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宜英魂

——王佩英

徐玲

2009年冬，两位异乡客人走进我们校园，她们衣着朴素大方，温文尔雅，说是从北京来寻找静宜女中时期史料的。我很高兴有人能来学校寻根——我们还没有被遗忘，因为学校这些年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生源短缺，举步维艰，面临着生存窘境。身为在开封八中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普通教师，我当然希望学校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我把学校这两年搜集的资料全部拿了出来，希望能给她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帮助。她们中的一位向我透露，她的母亲王佩英曾是静宜女中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自己此次来是寻历史的遗迹以祭奠母亲的。在一张1932年第一届静宜女生合影照中，她发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尽管照片因年代久远已有点模糊，但依稀能看到当年母亲大家闺秀的风范。她们如获至宝，喜出望外。

晚上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在百度上搜索，搜到了王友琴的文章《梳辫子的母亲——王佩英》。我的心灵被震撼了，泪水模糊了双眼，彻夜难眠……

王佩英，原名王培英，1915年3月14日生于河南开封市一个富商家庭，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优越的家庭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了王佩英无忧无虑的童年，也造就了她善良的性格。然而，就在她七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这给幼小的王佩英带来极大的伤痛。后来，父亲续弦，善良的继母并未使王佩英缺失母爱，反而送她到最好的学校——河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

河南省立第一小学是河南省创办最早的一所小学，校址就在离王佩英家不远的北门大街，原系1905年开办的河南官立两等小学堂，1912年改名为省立第一两等小学校，1917年改为河南省立第一高等国民小学，1923年春又易名为河南省立第一小学。曾任静宜女中校董、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齐真如，1918年为该校的校长。学校经费由官府批发，年经费数目无限定，可随用随支。王佩英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初级教育，这为她后来考入河南省私立中学静宜女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生活再次给王佩英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灾难，刚到金钗之年的她，再次经历至亲的离世，无论她怎样号哭，都不能把疼爱她的父亲唤醒。尽管父亲给她留下了一大笔丰厚的遗产，但这一切都不能填补失去亲人的悲痛。灾难接踵而至，十四岁那年，继母也撒手人寰，王佩英成了孤儿。这时王佩英的生活由亲戚照料。小小的年纪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王佩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当时的女孩子能读至小学毕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自古就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王佩英却不顾传统束缚，决意继续深造。她说服了父母托付照看她的监护人，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位于开封双龙巷的静宜女中，并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该校第一届初中生。

时光追溯到1920年。应天主教开封教区主教谭维新之邀，美国印第安纳州主顾修女会派遣盖夏嬷嬷等到中国河南开封兴办教育。当时盖夏嬷嬷不幸腿骨折断，在伤腿还未痊愈的情况下，依然怀着虔诚的信仰，于1920年2月，率领从自愿申请到中国的300位修女中选出的五位修女来到中国，在战乱穷困的河南开封开始了她们的教育使命。

初到开封，盖夏嬷嬷注意到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妇女的地位极为低下，更令她痛心和不解的是女人大都裹脚，足不出户。裹脚是旧时女子以布帛紧束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形尖小成弓状，以此为美。这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女性的摧残。她想，要把她们从苦难中解脱出来，首先要让她们接受教育，使之自我觉醒，从而自强自立，获得应有的尊严。经多方咨询、筹划后，一个小型的女子学校在草市街诞生了，取名华美女学校。学校初始只有47人，当时还有裹着小脚来报名的，盖夏嬷嬷一律接纳。三年下来，华美女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培育了不少女孩子，各大报纸大加赞扬，誉之为全开封最好的女子学校。这一切给盖夏嬷嬷带来更大的信心，她决定创办一所完全女子中学。

1932年，天主教会在双龙巷路北购置了林家大院作为校舍，据说林家大院曾是史可法的故居，河南省私立静宜女中在开封双龙巷诞生。学校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建有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教师住宿办公楼、餐厅、图书馆及大礼堂等，均为中西合璧建筑，砖木结构、灰瓦歇山式坡屋顶、人字木屋架、西式玻璃门窗，是当时开封教育建筑中最完整、质量较好的一座建筑群，也是开封天主教各教会学校中校舍及设备最好的一所学校。

