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和坦克

这天傍晚，我出了新闻检查处，步行回我所住的佛罗里达旅馆去，当时天正下着雨。走了近一半路，觉得这雨实在受不了，就拐进奇科特酒吧，打算速战速决喝一杯再走。自从马德里成了围城以来，这是落炮弹的第二个冬天了，一切都很短缺，包括烟草，连人的好脾气也不大有了，肚子里老是觉得饿兮兮的，碰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比方说坏天气吧，常常会毫没来由地突然发起火来。我按说实在没有必要停下，再过五条街我就到家了，可是一看见奇科特酒吧的门面，我心里就想，还是进去喝一杯吧，喝了就走，再来这大马路上，踩着这炮轰过后狼藉不堪的满街泥泞瓦砾，走完这六个街段的路。

酒店里只看见人。连卖酒柜台跟前也挤不过去，桌子边更是没有一个空座。店堂里烟雾腾腾，满耳歌声，尽见穿军装的人，只闻到一股着了雨的皮上装气味，柜台前面的人足足围了三层，酒只能从人群的头上递出来。

一个我认识的侍者替我从别处桌子旁找来了一把椅子，我就坐了下来，同桌有一个白白脸儿、喉结隆起的瘦个子德国人，这人我认识，他是在新闻检查处工作的，还有两个人我就不认识了。这张桌子在店堂中央，进得门来看时，位置稍靠右边。

因为歌声实在太大，所以说话是连自己也听不见的。我要了金酒加安古斯图拉，喝下去好解解雨的寒气。店堂里真是塞足了人，人人都是兴高采烈，他们多半喝的是新酿的加泰罗尼亚酒，喝得恐怕都有点乐过了头了。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来拍了拍我的背，同桌的那个姑娘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只好说：“好！好！”

我四下打量完，再来看面前的桌子上时，这才发现那个姑娘长得可难看极了，真是难看极了。不过我一直要到侍者过来，才弄清楚了原来她刚才对我说的那句话是要请我喝一杯。跟她一起的那个男人论相貌本来不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因为她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连同伴也一起叫人忘不了。她的面孔属于那种刚强的脸型，并带有几分古风，她的身材更像个驯狮师；跟她一起的那个小伙子看上去似乎应该系一条校友领带才对。不过他却不是那样的打扮。他也跟我们大家一样穿了件皮上装。只是他的皮上装并不湿，因为他们早在下雨以前就来了。那女的也穿一件皮上装，这跟她那副长相倒是很相称的。

这时候我心里已经在暗暗后悔了：我实在不应该拐进奇科特酒吧来，我要是径直回家该有多好呢，到了家就可以换一身衣服，干干爽爽的，躺到床上，把脚一搁，舒舒坦坦喝上一杯，哪里会像这样，眼睛老是得看着这一对年轻人，叫我看得都腻透了。人生苦短，看丑女却度日如年，我坐在这桌子边，心中打定了主意：我尽管是个作家，按说对形形色色的人都应该深入探究、不厌其烦，但是对这一对我实在不想再去打听了，也别管他们是不是夫妻，彼此到底看中了对方的什么，他们的政见如何，男的是否略有家财，或者女的是否略有家财，总之对他们的事一概不要去打听。我认定他们准是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在马德里你见到有非军警人员而相貌怪得出奇的，那必然是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无疑。话总得说两句吧，我就把嗓门提高到盖过了四周的噪声，问道：“两位在广播电台工作？”

“是的，”那姑娘说。果然没错。是在广播电台工作的。

“同志，你好吗？”我又对那个德国人说。

“很好。你呢？”

“淋了一身雨呗，”我说，他脑袋一歪，笑了。

“你带着香烟没有？”他问。我把我的最后第二包香烟掏出来递给他，他取了两支。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也取了两支，那个神气好像脖子里系着条校友领带的年轻人只取了一支。

