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贫困边缘

厌倦了希望，

掏空了梦想。

——卡尔·桑德堡

洗车工无车可开。整理付讫支票的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牙医。

这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在劳动大军的最底层，成千上万的人在繁荣盛世的阴影之下，在贫穷和富裕的灰色地带中生活。不管你是富翁、贫民，还是中产阶级，你每天都会和他们不期而遇。他们给你端来巨无霸汉堡，在沃尔玛超市帮你寻找商品。他们收割的粮食成为你的食物，还为你打扫办公室、缝补衣物。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里，他们把车灯打包，好给你孩子的脚踏车安上车灯。在新罕布什尔的车间里，他们把墙纸样品册装订起来，为你的装修提供帮助。

他们是从不为人知的苦难艰辛中走出来的。有的人靠救济金过活，吸毒成瘾，或者无家可归，只能苦苦挣扎；有的人一直在做危险的工作，靠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一筹莫展。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孩子营养不良，有的还遭到性虐待。有些人住在四壁剥落的房子里，孩子们因此患上了哮喘，不得不向学校请假。有些孩子甚至买不起眼镜，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

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失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而且美国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个信条饱受质疑。有些人觉得劳动确实能致富，而有些人却发现自己只是徒劳无功。很多工作要求高，薪酬低。尽管换了多次工作，许多人却还是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上挣扎，甚至接近赤贫。有些问题对于富裕家庭来说，仅仅是一点不便，比如：车子出了点问题，身体微恙，没时间照顾孩子。然而对穷人来说，这些是能够危及自己饭碗的大问题。他们经常拖欠账单，银行户头里的存款少之又少，或者根本就一无所有，因此，相对于那些衣食无忧的美国人，他们要付出各种更多的费用和更高的利息。即使是在国家经济形势大好的时候，许多人还是在吃不饱和饿不死的状态之间徘徊，和过去相比，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善。而在国家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滑向了绝境。

联邦福利改革对福利受益者提出了强制工作要求和时间限制，这令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了不利的境地。1996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福利改革应运而生，许多受益者对此十分赞赏。因为，他们认为在福利改革推动下，他们将不再依赖政府，坐以待毙，而是过上积极向上、充满挑战、充满希望的职场生活。有的人说，他们有了自信心，而且他们的孩子对他们多了一分敬重。那些运气好或者有才华的人在职场平步青云，收入越来越高。不过，更多的人依然收入微薄，生活水准没有提高。他们依然存不到钱，享受不到像样的医疗服务，住不进更好的社区，也没办法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孩子们的前程没有保障。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了的美国人，人们只有在把这些人的名字从福利受益对象名单上去掉的时候，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清点他们的人数。而他们工作中的艰辛困苦则犹如一片盲区，人们无从知晓。

脱贫致富看来是需要万事俱备的。你需要一整套技术，合理的起薪，晋升的机会，这些都是先决条件。但这些并不够，你还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十足的勇气，强烈的自尊心，没有巨额债务、疾病或者毒瘾缠身，还要有支持你发展的家庭，品行端正的朋友，以及私人或是政府机构的妥善帮助。这一系列条件缺一不可，否则麻烦就会接踵而来，因为贫穷就意味着你无法保护自己。你就像是橄榄球场上的四分卫，没戴头盔，没戴垫肩，没受过训练，也没有经验，前面是一排体重都只有百磅的队友，弱不禁风。在比球场更大的世界里生存，如果一个穷人没有储蓄，没受过训练，在社会败类的威逼利诱面前没有防备之心，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他或她就会像在橄榄球场上被擒杀的四分卫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解雇——惨遭重击，鼻青脸肿，屡战屡败。如果在周而复始的失败中有那么一次例外，那么人们就会说这是美国梦的实现。

