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落幕中的陈独秀与胡适
“五四”前夕，全国文化教育界已经热浪滚滚，气象丕变，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思想新潮正汹涌鼓荡，弥漫全国。北京的莘莘学子，不仅争相阅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报纸，甚至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那样的纯粹学术著作几乎都是人手一册，可见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的深度与广度。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物更是成为一时“思想界的明星”，备受“新青年”们的敬仰与崇拜。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自然也引起反动保守营垒尤其是他们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代表的极度惊恐与仇恨，从1918年底开始，保守营垒的急先锋林琴南就在《新申报》与《公言报》上发表文章，攻讦北京大学，并把矛头直接指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他在《新申报》“蠡叟丛谈”栏目上发表《荆生》与《妖梦》两篇影射小说，发泄仇恨，幻想有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伟丈夫”（设想请徐树铮当）出来干涉，痛击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一帮放言高论、诋毁圣贤的新派妖魔，甚至呼唤北洋政府（所谓“阿修罗王”）出面将以蔡元培为首的新北大一口吞吃。1919年3月18日，林琴南在《公言报》上再度发难，发表《致蔡元培书》向新文化运动公开挑战，污蔑北京大学非圣无法，离经叛道，毁灭人伦国粹。蔡元培针对保守营垒的挑衅义正词严地作了公开答复。这之前，陈独秀也已对社会上的“八面非难”——种种对《新青年》的攻讦污蔑作过一次正面迎战的公开答辩，那即是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陈独秀在这个“答辩书”中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与旧文学。”——他还专门举例说明钱玄同为何要主张“废汉文”，这一条社会上反对得最多。他说，钱玄同“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陈独秀也承认“废汉文”的主张是“激切”的，类似于“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并申明对于这种“激切”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为了反对“国粹”的压迫，为了洗刷“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这种矫枉过正的“医法”未必就不是一种可行的手段。他自己也不免“激切”地说：“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从推广“世界语”到“废汉文”的主张，陈独秀与钱玄同大抵有相同的意见，只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本志同人多半”“不大赞成”——与其说“不大赞成”，倒不如直说“没有其可行性”。但反对国粹与旧文学，拥护德、赛两先生则是《新青年》同人共同的思想主张与文化立场。陈独秀又“激切”地宣言：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随着封建余孽、守旧势力加大攻击与挑衅，北京大学也感受到了团团“谣言”的围袭与压迫。1919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发表“辟谣启事”：“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3月1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辟谣：“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3月16日《每周评论》第13号上陈独秀又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再次辟谣，并引用京沪各地报刊对谣言的评议，再次为新文化运动声辩。如引上海《时事新报》报道：“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如引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国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挥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而遂弃此大学以去也。”又如引北京《晨报》载：“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陈独秀一面声明“政府并没有干涉”，一面指斥国粹派的两般恶手段——“依靠权势”和“暗地造谣”，并认为这种恶手段只能是中国特色的“恶根性”的表现。
旧势力的恶手段不能在思想、言论、学术出版物上镇压住北京大学与《新青年》，转而从陈独秀的“私德”即利用所谓“嫖妓”之流言来独攻陈独秀一人。——他们利用蔡元培是北大“进德会”的会长、陈独秀是“进德会”的甲类会员的道德约束
，逼迫蔡元培先撤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蔡元培原本是极不愿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的，但禁不起北京大学内部人员嫉妒，排挤陈、胡的旧势力的劝诱怂恿（教授间因省籍而形成的派别矛盾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特别是受了老友汤尔和的批陈态度的影响，终于让步，提前采取“文理两科合并，不设学长，专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的撤并步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无形取消。——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召集“关系诸君”到北京医专汤尔和处秘密商讨撤陈之事。这个“三·廿六”会议是北大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这个会议不仅决定了陈独秀的撤职，也决定了陈独秀从此离开北大，离开北京，离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位，投身到政治革命的事业中去，因而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新文化和政党政治革命运动的命运。