静宜女中之所以能这样顺利地创办和招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省教育厅非常感佩外国修女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奉献。学校的首任校长是英启良，满族，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其伯父英华（字敛之）是天主教北方区的名流之一，因曾创办《大公报》及隐居“静宜园”（在北京西山）而闻名。其侄子是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当时校董会由陆伯鸿、马相伯、英启良、英千里、夏景如、朱志尧、谢翰英、张怀、英秋等社会名流组成。学校有着各项缜密的章程，管理严格，开有国文、英语等课程。女作家郭良玉在《平庸人生》书中这样描述静宜女中时期的生活：

这所学校要求极为严格。从生活上说，学生一律住校，不到星期六，不许出校门一步，每周六可回家一晚，星期天下午必须回校。

寝室里每个学生一床一床头柜，柜旁挂一白布口袋，装换下要洗的衣物。床上白布床单一律铺平，盖上那些不同色彩的每个学生的被褥。

…………

关于校服，学校要求夏天为白褂、黑裙、白袜、黑鞋，冬天为旗袍式棉服。学生服装整齐划一，美观大方，是当时流行的女子学生装。学生的书包不仅规定颜色统一，并要绣上“静宜”两字的英文字母缩写才符合要求。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完全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安排课程及课时，不设宗教课，但会要求学生每天早晨五点半到六点半（即在上早自习之前）在学校的小礼拜堂里举行宗教仪式（即天主教所称的“弥撒”），由天主教堂派一个神甫前往主持，凡遇天主教的重大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教徒师生照例放假并集体到理事厅总堂去参加宗教仪式。每学期的开学前或放假后，在美国修女的组织下，教徒学生需要参加“避静”。

这样科学严谨又隐含包容开放的西方式教育，和洗涤净化心灵的宗教灵修活动一起，构成了王佩英少女时期的成长环境。她在静宜女中每周除了学习国文、英语、算学、化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以外，还要学习动物、植物、公民、体育、音乐、图画、童子军等课程。这一切开启了她的视野，也是她精神历程的初始。她以后人生历程中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信念的执着正是源于少年时培养的对科学的态度和对自然的认识。

王佩英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大笔遗产，另有房屋四十多间，土地四十三亩。远房亲戚看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弱女子，就想与她争夺这笔丰厚的财产。但王佩英小小年纪就知道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保护父母留给自己的遗产，因此她决定打官司。于是，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名叫张以成的律师。

张以成，1911年出生，河北人，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朝阳大学（今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民国时期是一所赫赫有名的法科大学，当时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也有“无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张以成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毕业后很快就在开封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也许，他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王佩英的家产纷争案。

王佩英在同学的陪同下，来到张以成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她穿着白褂黑裙、白袜黑鞋，留一头乌黑的童花式学生发型，背着绣有“静宜”英文字母缩写的书包，站在张以成的面前。张以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要打官司的竟然是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学生，他眼前为之一亮。在了解了王佩英的家史以后，张以成想不到眼前这位温婉秀美的大家闺秀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外表看似文弱，内心却很强大，知道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样的女子令他肃然起敬，内心一股想保护她的情感油然而生，他决心全力以赴为王佩英打赢这场官司。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王佩英被张以成英俊潇洒的外表、雄辩的口才和正义感所深深折服，张以成更是为这位美丽的富家千金自强自立的个性所吸引。历经几个月的时间，官司打赢了，两人也从眉目传情发展到相知相爱。这在当时也并不足为奇，特别是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而且这在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学生当中也可谓一种时尚，或者是一种冲破封建的努力。那时，王佩英还在静宜女中读书，盼望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下午返校的这段时间能与张以成见面。可监护她的老妇人对她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她外出和私自把一个男青年带回家。于是，张以成很腼腆地扮成王佩英的女同学，头戴围巾，穿着女孩子的服装，手里夹着作业本和书，到她家里一起温习功课。老妇人本已老眼昏花，时常还爱打打盹，每次蒙混过关成功约会都会给他们带来惊喜和对下次重逢的期盼。这就像小说中描写的富家千金小姐爱上穷书生的典型桥段。

后来他们冲破重重困难，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憧憬着幸福的未来，本想浪漫而又平静地共度此生，然而，他们的生活注定就像一部情节跌宕的电影，序幕才刚刚缓缓拉开……