美国人普遍不了解贫困的成因，因此也不清楚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信仰美国神话，依然认为即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希望确有其事，而且当我们看到那些令这个神话备显真实的例子时，我们很欣慰——无论这些例子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霍雷肖·阿尔杰，这个18世纪作家的名字已经变成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读他的作品，但是他笔下的人物都取财有道，勤劳致富，因此他已然成为白手起家的代名词。尽管从自由女神像上的铭文里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那些站在“金色大门”前的“可怜的废物”的嫌恶之情由来已久，经典的移民致富的故事依然激励着美国人的心。尽管我们为移民涌入而愤愤不平，我们依然为这个高贵的说法而着迷：只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谨慎节约，一个一无所有的难民就能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乔治·W·布什在即将成立的行政部门中，破天荒地对两个黑人、一个拉美裔人和两名女性委以重任，当有人问他是否有话要对这几个人说的时候，这位总统回答道：“当然，在美国，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努力工作，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你就一定能实现目标。”

美国神话是有其意义的。它为这个国家和每个居民都制定了高要求的标准。国家要尽量成为传说中的充满机遇之地；居民则必须努力利用这些机遇。受这一理想的启发，人们发起了“民权运动”，“向贫困宣战”，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寻找办法，缓解这个富有国度中依然存在的贫穷问题。

但是，美国神话也让人们找到了责备穷人的借口。在清教徒的传统中，努力工作不仅仅是生活的实际需要，也是道德的要求；不努力工作就意味着一种道德过失。不通人情的逻辑决定了冷酷无情的判断：如果努力工作就能让一个人走向成功，如果工作是一种伦理美德，如果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工作取得成功，那么失败的人就是误入歧途。市场就是处事公平，一锤定音的裁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资低是工人本身的错，因为工资低说明的不过就是他的劳动价值低。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2000年3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辩论，为了缓和这场争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主播朱迪·伍德拉夫问艾伦·凯耶斯，为什么他会在一些道德风气有进步的情况下认为社会道德水平在下降？她指出：犯罪率下降，非婚生子数量下降，接受福利救助的人数减少。很显然，福利救济率是反映道德败坏程度的指标。

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那就是美国的“反神话”。这种观点认为个人的贫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社会。根据种族歧视和经济实力划分出的森严等级令贫困群体遭遇一系列的困境，学校教育质量低下，人们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穷人的孩子们都会被逼进死胡同：犯罪、毒品、收入微薄，前途无望。有许多巨大的力量是不受个人控制的，在这些力量面前，个人只是受害者，而这些加害他们的力量就包括了贪求利润、剥削他们劳动的企业。

1962年，迈克尔·哈林顿在他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中以打动人心的语言讲述了这个美国的“反神话”，让这个当时被富裕生活蒙蔽了双眼的国度更清醒地看到穷人们生活的“隐形之地”上的众生相，这些出人意料的真相令世人震惊。它推动了林登·B·约翰逊发动人们“向贫困宣战”。不过，约翰逊发起的这场战争从未真正调动起国民的积极性，更谈不上什么胜利。

五十年后，在我们的经济取得了这么多成绩之后，贫富差距依然没有消失，反而加大了。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资产净值中位数达到1589000美元，而最底层的25%人群的资产净值中位数是-4900美元，也就说，他们的收入还没有他们的欠债多。和日本、中国香港、以色列、加拿大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短，新生儿死亡率更高。然而，在这一切被写成文字，付诸讨论，悬而未决之后，人们更加难以对此感到惊奇，受到震动，并为之愤怒，所以要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也同样更难。

事实上，我们当然不能轻易把人们归入符合美国神话或者“反神话”的类别中去。本书中那些工作的人们不是无助的，也不是全能的，他们处在个人与社会责任的两极之间，只不过每个人的位置有所不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产物：他们要么选择错误，要么运气不佳，要么就是前途因出身或意想不到的事件而被拦腰斩断。很难说一个人的贫困境遇和他或她的一些不智之举之间没有某些关联——比如，中途辍学，非婚生子，吸食毒品，习惯迟到。另外，很难说一个人的举动和与生俱来所处的环境因素之间毫无关联。例如，父母管教不严，教育很差，社区居住环境糟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个人的机会寥寥可数。