胡适早先一直疑心是以沈尹默为代表的浙江籍的几位教授怂恿蔡元培下的决心，汤尔和只是“堕入奸人术中”，成了他们的炮筒子，浑不知他们原来的目标就是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与旗帜的。集中攻击陈独秀的“私德”，只是针对蔡元培的道德心理巧妙运转的手段而已。1935年底汤尔和将他“五四”前后的全部日记送给胡适阅读，引起胡适与汤尔和关于“三月廿六日会议”的一番通信与讨论。1935年12月23日胡适送还汤氏的日记致谢的同时有一信称：“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然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胡适真是说对了，1919年至1935年十六年的短历史，已经可把现代中国三十年甚至八十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基本决定了。——关于“三月廿六日”会议的这个判断，这个预测，在今天读来，仍有强烈震撼之感。
汤尔和是最初在蔡元培面前力荐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的，但也正是他后来在蔡元培面前拉陈独秀下马的。理由很简单，他在给胡适的回信（12月28日）中说：“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第二天汤尔和意犹未尽，恰又收到胡适当日的回信，遂又复信：“弟以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至少也当与技术文章同其分量。以陈君当年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此乃弟之头巾见解，迄今犹自以为不谬，未知兄意如何?”接着汤尔和针对胡适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说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又弟意当时陈君若非分道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否发生动摇，亦属疑问。”这里汤氏似乎又小看了胡适的胸襟与识度，更轻估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胡适前一日给汤尔和的信中强调指出汤氏的“不明大体”：“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也承认独秀嫖妓，但这是“私行为”，而捍卫北大的新思潮则是“公行为”，两者不可混淆。他又责问：“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胡适深深为陈独秀离开北大而感到惋惜，感到悲痛，感到历史的不幸。
陈独秀不当文科学长，虽身份尚在北大还是教授，但已不担任北大的课程了。他以请长假一年的方式自我放逐。蔡元培安排他下一学期在史学系讲授“宋史”，后来又聘他为“国史馆编纂”。但他都没有表示可否，实际上他也不再到北大上班了，他已不再把自己看作北京大学的人了。——所以胡适说“三月廿六日”是独秀离开北大的日子，从历史的认识上说是完全正确的。离开北大的陈独秀是怀着一腔怒火的，也是极度沮丧的。汤尔和4月11日有日记载他下午五时回寓所，“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6月12日日记又载：“晚九时回，闻陈独秀在新世界散传单为警察捕去。”——离开北大，陈独秀决定直接投身到政治革命和社会实践运动中去。他对黑暗政治的一腔怒火已经压抑不住了，他亲自到北京人群密集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革命传单（《北京市民宣言》），结果被军警捕去，这是1919年6月11日的夜里。
继北京的“五四”“六三”以后，陈独秀已暗暗酝酿一场北京市民的“直接行动”，以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为主体，直接提出关于国家大事的政治主张，“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9日他拟定了一个“宣言”，即《北京市民宣言》。此“宣言”称：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及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促进南北和议。六，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陈独秀又请胡适将之译成英文附于传单背面，到平时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付印。6月10日即去中央公园散发，11日又去城南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在中央公园散发时，胡适与高一涵都去了。同去“新世界”的则是高一涵、邓初两人。结果陈独秀被军警当场逮捕。社会各界、各团体闻风而起，奔走呼吁。呼吁放人的不仅有胡适和北大教授同人，有章太炎、章士钊、刘师培，有远在湖南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而且还有与北京政府政治上对峙的广州军政府总裁岑西林，有安徽省长吕调元——吕省长的营救电报中的几句用词值得一录：“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无涉。”——陈独秀的“过激”已经上升到街头政治的层次，为他辩解的人仍坚持称“绝与过激无涉”，确也很有意思。民国总统徐世昌——就是那个喜好文学、编纂过帙卷浩繁的《晚晴簃诗汇》且与胡适讨论过墨学典籍的徐世昌，主张尽早开释陈独秀。北京警厅查了三个多月，也查不出陈独秀有什么犯法之事，只得同意释放。9月16日下午陈独秀出狱，朋友们都来祝贺，李大钊、刘半农还都写了诗。出了狱的陈独秀仍受警厅管制，行动并无自由。他偷偷地又到上海、武汉跑了一圈，溜回北京。但被官厅侦知，正待拘拿惩处，却在北京车站被李大钊、王星拱救驾藏匿，最后是由李大钊化装设计，躲过了军警的监视，逃出了北京，转天津坐船到了上海。