1941年，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做明码译电员。就在这年冬天，一个寒冷的雪夜，一群日本宪兵突然破门而入，说张以成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不容分说就把他抓走了。王佩英和年幼的孩子们吓坏了：自己的丈夫守法守分，一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开枪打死人？何况我们哪来的枪？在王佩英的眼里，枪是暴力的武器，与他们的生活相距甚远。王佩英为了解救丈夫，变卖了自己心爱的首饰，托熟人朋友疏通关系，最终打探到真正的缘由。原来张以成的姐夫是个巡官，他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他离开北平时把枪存在了张以成那里，而张以成后来由于生活窘迫也不得不离开北平回开封，临走时又把这把枪保存在了舅父家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的舅父吓坏了，不得不说出是自己的外甥放在这里的。

很快真正打死日本人的人被捕了，张以成得以无罪释放。第二天正好是大年三十，王佩英和孩子们高兴极了，期待着张以成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然而，张以成的心情是复杂的。在狱中，他经历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目睹了日本人对中国同胞的残忍暴行。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二等公民，实在是奇耻大辱。此时，他想到了那个真正打死日本人的勇士，心中不由地对他充满了敬意。

张以成爱国仇敌的情绪很快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正是我党需要的难得人才。张以成读大学时就是个进步青年，他读过《共产党宣言》，思考并忧虑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他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并得到了妻子王佩英的支持。

他们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张以成常常在外奔波，风险性极大。为了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王佩英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并照看三个孩子。有时，为了掩护和支持丈夫，她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地下党传送情报，为他们站岗、放哨。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电影里常看到的画面：一个机警、干练、漂亮的女人，身着碎花棉袄，坐在门口，手里纳着鞋底，不动声色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一有动静立马起身，收起手中的活，回屋告诉正在开会商讨歼灭鬼子计划的地下党员们。王佩英就是这样为丈夫为共产党做着平凡的事情，使地下党一次次免遭破坏。

当时开封的地下党经费紧张，处境困难，王佩英不惜拿出父亲给自己留下的财产，支持丈夫的事业。应该说，当时的王佩英对共产党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她的行为也绝不是人云亦云、夫唱妇随的盲从。据陈克强老人回忆说，他家当年是地下交通站，因为家境贫寒，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中学毕业那年，王佩英正好借住在他家。深感时势动乱，前途无望，陈克强情绪低落，王佩英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不要钱，还管吃管穿”。陈克强立马精神起来，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经王佩英介绍，他真的去了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曾陪着陈克强老人去寻访他那个曾经做过地下交通站的家，位于双龙巷静宜女中的后墙东边东聚奎巷。老人含泪给我讲述了王佩英对他的影响，感激她给自己指引了一条明亮的道路。东聚奎巷是条很窄很短的巷子，现在仍依稀可辨当初的街貌。如今这里的居民不知道这里曾经拥有过一个地下交通站，满怀理想的地下工作者们曾在这里谋篇布局这个城市的未来。

1949年4月，党中央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王佩英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立志做好党的助手，为劳苦大众谋福利。

1949年10月，神州大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王佩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工作中，为新中国的建设不遗余力地奉献自己的一切。王佩英曾回忆，当时的国统区物价飞涨，官员腐败，民不聊生，在共产党的爱民为民政策下，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与那时境况有着天壤之别。

在“劳动最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思潮影响下，王佩英走出家庭，投入到社会中，进入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至郑州铁路局秘书室。起初，业务不熟练，她就刻苦学习，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有时带病坚持工作，处处愿做一个模范，而不愿落后于别人。

除了工作以外，王佩英还要操持家务。为了尽孝道，她把婆婆接来同住，每次吃饭都是尽着婆婆、丈夫和孩子们先吃，自己甚至饿着肚子。

1950年，王佩英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说：“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1952年5月，在入党宣誓中她坚定地举起了右臂，表达了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教育下，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并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入党后，她把父亲留给她的全部家产捐给了国家，也算是向党组织缴的党费。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有私产。她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了党，托付给了她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事业。然而，令王佩英意想不到的是，“文革”期间搞“外调”，“外调”材料中说她1953年为了躲避土改，变卖了自家的房产，用于自己享受，给她下的结论是“剥削阶级的本质，唯利是图”。

然而，那个时期的王佩英其实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据朋友回忆说，从未见过她有挥霍的迹象。

1955年，王佩英跟随丈夫举家迁往北京，由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在经历了颠沛流离、出生入死的日子后，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过上幸福的日子了。