人们应该如何定义造成贫困问题的个人因素？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关于福利和其他社会政策的争论。但是，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具体的案例中，答案也很难确定。和富人相比，穷人们在自己的私人决策上控制力更小，更难避免受到冰冷的政府机器的干扰，在因科技和竞争而变得疯狂不堪、陷阱密布的世界里，他们的应变能力更低，难以避开这些陷阱。相比其他人，他们的个人错误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而个人努力的回报却更微小。他们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微妙，旁人通过工作培训等手段帮助他们，但是很难取得成效。比方说，工作培训必须符合个人需要，其内容不仅包括诸如电脑用法、机床操作等“硬技能”，还要包括一些“软技能”，例如与同辈沟通的方法，服从命令的心态，以及处理多年不顺造成的心头愤懑的方法。工作培训师们发现，那些在学校里，恋情中，工作中屡遭失败的人永远也无法成功，除非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有能力取得成功的。要摆脱贫穷，他们必须变得心灵手巧。

走出贫穷不像是你亮出自己的护照，然后走过边境这么简单。在赤贫和安逸的生活之间有一条宽阔的争议地带，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条通道的距离都是不同的。“安逸的生活就是我可以用一份薪水支付房租——不必存上两个星期的钱才能付一个月的房租。”泰隆·皮克斯利如是说。他住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年逾五十，身材细瘦。他是一个散工，也是一个瘾君子，生活得很不容易，所以要求特别低。“我不想靠打零工过日子，”他坦白地说，“我想住得舒服些，即使只是一个十英尺见方的房子也好。而且在一个月内，我能用薪水把房租全部付清。不需要攒钱。对于我来说，不必有银行存款，生活也可以算安逸了。”

在这个富裕的国家里，大部分人都比泰隆·皮克斯利的胃口大。他们的电视几乎永远是开着的，广告一直不停地播放，他们被这些广告包围着。许多美国人因此有了想要的东西，而这种想法会变成需求。“你们住在公屋里，妈妈是福利救助对象。如果你有五六个或者七八个正在一天天长大的孩子，那你这一辈子想要的东西就数不清了，但是你没有能力去拥有这些东西。”弗兰克·迪克森解释道。他是一个门卫，靠自己在华盛顿贩毒的钱去获得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你的孩子们想要漂亮的网球鞋，夹克衫；可是他们的妈妈带着六七个孩子，靠福利救济过日子，他们是得不到这些东西的。要怎么样他们才能得到这些东西呢？他们在一天天长大，想要一些好东西，而要让他们得到这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贩毒。没错，你只要走出去，把生意做成，你就能得到你需要的东西：汽车、公寓、衣服。”弗兰克·迪克森在监狱里待了三年，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还是用他贩毒所得的钱在马里兰郊区买了一幢房子。

所以说，给贫穷下定义并非易事。它可能指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贫穷——无力购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可能指的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贫穷——无力负担某段时间某个地方流行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用一种放之四海的标准来衡量它，也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它。就连词典也无法对此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贫穷指生活资料的缺少或者缺乏。”一本词典对此下了绝对的定义。“贫穷指缺乏提供物质需求或舒适生活的手段。”另一本词典如是说。还有一本词典强调“贫穷指一个人缺乏常人通常拥有或者社会可接受的金钱数额或者物质财产数量的状态”。

从全球或者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贫穷生活其实算是很舒适了。对一个住在郊区的俄罗斯人来说，买不起车，家里没有中央供暖，这都算不上是贫穷，但对于郊区的美国人来说就是。对于一个越南农民来说，只要他有水牛犁地，能手工灌溉田地，有茅草屋住，就不算是贫穷。而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雇农就会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得用手摘黄瓜，摘满一箱才能拿到1美元，而且还住在破烂的拖车式活动屋里。美国的穷人坐拥公寓房、电话、电视机、自来水、衣服以及其他的便利设施，这让世界上大部分的穷人都觉得目眩神迷。但是，这不代表美国的穷人过得不悲惨，或者说这不代表那些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是真的处于悬崖边缘。

