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造像
两个痛苦的灵魂：法捷耶夫、周扬
我对通常的史书兴趣不大，原因简单，内中记载的事件和人物，可信度往往大打折扣；倒不如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回忆录”来得痛快淋漓，大胆吐露历史的真情。历史要远距离看，距离近了看常常会失实。“回忆录”的作者，大多是事件的参与者，感同身受，体验真切，加上长时间的精神酝酿和思想过滤，对事实真相的披露已不牵连个人的荣辱得失，也便于排除各种偏见或个人意气，因而其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大超过了钦定的史书。
最近，我读了两部“回忆录”：一部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另一部是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是两部具有真知灼见和历史价值的好书，值得细读。两书记载的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甚多，我不可能作详细评述，只是选出前书中回忆法捷耶夫、后书中记叙周扬那些篇章来谈谈。读者不难发现，这两位在类同的国体和社会制度下出现的“作家兼首长”的人物，他们的功过得失和悲剧命运何其相似！这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法捷耶夫（1901—1956年），是苏联著名的作家、理论家和党组织的领导人。他的创作活动从1921年开始，他亲身参加过国内革命战争，当过游击队员，早期创作了《泛滥》（1922年）、《逆流》（1924年）和长篇小说《毁灭》（1927年）。30年代开始，他同时创作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业》（均未完成）。1945年，卫国战争刚刚结束，他以高度的热情和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这部小说使他取得了殊荣，获得了1946年的“斯大林奖”。
以《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巨浪》等长篇小说闻名于世的爱伦堡（1891—1967年），比法捷耶夫年长十岁。他们是“挚友”。因此，他的这部回忆录，凡是谈到法捷耶夫的地方，都采用“平视”手法，既不为贤者讳，也无须掩盖或夸大事实真相。
爱伦堡在回忆录中充分肯定法捷耶夫“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学识渊博”，“意志坚强”，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良知和卓越贡献的作家。然而，他以敏锐、犀利的笔触，揭示出法捷耶夫是个“十分复杂的人”，有双重人格，空虚、孤独，灵魂痛苦不堪。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是拉普派领导人之一，执行过极左路线，此后又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总书记。在他身上明显体现了“作家兼首长”的双重身份。他跟苏共中央上层领导过往密切，并深为斯大林器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在苏共中央领导人面前，他是个“听话”的作家；在广大作家面前，他则俨然是个“首长”。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既脱离了群众，又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思考。爱伦堡描绘法捷耶夫那双“明亮而又冷冰冰的眼睛”，描绘他如何善于在文章或报告中“赋予斯大林的一句简短的话以深刻的含义、智慧的光辉”，这些细节都是相当传神的。
法捷耶夫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是忠实奉行斯大林的极左路线，他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牺牲品。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别看法捷耶夫身处文学界的领导岗位，却常常身不由己。最突出的例子是，斯大林没读过小说《青年近卫军》，却看了格拉西莫夫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影片触怒了斯大林。影片描写的是一群留在被希特勒匪徒占领的城市里听天由命的少年。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有人向斯大林解释，说导演是以长篇小说为依据的。报上出现了严厉批评《青年近卫军》的文章。随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法捷耶夫的信：他承认批评是公正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黑色冶金业》修改了一二十年，最终仍然未能完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说来简直像是笑话，那部《黑色冶金业》，负责工业建设的马林科夫就曾经向他发出了若干错误的歪指示，使他精神上不得安宁。他经常苦恼不堪，哀叹自己江郎才尽，再也“不能动手写新的作品了”。法捷耶夫的创作生涯有三十五年之久。他自称“写得很多，可写成的很少”！是否因为他“过于贪杯”，才疏于写作。爱伦堡反驳此说，“美国作家福克纳喝得更多，可却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看来法捷耶夫存在着一些别的精神障碍，那或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宗教式的“个人迷信”，使他的独立人格、意志、智慧、创作激情遭受了严重的禁锢和挫伤。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执行斯大林的极左路线，在政治上甘当“驯服的工具”，他非但害了自己，而且也危及别人。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对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等都进行过批判和攻击。爱伦堡对此作了深刻的概括：
法捷耶夫同千百万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对主义的忠诚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联系在一起，不管这句话是否正确。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然，法捷耶夫知道，巴别尔不是“间谋”，左琴科也不是“敌人”，斯大林对普拉托诺夫或格罗斯曼的不满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也知道另一件事：对于千百万勇敢而忘我的人们来说，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
到了晚年的法捷耶夫，每念及自己所犯的错误，总是心如刀绞，苦不堪言。“他一年比一年忧郁，两眼日益经常地显得冷冰冰的，视而不见似的。他开始更为频繁地饮酒，酒量更大了，他主要是同那些跟文艺界相距很远的人一起喝——他想忘忧。”可是他得不到解脱，最后以自杀告终。
令人诧异的是，我们从法捷耶夫的一生悲剧命运中，竟能窥视出周扬的若干面影，两人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周扬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理论家和党组织的领导人，同样具有“作家兼首长”的双重身份。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路线的权威阐释者和推行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却经常挨毛泽东的骂，据韦君宜的记载，《武训传》是如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是如此，胡风问题也是如此。胡风写了一本三十万言书，作协把它印发了，说要批判它的错误。到后来，忽然在报纸上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惊了。周扬在会场上连说了几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来，他确实没有想到。
作为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曾经打击过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秦兆阳……违心地把他们划成右派。最后连他自己也没有保住，被作为“阎王殿”的元凶、“四条汉子”之一，揪出来了，锒铛入狱，关押将近十年！
周扬被“四人帮”称作“反革命两面派”，这个指责当然是诬陷的不实之词。然而，灵魂、痛苦、双重人格、精神状态极其复杂，周扬跟法捷耶夫颇为类似，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从狱中释放出来，重新踏上领导岗位，晚年时期的周扬，向广大作家和曾经被他打击过的同志，出于真诚地“认错”“自责”“忏悔”，声泪俱下，显示了他的灵魂的焦灼、痛楚、蜕变、自新。他取得了人们的谅解。他比法捷耶夫的表现无疑要勇敢、积极得多。
了解周扬的人都说他是个天才，禀赋极高，学识超群，可惜他生不逢时，大半生处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泛滥的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当了“驯服的工具”，他的才能无法得到真正的发挥。在韦君宜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周扬勉强答应整理旧稿，准备出文集。当他面对一大堆“大批判”式的“报告”时，他感慨万千，终于说了实话：这里边有些文章，有些段落，并不是他的手笔。周扬此时的心情是何等沉痛，他的“自我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悲哉，周扬！
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收藏器，它有自身的规律可遵循。在那个权力过于集中、国家大事一个人说了算数、“个人迷信”泛滥成灾的年代，法捷耶夫式和周扬式的悲剧人物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妨借用爱伦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199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