陈独秀到上海后便与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上海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交上了朋友。由于陈独秀的坚持，《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正式移回上海编辑出版，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新青年》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就在第8卷第1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标志着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与哲学世界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把陈独秀的政治文化活动推到了“五四”后期。——这是后话。
关于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总结，陈独秀写了一篇《新青年宣言》，胡适写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这两篇文章恰恰都刊发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时间是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宣言》的主要信条正是用大字写在新文化运动的战旗上的：一，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二，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三，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的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四，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五，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六，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她们个人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这六条“宣言”，宗旨趋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化均满足全体人的需求。——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陈独秀对“政党”的态度，他虽声称与过去和现在的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但也做了一个进一步明确的表态：“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似乎更贴近思想解放文化更新的目标，含有更强烈的创造新文明的主观意图和具体可行的方案设计。《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四条总体性战略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认为这四条便是新思潮的内涵和新文化的方向。具体实施的方案则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整合和改造中国旧文明，使之融进20世纪现代世界新文明的大潮中去。——一句话，在文化上把中国从“旧”的变成“新”的，从传统的变成现代的。全部工作意义就在于为中国文化迈进新时代开掘出一条通路，让现代中国携带着现代文明走向世界。
从1917年至1919年，陈独秀与胡适无疑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并肩作战，互通声气。他们领导了“五四”，他们理解“五四”，他们设计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与目标，他们更理解这个宗旨与目标。“陈六条”与“胡四条”，他们宏观上战略性的总结竟也是思路一致的。在八十年前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并肩为思想的先锋、时代的领袖。即使对他们两人都不在现场的“五四”当天的革命运动，他们的关注与忧患也是同一的。我们看看署为“弟独秀白，五月七日午后四时”的那封给胡适的信函，就可以明白他们两人五四运动精神领袖的真正身份。在日后漫长的日子里，陈独秀提到“五四”总是赞美和突出胡适的作用，胡适提到“五四”总是高度宣扬陈独秀的功绩——尽管他们“五四”后期已经在思想上渐渐疏远，有时还有政治见解与哲学理念的争论与冲突。“五四”时期他们共同战斗的峥嵘岁月则是无法忘怀的，也是后人在历史评价上无法轻为轩轾、说长论短的。——胡适逝世前后，海外特别是港台围绕着胡适与陈独秀“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论战，而当时在大陆的文化意识形态图谱上陈独秀与胡适正是一对被彻底否定而屡遭批判的难兄难弟。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应该尊重陈独秀、胡适两人自己的意见，更应该尊重蔡元培的意见。蔡元培在他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地谈了自己切身的感受并作了历史表态。蔡元培特别点到，正是陈独秀、胡适在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风云际会，“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陈独秀晚年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更明确地表态：“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觉得这个“重大问题”，有必要“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天下后世”、我们后人大可不必为谁是“领导”与“发起”而大泼笔墨，意气争执。相反，我们倘具历史的眼光与识度，倒是更应该多留意“五四”以后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哲学的分歧与政治文化立场的冲突。——《新青年》“五四”后人事上渐次歧路分手，随着《新青年》青春年华的消逝，胡适与陈独秀的友谊也大大降温。而他们两人精神世界上无可奈何的分手，信仰结构上无法回避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史演化的极其重要的篇章，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方向上陷入危机的开始。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