“如果把美国穷人放到中国香港或者16世纪，他们并不算穷；但是在当今美国，他们的确生活困苦。”在香港经济腾飞之前，迈克尔·哈林顿如是写道。“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国度里其他人享受的一切，而这个社会本来是有能力提供这一切的，只要社会有这样的决心。他们是圈外人，边缘人。他们看电影，读杂志，从中窥见富裕的美国，而这一切告诉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放逐了……当社会上其他人都只能吃到半碗米饭的时候，你能吃到一整碗就代表你的成就或者才智出众；这可以激励一个人去采取行动实现自我潜能，但是，当大部分人都在精挑细食的时候，你还是只能吃五碗米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的确，在一个富有的国度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穷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因为在美国，人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过穷日子的本事。如果去河内的贫民窟，你会看到孩子们用瓶子、棍子和生锈的脚踏车轮圈创造出很多游戏。如果到洛杉矶，你会发现孩子们都依赖于塑料玩具和电子游戏。当我的儿子迈克尔住在柬埔寨的时候，他曾惊叹于人们因生活所需而迸发出来的独创性，人们能够把家里要扔掉的东西重新修好；在金边，电视遥控器坏了，他在街角找到人只花1美元就修好了。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贫穷的定义很简单：2011年，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而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低于22113美元，那就是一个贫困家庭。这相当于一个人每年工作五十二周，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或者一年工作两千零八十个小时，时薪10.63美元，或是比联邦最低时薪多3.38美元。20世纪90年代经济扩张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提高，官方贫困率降低，十年间，贫困人口和总人口的比重从1993年的15.1%降到11.3%。在随后而来的经济衰退中，这一数据微幅上升，2003年达到12.5%,2006年为12.3%,2011年为15.2%。

但这些数据会让人们产生误解。联邦政府划定的贫困线远远不够人们过上像样的生活，因为人口统计局用的依然是1964年社会保障总署设计的基本公式，其后几十年间，当局只对这些公式做过四次小修改。官方贫困线将贫困水平设定为维持“基本温饱”的成本的大约三倍。这是根据1955年的消费模式计算而得的。当时美国家庭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情况早已今非昔比了，现在平均每个家庭的开支预算只有十分之一用于购买食物，但是政府还继续将贫困水平设定为维持“基本温饱”的成本的三倍，仅仅根据通胀水平做了些调整，而对半个世纪以来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视若无睹。

这个结果低估了本该被归为贫困的人口数量，粉饰了现实。人口统计局和国家科学院正在测试，以求得出更加准确的公式。这些公式会将衣食住用等方面的实际成本都考虑在内。计算方法考虑的收入包括现行公式没有计算在内的福利金，例如，食品救济券、补贴住房、燃料补助、学校午餐；生活成本则包括现在忽略不计的开支，例如，儿童保育、医疗支出、健康保险费、社会保障工薪税。1998年，当政府推行这些花样繁多的公式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涨了三个百分点，从官方公布的三千四百五十万增加到了四千二百四十万人。根据政府2011年出台的《贫困人口衡量补充办法》，人口贫困率由15.2%上升至16%。这个改变大概能让更多家庭有资格申请与贫困水平挂钩的福利金；其中有些国家资助项目，包括儿童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收入达到贫困线收入150%或200%的家庭。

即便政府采用了这些修正后的贫困水平计算方法，也只能反映出一个家庭在短时间内面临的情况。这种仓促的印象不能反映出这个家庭兴衰起落的动态情况。这些计算方法只衡量了本年度的家庭收支，不考虑资产和负债，它们忽略了过去，而过去往往会给现在的生活造成巨大的负担。很多人换了工作，收入高于贫困线水平，但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学生贷款、汽车贷款，还有过去信用卡欠款产生的过高利息把钱都吃光了，日子并不比以前好过。