在郑州邮局工作期间，王佩英负责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类似机要秘书，她做事一丝不苟，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来到北京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后，她服从组织分配，在机关幼儿园当了一名保育员。她是幼儿园里唯一的一名党员，也是唯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深知这个工作的艰难和重要性，因为当时职工的孩子，出生56天以上就可以送进托儿所。带孩子不仅辛苦，而且责任重大，王佩英以满腔的爱投入到哺育幼儿的工作之中。

这个时期，家里的经济条件是优越于一般家庭的。丈夫张以成每月工资138元，王佩英每月大约50元，他们还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为了解除工作的后顾之忧，他们请了保姆。据王佩英的三子张大中先生回忆，母亲在幼儿园工作期间，父亲花了百余元给母亲买了件毛皮大衣。这也许就是丈夫对妻子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丈夫张以成觉得他亏欠妻子太多了，一个富家千金小姐，跟着自己过着颠沛流离、如此清苦的日子，并为自己的事业解囊相助，在背后默默支持着自己的工作，却从来没有一丝怨尤。

这时的张家，每天屋子里都充满了欢乐和笑声。每个周末，王佩英和丈夫都会带着六个孩子一起出游、野餐。北京的天坛、地坛、北海、动物园等所有的景点都曾留下孩子们追逐玩闹的身影和笑声。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懂事，王佩英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和自豪。据张大中先生回忆，有一次，王佩英和老大张运生在屋里聊天，运生以大哥的口吻安排老二、老三将来学什么做什么，一直排到老六。好像已经看到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的样子，作为母亲的王佩英笑得是那么的开心。

然而，王佩英心里还有个最大的遗憾和心结，虽然六个男孩子都很懂事，但毕竟不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她想有个女儿。

真是天遂人愿，1956年12月31日，元旦前夜，王佩英期盼的女儿降生了。她望着这个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女儿，真是满心欢喜和喜爱：就叫“可心”吧，这可真是可了我的心了！

幸福填满了这个女人的内心，还有什么能比儿女双全、工作称心、家庭和睦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更重要的呢！

1958年以后，丈夫张以成由于工作繁忙，积劳成疾，患了肝硬化，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需要疗养。

然而，1957年11月，毛泽东曾提出要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要求1958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从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冒进倾向。

王佩英所在的铁道部专业设计院也不例外，单位架起了土高炉，号召各家各户捐出自家的铁器。为了响应号召，王佩英把自家的铁锅都捐出去了。这时候，丈夫张以成的病情不断恶化，王佩英每天要照顾生病住院的丈夫，又要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加班加点值夜班是经常的事情。孩子们都还小，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女人身上。

这时，王佩英变得不爱说话，独来独往，只是埋头苦干自己的工作，有人说她“斗争性不强”。其实，她与那个时候的社会气候是格格不入的。她的内心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

1959年的一天，王佩英趁幼儿园孩子们到户外活动的时候，烧了一锅开水准备清洗餐具。当她端着一盆热水经过昏暗的走廊时，一个小孩子突然跑过来，王佩英躲闪不及，热水溅到了孩子身上。幸运的是孩子穿的衣服厚，并没有被烫伤，只是胳膊上烫了一块红点。有人就借机大做文章，居然将这件事和她的出身联系在一起，加以发挥，说她是剥削阶级的“地主丫头”，并责问她：“你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王佩英没有辩解，只是沉默。

此事发生后不久，王佩英被调离幼儿园，转而到单位的单身宿舍当清洁工。她仍然没有怨言，欣然接受领导的安排。丈夫身体不好，她不想让丈夫为她担忧，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1960年，丈夫张以成的病情急剧恶化，王佩英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就轮流带孩子去看望，让他多多感受亲情的温暖，让孩子们尽可能多地陪陪父亲。

1960年11月的一天，天灰蒙蒙的，树枝上还残留着几片枯黄的树叶。就在那个凄凉的夜晚，据张大中先生回忆说，大概到了凌晨，他似乎听到了妈妈的抽泣声，他猛地坐了起来，只见妈妈就坐在他的床头。他一下子明白了，父亲不在了。

丈夫去世以后，家庭经济非常拮据。仅靠王佩英每月48.5元的工资却要养七个孩子。好在大儿子张运生已经在北京政治学校工作，每月有37元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几个月后，王佩英不得不把保姆送回原籍。

张以成在地下党工作时期的上级、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他很同情王佩英的家庭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一下王佩英家的生活。这样，组织决定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