“再来一支吧，”我大声说。

“不了，多谢，”他说，那个德国人却来接了过去。

“可以吗？”他笑笑问。

“没关系，”我说。其实却是很有关系的，那德国人也明明知道。可是他见了香烟眼都红了，也就顾不得了。歌声有时也会平息片刻，有时还会像暴风雨那样出现一个间歇，所以我们说的话大家都听得见。

“你来这儿很久了吧？”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问我。她把“来”字说成了“篮子”的“篮”。

“去去来来，”我说。

“我们有些正经事需要商量，”那个德国人说。“我想找你谈谈。什么时候能找个时间？”

“我打电话来找你吧，”我说。这个德国人真是个十分古怪的德国人，那些正派的德国人是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平日总有个错觉，以为自己钢琴弹得可以，不过你只要别让他去碰钢琴，那他还不算讨厌，只是要注意两条，一是不能让他喝酒，二是不能让他聊上，但是要不让他犯这两条，可就谁也没有办法了。

聊些小道消息是他最出色的拿手好戏了，不管是马德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还是其他的什么政治中心，你只要说得出那儿有个某某人，他就总有有关此人的新闻，而且一定是臭不可闻的新闻。

就在这时候歌声又大响而特响了，小道消息总不见得拉直了嗓门说吧，所以今天下午在奇科特酒吧看来就只能在沉闷中过了，我暗暗打定主意，等我按礼回请过一杯以后，我就快快出门。

就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有个穿咖啡色套装、白衬衫黑领带、前额奇高、头发向后直梳的老百姓，原先就一直在装小丑挨桌逗笑，这时又拿出一只喷雾器来向一个侍者喷去。这一下可引起了哄堂大笑，唯有那个侍者气坏了。他当时手里正托着个盘子，盘子里摆满了酒。

“No hay derecho，”那侍者说道。意思是：“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在西班牙，这是最直率也最强烈的抗议。

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见逗笑成功，大为得意。他似乎一点也不知顾忌，忘了眼下早已进入了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忘了这里是个围城，人人处于神经紧张状态，忘了店里连他在内总共只有四个男人是老百姓的打扮。他反倒又向另一个侍者喷了起来。

我想找个地方去躲躲。这个侍者也气坏了，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却满不在乎地又对着他连喷了两次。也有些人照样觉得很好笑，那相貌惹眼的姑娘也是内中的一个。可是这个侍者却站住在那里，连连摇头。他的嘴唇都发抖了。此人已经上了年纪，据我所知他在奇科特酒吧已经干了十年了。

“No hay derecho，”他神情严肃地说。

可是笑的人照样在笑，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没有注意到歌声早已轻了下去，这时又拿喷雾器对着一个侍者的脖颈子喷起来。那个侍者捧住了盘子，转过身来。

“No hay derecho，”他说。这回可不是抗议了，这回是谴责了。我看见一张桌子上猛地站起三个穿军装的人来，向那手拿喷雾器的家伙扑去，随即四个人就一阵风似的，一起冲出了旋转门，只听见啪的一声，有人把那个玩喷雾器的家伙打了一嘴巴。又有人捡起了那只喷雾器，随后往门外一扔。

三个人回到了店里，神情显得严肃而凶悍，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继而门又打了个转，进来了那个玩喷雾器的家伙。他的头发披在眼上，脸上带着血迹，领带给拉在一边，衬衫也给扯开了。他手里还是拿着那只喷雾器，圆睁双目，脸色煞白，闯进店来，对着这一店的人，存心挑衅似的，瞄也不瞄，就喷了个满堂开花。

我看见三个人里有一个猛地向他冲去，这人的脸我看清了。随后又来了几个人上去帮着他，一起把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揪回来，拉到两张桌子的中间，进门来看的话那是在店堂的左边。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一路死命挣扎，只听见一声枪响，我一把抓住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拉着她的胳膊赶紧向厨房门冲去。