不过，当穷人或者一个不富裕的人被问到他们对贫穷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谈到的不仅仅是钱包里装着多少钱，还谈到了自己脑袋里或者心里是怎么想的。“绝望。”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这么说。

“不是绝望——而是无助，”洛杉矶的一名男子说，“我起床来干什么？没人会用我。原因很简单，看看我穿的是什么，我高中都没念完，我是个黑人、棕种人或黄种人，或者我是在拖车式活动屋里长大的。”

“是一种心境，”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名男子说，“我认为精神状态比物质内容重要得多。”

“我很富有，”一个找到了一份施乐复印机操作工作的女人说，这份工作让她摆脱了贫穷，“因为——不单单是物质上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我现在要往哪里去。”

而另外一位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但后来沦为穷人的女性则庆幸自己有“文化资本”，这指的是她对书籍、音乐、哲学理念的热爱，以及她与自己孩子们的亲密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贫穷；我们有一大笔财富，”她说，“我们并不感觉十分贫穷。只有在我们没钱看医生或者修车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穷。”

事实上，对于几乎每个家庭来说，贫穷的成因都有一部分经济原因，一部分心理因素；一部分个人因素，一部分社会原因；一部分过去的影响，一部分现在的情况。每个问题都令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加大，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一个逆转就能够导致连锁反应，令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住在破旧的公寓里会令孩子哮喘加重，于是家长就要叫救护车，然后他们会付不起医药费，信用记录就此被抹黑，于是他们的汽车贷款利率就要大幅提高，只好买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因此这位母亲无法准时上班，晋升机会和赚钱能力也因此受挫，于是她只好窝在一间破烂的房子里。在第一章你会看到这样一位女性。如果她和其他贫穷的工薪父母把他们的个人问题累加在一起，那么这些问题构成的整体问题会比部分问题的总和还要严重。

因此，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会针对大部分贫穷的工薪族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实际上，每一章会聚焦于贫穷生活的某一方面。在关于工作的章节，你会看到育儿的故事；在关于健康医疗的讨论中，你会看到住房问题。如果要把每个问题像实验室提取某种毒素一样来孤立看待，那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很大程度上它们因为其他问题的存在而存在，而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会让整体效果更加糟糕。

如果问题之间相互关联，那么解决方案肯定也是如此。如果各个解决方案互不关联，就无法解决问题：单凭工作是不够的，光有医疗保险是不够的，只有良好的居住条件是不够的。有保障的出行手段，谨慎的家庭财政规划，良好的育儿方式和学校教育也是不够的。只改变其中一项并不能帮助工薪阶层脱离贫困边缘。只有兼顾所有因素，美国才能实现它的诺言。

第一步是要看到问题所在，而首要的问题就是人们对这些人视若无睹。那些参加工作但却过着穷日子的人们是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专家们一不小心就忽略了这些人，这些人构成了美国不为人知的一面。科罗拉多大学的迈克尔·戈德斯坦教授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解释为什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里伍尔沃茨被沃尔玛所取代时称，“我们现在不住市中心，都住在郊区了”。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实况播音员蒂姆·布鲁克斯曾经就影剧院里定价过高的爆米花发表过很长的一段诙谐言论。一小袋爆米花竟要5美元，这让他愤愤不平，于是他调查了其中的实际成本。据他计算，他买到的盎司爆米花在超市里要价不过23.71875美分，剧院经理买五十磅重的袋子也只要花16.5美分。所以一袋爆米花的总成本是22.5美分。减掉营业税，一袋爆米花的利润是4.075美元，或是1811%的利润。

显然，这家剧院理念与众不同，他们不请任何员工。否则布鲁克斯就不会完全没有提及柜台后面的人，他们微薄的薪水不会影响额外的利润，因此也就不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那些烤爆米花，把爆米花装袋，再把袋子交到他手里，然后收钱的人们肯定是穿了隐身衣。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似乎没有一个编辑注意到这一点。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得到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