家主席，在“反胡风”、“反右”、庐山会议等那样众多的关键时刻，并没有一次哪怕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站出来，提醒人们中国还有宪法。同样让我们喟叹的是：彭德怀在“上书”而遭到批判之后急急去做的，只是苦苦求见而希望“消除误解”，他也没有想起中国还有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或者说他知道中国有宪法，但明白当时那只是一纸空文。在这样文化环境中的国民，只能把自己思想和言论的希望寄托在开明的政策上面。
当年，哈耶克针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威权统治而强调：只有在社会成员享有人身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普遍的法治才能作为社会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反过来，正如伏尔泰和康德早就指出的：“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但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在1998年举行如此众多纪念活动的时候，在我国姗姗来迟地作为全世界排名第一百四十几、当然更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大国而终于加入了《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我们理当迎来一个新的百花齐放时代，当然，那不应是一个赐予的春天。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