雪中送炭的温暖更增添了王佩英对党组织的信任与感激，她特意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白瓷像放在家里，并告诉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1959年至1961年，正是我国“三年灾害”的时期。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有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与王佩英是河南开封老乡，由于老乡的关系，两人之间说话“不外气”（开封话，指“不见外”）。

暴天成私下告诉王佩英，老家农村“搞大食堂”，只有做饭的和村干部能吃饱，一般社员只能喝稀汤，三个月下来，脸色蜡黄，甚至有人饿死。王佩英一听就紧缩着眉头，她家乡的亲戚也曾向她借过粮食，她曾发过这样的牢骚——“现在老百姓困难，我也困难”。没想到这样的牢骚后来竟然也成了她的反动言论之一。

王佩英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认为刘少奇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据四儿子张大圃回忆，母亲在家里经常爱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时甚至一边给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书读出声来。此时的王佩英开始公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她认为真理不辩不明。很多同事听了她的言论都很吃惊，也有的人心里暗暗佩服她的勇气。尽管王佩英的观点仅仅是常识性的，但那个时代的悲剧就在于人们缺少简明的常识。

其实，王佩英骨子里一直是个不愿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之人。她十六岁进入静宜女中，接受了西方宗教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当年静宜女中的训育要目这样要求学生：

1．锻炼体格，期能刻苦耐劳、战胜困难。

2．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

3．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4．练习自治，期能善用权能、服务纪律。

5．讲究卫生、注意美观，养成爱美整洁之习惯。

6．注意社交、娴习辞令，养成活泼善群之态度。

7．爱护公物、善用钱财，养成节俭尚公之德行。

8．指导服务、提倡竞赛，养成和平合作之精神。

其中，第三条“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可谓根深蒂固地植入了王佩英的心中。

她的狱友齐克琦曾经疑惑，在她眼里王佩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她怎么知道托洛茨基和赫鲁晓夫的事情呢？原来，王佩英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是张以成的大学同学兼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胡俊三的遗孀马志新，两人从战争年代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此人曾留学苏联，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女人。两人经常关在屋子里长谈，至于谈的什么内容，孩子们是不会知道的。马志新了解一般老百姓不了解的、反思斯大林个人崇拜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的相关信息。这信息的传递，使得王佩英开始思考被掩盖在背后的真相。

狱友林克明说，王佩英曾经告诉她，自己读过《燕山夜话》。林克明感觉这人很了不起。《燕山夜话》是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出版于1963年3月的杂文集。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富有寓意，但在“文革”中竟被当成“大毒草”，《燕山夜话》变成“反党黑文”。

1965年以后，王佩英更是经常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

“过去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有的共产党员是为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好领导。”

“敬爱的周总理，千辛万苦做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

…………

1965年4月，王佩英做出了今天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这真把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吓坏了，此时，没有人再敢和王佩英讲话了。也许是出于对王佩英的保护，也许是真的认为王佩英疯了，单位领导就强制性地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当一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理性能力的时候，那些坚持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就会被当成疯子。

在王佩英即将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前夕，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她想尽一切办法给每个孩子私下做了交代。

她给老四张大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国王临死前把自己的孩子召集在床前，发给每人一支箭，让他们掰断。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掰断了。老国王又拿出一大把箭让他们掰，他们用尽力气也掰不断。张大江是个对政治毫不关心但对朋友很讲哥们儿义气的人，他明白妈妈讲的这个故事所暗示的道理。在妈妈去世以后，他的确做到了团结兄弟，同时保护妹妹不受欺负。

1965年，大概是春夏之交的季节，凉风习习。晚饭后，王佩英专门拉着最小的女儿可心出去散步。走到大约靠近军事博物馆的地方，王佩英突然把女儿揽在怀里，含着眼泪说：“妈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女儿可心搂着妈妈，泪涟涟地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此外，她对老大、老二都相应有交代，让他们挑起生活的重担，照顾弟弟妹妹，因为他们已经都有工作了。

王佩英住进精神病医院以后，老三张大中时常去医院看望母亲。这也是王佩英苦心的安排。其他孩子小，当时的交通条件又不好，最重要的是担心他们幼小的心灵会因她而蒙上阴影。老大、老二都已工作，让他们来探视有“反动思想”的妈妈，肯定会影响他们在单位的发展，甚至会受到牵连。只有老三张大中的身份最合适，而且，他也是七个孩子当中最懂事最理解妈妈，与妈妈的心最靠近的儿子。

