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高阳，仝和工厂

我长大后，母亲在闲谈中逐渐告诉我许多老家的往事。父亲却说得很少，只是在“文革”结束后才讲得稍多些。

我们国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后延到1937年，有人将其比喻为黄金期或现代化萌动期。众多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脱离蒙昧，涌现出数不胜数的卓越人才。仅以教育界为例，就有蔡元培、范源濂、梅贻琦、张伯苓和李石曾等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之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

而在冀中平原，不起眼的高阳县却出现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竟成为了留学法国、出国勤工俭学运动的“赤潮”发源地之一，这和人才辈出的李氏家族有关。1907年，高阳人李石曾（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留法第一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企业“豆腐公司”（那时，法国经济困难，牛奶价格很贵，李石曾把在高阳老家学来的豆浆、豆腐制作技术引入法国，受到欢迎）。他从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来四十多名同乡青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行“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方法培养人才，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二是高阳县的纺织工业和民族资本也在迅速发展，李氏家族曾起到重要作用。

高阳，在保定东南30公里，据高阳县档案馆记载，1943年，全县面积361平方公里，人口14.9万人。现在面积470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父亲的老家北沙窝村，就在县城西侧偏北两公里许。母亲的老家西河屯，又向北两公里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都成了高阳县的近郊区。

高阳及其附近的安国、博野、蠡县、定县、完县等地，轻碱地较多，很适合种棉花。这种棉花纤维长，能织出32支的精布，曾被称为“天津棉”。当时天津为进出口口岸，所以优质商品出口后往往被冠以天津的头衔，如河北泊头盛产的鸭梨，出口时冠以天津鸭梨的名字。建国前最盛时期天津棉的产量可达每年400万匹，占河北省纺织总量的四分之一。产品甚至远销到蒙古、东南亚一带。

苏姓大家族开办的仝和纺织印染厂，始于1916年。当时我的大伯父苏秉衡和他的堂兄合伙从天津买来了一台日本的“楼子机”（提花织布机），开始织造提花布，年年获利。这是高阳布业从传统土布走上现代机器纺织的开端，带领了高阳北沙窝村提花织布业的迅速发展。不久，我的二伯父秉杰，从高阳甲等商业学校毕业回家，开始专攻图案设计。三伯父秉璋在保定著名的商号“裕丰泰”做学徒期满回来。人力兴旺。1921年，在我祖父苏绍泉的主持下，我的三个伯父共同组建起仝和工厂。全家竭力筹集了8000大洋，购地15亩，盖房，购买楼子机32台，招收工人60名。厂子大门的对联是“仝心勤织纺，和气乐经纶”。经营麻丝，织提花麻布，又浆又染。“七七事变”前夕达到鼎盛，还在南边建立了25亩地的“南厂”。南织布北漂染，全部资产达二十多万银元，人员达四百多。成为染织兼备、工商并举的大型织染工厂，位居高阳布业之首。

仝和的外庄和商号，设于天津、许昌、汉口、徐州、潍县、西安、洛阳、昆明等地。仝和工厂的一些原料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后用日本洋行送来的麻丝。颜色用德国德孚洋行的品色和化学色，特聘设计师李相波改进花色图案，创出“渔翁得利”“孝感动天”“双龙珠”等知名产品。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推陈出新，是个奇迹。此时恰逢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唯独中国例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高阳县一带依然蓬勃发展，曾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20世纪末，美国学者仍在研究这段历史。

我的曾祖父是农民，他沿袭着祖辈的传统兼做些土布和棉花的小生意。祖父苏绍泉是秀才，在村子里做私塾先生，后又到县城里教小学，在村里和县城有较好的声望。他有意识地安排四个儿子的成长和就业，带领着几个儿子从染布作坊起家，逐步办成大厂。在他和我祖母的协调下，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融洽。他的管理能力和大局观，对四个儿子，尤其是老三和我的父亲老四影响非常大。

三兄弟协助我祖父负责全面的产销经营。工厂的规模也日渐扩大，技术日臻成熟。

三伯父自幼就聪明过人，心算好，记忆力强，做事稳重，所以工厂自然交由他来管理。两个哥哥也都心服口服，全力支持他。他重视并善于引进新的技术设备，在村里最先购买了发电机，配套用于新式织布机和照明，最先进口并使用了德国不褪色的染料。他一向注意工人的福利，人缘好，也使得仝和工厂的声名极佳。劳资双方同心协力，工厂发展很快，几乎是一年一个样，成为高阳县数一数二的大厂。他还看到，高阳的优质棉花运到天津纺出好纱再运回来织布，存在往返运输的成本问题，所以高阳县不能仅限于织布，还应该发展纺纱业。

1935年10月，李石曾短暂回到高阳，考察了这一带的纺织业，提出要“扩充电灯、电气厂，发展交通，改造织染技术等事宜，拟先由地方自筹，再请政府指导与协助”，并推定苏秉璋专程去江苏、安徽一带考察，并请高阳县私立职业学校的校长李福田随行。我三伯父回来后写了《江南实业参观记》，随即在李石曾的鼓励下，联络了一些工厂商户商定共同集资，修建一条连接高阳和保定（还设想进而建设一条从保定到天津）的铁路。因为这时他们都意识到，随着保定被确立为河北省的省府，这条铁路必定对保定和高阳的发展起巨大作用，只是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破灭了。

仝和工厂的产品有较好的质量，在逐渐扩大的市场上日益取得良好信誉。三伯父曾发现在县城的集市上，有的摊贩把别的厂子的布匹换上了仝和工厂的标记，以次充好，便立即前去进行了处理。

七八十年过去，依旧能在一些老人那里听来一些苏家和仝和的佳话。当厂子里有了发电机后，众乡亲都很羡慕，于是我三伯父（那时称他为三掌柜）决定，给每户人家安装一盏照明灯，不要钱。1924年至1930年，家乡遭遇水灾，粮食歉收，生活困难，三伯父就在春节前给每户都送去了粮食。南区厂子门外拴有一匹牲口供农户使用。又如，曾有两次清早在厂子的大门口，放着被遗弃的幼婴。三伯父就慷慨出资把他们寄养在老乡家，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天长日久，苏家人的口碑好是自然的了。

我祖父年老得第四子，心中十分欢喜，觉得前三个儿郎都能派上用场，便更看好老儿子，希望后起的老四更有作为。祖父曾对我祖母苏阎氏满意地说：“老四的天庭饱满，灵性绝不比老三差，‘三岁看大，十岁看老’嘛，你记住我这句话吧。”祖母在祖父去世后，更是一心扑在老三和老四身上了。

那时的高阳人很有闯劲，不但表现在织布生产，还表现在出外经商中。除了保定、北平（前门地区）和天津（三条石地区），有些高阳人还跑到上海虹口区一条小街上做布匹买卖，这就是高阳路名称的由来。高阳路距离荣毅仁大家族和纺织厂（现在是上海纺织博物馆）不远（约六公里），这让高阳人很早就开始关注荣家的动向了。

李氏大家族和苏家是世交，曾有几起婚配佳话。现保存于高阳市区内的李鸿藻故居，与仝和工厂相距约2.5公里。巧合的是，我父亲所上的中学（现为保定一中）距离李石曾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也是2.5公里。

1950年，我曾问过三伯父，厂子为什么起名为“仝”，而不是同志的同。他喜形于色地问我：“铁路局的标志是个火车头，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发明标记的人得到了几千斤小米呐。”我说我知道，像个火车头。他又说，它上面是个人字，下面的铁轨像是个工字，合起来是工人，构思巧妙。咱们厂子的仝字，不也是工人二字吗，思想很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