厨房门是关上了的，我用肩头使劲顶，还是顶不开。

“就在这柜台角落里趴下吧，”我说。她却跪倒在那里。

“趴下，”我说着把她硬是按下去。她简直气疯了。

店堂里是男人都掏出了枪来，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那德国人，他卧倒在一张桌子的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那英国公学毕业生模样的小伙子，他贴着墙站在一个角落里。靠墙的一条长凳上站着三个女郎，金发的色调都深得过了头，近发根处却露出了黑色，她们踮起了脚尖想看个清楚，还不断尖着嗓子嚷嚷。

“我不怕，”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说。“这简直荒唐嘛。”

“在酒吧间的斗殴中吃流弹可犯不上，”我说。“要是那个‘喷雾大王’有个把哥们儿在这儿的话，事情可能会闹得很大呢。”

不过他显然没有哥们儿在这儿，因为人们渐渐都把枪收起来了，有人把三个尖声嚷嚷的金发女郎抱了下来，枪声响起时奔过去的人也都一个个退了回来，留下那个喷雾的家伙，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一无声息。

“警察没来谁也不许离开，”门口有人喊道。

原来从街头巡逻队里来了两名拿长枪的警察，这时已经站在门口了。这一条一宣布，我就看见有六个人好像橄榄球队的队员悄悄商量完毕上来“列阵”一样，竟站起队来径自向门外走去。其中三个就是最初把“喷雾大王”撵出去的那三个人。有一个就是开枪把他打死的那家伙。他们从两个带长枪的警察中间直穿而过，就像橄榄球赛里打了个漂亮的掩护，挡住对方的两个防守队员迅速插过去一样。他们这里出了门，那里一个警察就上来拿枪当门一拦，喊道：“谁也不准离开。没有一个例外。”

“那几个人为什么就能走？有人走了，还扣住我们干什么？”

“他们是机械士，得赶回机场去，”有人说。

“可既然有人走了，扣住别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得等保安部门来人。事情总得依据法律、按照手续来办。”

“可既然有人走了，扣住别人还有什么意思呢，难道你们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谁也不准离开。大家都得等着。”

“真滑稽，”我对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说。

“不，不是滑稽的事，简直令人发指。”

我们这时已经站了起来，她正瞪大了眼，气愤地瞅着躺在地下的“喷雾大王”。只见“喷雾大王”双臂张得开开的，一条腿拱起在那儿。

“这可怜的人受伤了，我去救救他。怎么没有人去救救他，去照应照应他呢？”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去碰他，”我说。“这事可不能管啊。”

“可这简直是残忍。我受过护理训练，我去对他施行急救。”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去，”我说。“你也别靠近他。”

“为什么？”看她的样子懊恼透了，简直有点歇斯底里了。

“因为他人都死啦，”我说。

公安部门来了人，结果把大家扣了三个小时。他们先把各人的手枪拿来用鼻子嗅嗅。凭这个办法，可以把新近开过的枪查出来。嗅过了四十来把以后，他们似乎嗅腻了，嗅来嗅去反正尽是打湿了的皮上装的味儿。然后他们就在“喷雾大王”的遗体后边摆上一张桌子，坐在那里查看人们的证件。“喷雾大王”横在地上，看去宛如一个是他而又不太像他的灰色蜡像，脸是灰色的蜡脸，手也是灰色的蜡手。

“喷雾大王”的衬衫已经给撕开了，所以看得出他没有穿贴身内衣，他的鞋子后跟也都快磨光了。他横在地上，看上去小得很，可怜巴巴的。要走到那张桌子跟前就得从他的身上跨过去，桌子后边坐着两个便衣警察，在那儿查验各人的身份证件。小两口里那个男的由于过分紧张，证件几次三番找了又丢，丢了又找。原来他随身带着张安全通行证，却放错了一个口袋，弄得他好找，找到头上冒了汗方才找到。于是他就换了个口袋放，这一下可又得浑身上下找了。他找得满头大汗，头发都纷纷打鬈了，面孔涨得通红。看他现在的那副样子，似乎不只应该系一条校友领带，而且还应该戴上一顶低年级学生戴的那种学童帽。以前只听说磨难催人老。可是你看，这个开枪伤人事件倒使他看去像年轻了十来岁。