张大中去看母亲的时候，每次带一元钱左右的营养品，比如藕粉之类的。王佩英从不和儿子谈论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询问家里的情况，哥哥、弟弟和妹妹怎样，有时，母子常常是相对无语。有一次，张大中去医院看望母亲，刚走进院子，一个洗衣房的工友拦住他问：“你是王佩英的儿子吧？”张大中点点头。接着那个中年妇女凑近他，很神秘很亲切地说：“你妈平时可想你们了，整天念叨你们，特别是你最小的妹妹可心，你还不回去拍张合影，让你妈妈能看到你们。”

于是，1967年的夏天，张家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当王佩英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她的眼泪扑簌而下，她想到了生死离别。以后，她终日把照片捧在手里。

还有一次张大中去看望母亲，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妈妈突然说了一句让他毫无思想准备、终生难忘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到了1968年，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于是，6月6日，安定医院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要求单位接回。病历上面是这样写的：“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那年初夏的一天，张大中正好在家，楼下有人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张大中立马下楼，那人很严肃地说：“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张大中从那人的态度和表情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收拾好这几样东西，自己不敢去，便让小妹可心给送去了。

此时的王佩英，已经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她被关押的地方离家不远，就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里面。下午时分，女儿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来到母亲关押的地方。她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门，门开了，露出一张冷酷无情的脸。可心说来给妈妈送东西，那人接过东西后就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在那一瞬间，女儿可心看到了妈妈的背影。

这也是女儿可心最后一次见到妈妈。

王佩英被监管起来了。一连几天她被安排倒腾久存仓库已经开始腐烂的大白菜。她捧起一棵棵白菜，把腐烂的菜叶和菜帮子都掰掉，平平整整地码放在一个干燥的墙角。然后，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板，横放在平整的白菜堆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放在横板上，好让空气流通。组织让她清理炉渣，她把已经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有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以备送进炉膛再次燃烧。没有任何人要求她，她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把脏乱而又枯燥无味的活，干得如此的漂亮、认真、出色。这让我想起了杨绛先生被下放到干校时让她打扫厕所的事。她把厕所便池上面陈年累月的污垢擦洗得干干净净，这不亚于她做学问的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牛棚”的难友很同情王佩英的遭遇，经常劝她不要拿鸡蛋碰石头。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他犯了什么错？”当王佩英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审讯员威胁她说：“这是你最后认罪的机会，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了。”这一次，在审讯员面前，她哭了。她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能为孩子尽一个做母亲的职责，心里万分愧疚。在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之中，她依然选择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屈服。

1970年1月27日，离除夕还有九天。这本该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日子。这一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对王佩英进行了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囚车驶向了北京卢沟桥……

这一天傍晚时分，孩子们都已知道母亲离开了他们。他们是妈妈留在尘世的唯一念想……

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发表《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并于5月8日召开平反大会。

2010年3月27日，500余人在北京举行王佩英诞辰95周年、赴难40周年纪念会。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作出终审判决：

本院经再审查明，王佩英原系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职工，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月27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已执行。1980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会作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

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佩英具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行为和目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

二、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980年，王佩英的三子张大中以连尸骨都无法找到的母亲用鲜血换来的抚恤金1000元起家，后来成为京城纳税“第一人”。

2010年10月，张大中为了回报养育自己母亲的母校，在开封八中（前身为静宜女中）成立了以他母亲名字命名的“王佩英慈善基金”。这可谓是“天使基金”。

我不止一次地观看胡杰、胡敏兄妹拍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我在寻找王佩英女士的英灵所在。这不能忘却的纪念，我们会记得，千千万万懂得反思历史、思考未来的人们会记得。

纪录片的结尾，是王佩英女士心爱的女儿可心来到了母亲曾经的“刑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荒草。这一场景让我想起了诗人雷抒雁《小草在歌唱》中的诗句：

风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尘土，

把罪恶埋葬！

雨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泪水，

把耻辱洗光！

是的，多少年了，

谁还记得

这里曾是刑场？

行人的脚步，来来往往，

谁还想起，

他们的脚踩在

一个女儿、

一个母亲、

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的心上？

2014年11月8日

徐玲

开封八中音乐高级教师，60年代生人，祖籍甘肃。2004年获“河南省教学标兵”称号。中国合唱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植物泪》。现从事静宜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