就在我们这么干等着的时候，我对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说，我看这件事情倒是篇很好的小说材料，我改天要把它写出来。那六个人排成一列单行冲出门去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她一听吃了一惊，说这我不能写，因为写出来是给西班牙共和国的伟大事业抹黑。我说，我在西班牙待的时间长了，当初在君主统治时期巴伦西亚一带开枪伤人的事件多得惊人，在共和国成立前安达卢西亚人用一种名叫拿伐哈的大刀互相砍杀就有几百年长的历史，在这战争时期如果我在奇科特酒吧目睹了一件滑稽的枪杀事件，我当然可以拿来作为写作的题材，就好比事情出在纽约、出在芝加哥、出在基韦斯特、出在马赛一样。这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她还是说我不应该写。说我不应该写的人恐怕也真不在少数。不过那德国人倒觉得这个小说题材相当不错，我就把最后几支“骆驼牌”都给了他。可不管怎么说吧，过了三个小时以后，公安人员终于说我们可以走了。

佛罗里达旅馆里那几位见我迟迟未归，早已有点着急了，因为当时城里常落炮弹，步行回家的话到七点半酒吧打烊以后还没到家，人家就要着急了。到了家我心里也一高兴，趁大家一起在电炉上做晚饭的当儿，我说了这个故事，效果倒挺不错的。

后来，夜里雨停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天朗气清，是个寒冷的初冬日子，到十二点四十五分，我推开了奇科特酒吧的旋转门，想在午饭之前先喝一点金酒补汁。这种时候店堂里顾客稀少，两个侍者同经理来到我的桌子跟前。脸上都是笑眯眯的。

“凶手逮住了没有啊？”我问。

“别这么一大早就开玩笑啦，”经理说。“你看见他开枪了吗？”

“看见了，”我对他说。

“我也看见了，”他说。“出事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他指了指靠墙角的一张桌子。“他是把手枪直顶着那家伙的胸膛开的。”

“这儿的人一直给扣到什么时候？”

“喔，扣到后半夜两点以后呢。”

“一直到今天早上十一点才来把fiambre弄走。”这里用的fiambre是个西班牙俚语，意思是尸体，跟菜单上的那个“冻肉”就是一个词儿。

“可其中的内情你还不知道呢，”经理说。

“对。他还不知道呢，”一个侍者说。

“这事实在稀奇，”另一个侍者说。“Muy raro”

“而且令人遗憾哪，”经理说着，把头直摇。

“是啊。不但离奇，而且令人遗憾，”侍者说。“实在令人遗憾。”

“跟我说说吧。”

“这事实在稀奇，”经理说。

“跟我说说吧。快，说说。”

经理隔着桌子探出了身子，十分机密的样子。

“你知道吗，”他说，“他那只喷雾器里装的可是科隆香水。可怜的家伙。”

“所以他这也不算什么下流的恶作剧，明白啦？”侍者说。

“实际上他也只是为了逗个乐。按说谁也不应该生他的气，”经理说。“可怜的家伙。”

“原来是这样，”我说。“原来他只是想给大家助个兴。”

“对呀，”经理说。“这实际上只是个不幸的误会。”

“那喷雾器后来怎么样了？”

“公安部门拿了去。送还给他的家属了。”

“我看他们是巴不得自己留着的，”我说。

“对，”经理说。“就是嘛。喷雾器平日也可以派派用场。”

“他是个什么人？”

“一个做家具的木匠。”

“结婚了？”

“结婚了，老婆今儿早上也跟公安人员一起来了。”

“她怎么说呢？”

“她在男人身旁扑通跪下，说道：‘佩德罗，佩德罗，他们这是把你怎么啦？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哎呀，佩德罗啊。’”

“后来公安人员见她控制不住自己，只好硬是把她拉开了，”侍者说。

“看来那男人的肺不大好，”经理说。“保卫战刚开始的时候他参加过战斗。据说他在山地里作战过，可是后来因为肺不好，就没有留下。”

“这么说昨儿下午他是到热闹的场所来鼓鼓大家的劲咯，”我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不是的，”经理说。“告诉你，事情真稀奇极了！一切的一切都muy raro！那我都是从公安人员那里听说的，其实只要时间充裕些，他们办事还是非常能干的。他们详细讯问了他干活那个工场的同志。他口袋里有工会证，所以工作单位一查就知道了。昨天他买了喷雾器和agua de colonia，准备去参加一个婚礼，用这来开个玩笑。这个打算他事先也告诉过别人。东西就是在我们街对面买的。香水瓶上有商标，上面就有地址。香水瓶在我们盥洗室里找到了。他就是在那里灌喷雾器的。买来以后，想必是因为天正好下雨了，所以他就进我们的店里来了。”

“他几点进店我都记得，”一个侍者说。

“店里一片歌声，在欢乐的气氛中他也乐起来了。”

“岂止是乐起来了，”我说。“简直轻飘飘了。”

经理继续发挥他一环紧扣一环的西班牙逻辑。

“也只有害肺病的人喝了酒，才会乐成这样，”他说。

“作为一个故事来听我可不大喜欢这样的情节，”我说。

“你听我说，”经理说，“这样稀奇的事情你哪儿找去？他是敞开儿乐了，偏偏碰上战争却是严肃的，好比一只蝴蝶……”

“哎，是非常像蝴蝶，”我说。“太像蝴蝶了。”

“我这可不是说笑话，”经理说。“你懂这意思啦？就好比一只蝴蝶碰上了一辆坦克。”

他说得得意万分。他这完全是在发挥地道的西班牙玄学了。

“本店请客，请你喝一杯，”他说。“请你一定要用这个故事写篇小说出来。”

我想起了那个玩喷雾器的家伙的一双灰色的蜡手、一张灰色的蜡脸、那张得开开的双臂、那拱起的腿，说他像蝴蝶的确稍有点像；可也不是太像。不过他看去却也不是很像个人样。他倒是更使我联想起一只死麻雀。

“给我来一杯金酒加施韦珀奎宁水吧，”我说。

“你一定要写篇小说出来的哟，”经理说。“请吧。来，祝你幸运。”

“也祝你幸运，”我说。“可你瞧，昨儿晚上有个英国姑娘却对我说这事儿我不该写。说是写出来对伟大事业影响非常恶劣。”

“胡扯些什么呀，”经理说。“这个题目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价值的：得不到理解的欢乐之情，跟长期笼罩在这里的严肃死板的空气发生了碰撞。依我看，这是我好长时间以来见到过的最最稀奇、也最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了。你一定得写写。”

“好吧，”我说。“一定写。他有子女没有？”

“没有，”他说。“我问过公安人员了。可你一定得写啊，而且题目一定要用《蝴蝶和坦克》。”

“好吧，”我说。“一定写。不过这题目我不太喜欢。”

“这题目非常优美，”经理说。“大有纯文学的味道。”

“好吧，”我说。“一定这么办。就叫这个题目：《蝴蝶和坦克》。”

早晨是那么晴好明快，店堂里空气清新，散发着一股打扫洁净了的气息，我跟这位一向是老朋友的经理一起坐在那儿，两人共同合作脱胎了这个作品，看他此刻真是得意万分，我呷了一口金酒补汁，眼光转到了垒着沙袋的窗口外边，不禁想起了那人的妻子曾跪在这里说过的话：“佩德罗，佩德罗……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啊？哎呀，佩德罗啊。”我于是就想：公安人员即使查出了开枪的是谁，也永远不能告诉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