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多视角的郑和研究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
明代初年的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无论在传统的世界史或新兴的全球史领域，这一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尚未受到应有关注。尽管郑和船队在1405—1433年间曾远航当时已知旧世界的主要海域——印度洋，访问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但传统的世界史实际是中国史以外的其他国别史的综合，自然不可能对这一主要与中国相关的历史事件予以特别注意。近数十年来，新兴的全球史强调超越国别史局限性的人类历史共同趋势（如现代化）和全球性联系（如世界体系），但这种兴起于西方的史学研究难以摆脱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在此新兴领域内的西方主流学者对郑和下西洋不仅缺乏了解，而且其使用的理论方法也难以充分解释这种非西方的历史性事件。
近十余年来关于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的大众读物一度受到国际媒体的热捧和全世界公众的注意。虽然古代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跨太平洋联系值得学术探讨，但这种舆论喧哗缺乏历史资料依据和严格史学研究的基础，反而引起中外历史学家的共同抨击。个别西方学者甚至宣称目前的全球史无须因此改写，增加了从全球史角度正确理解郑和下西洋事件的学术难度。本书的主要目的正是在于突破这种学术困境，通过多视角的郑和研究来倡导多元文化的全球史。
本书所收录的十一篇论文主要来自2014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召开的中英文双语国际会议，其主题为“郑和下西洋及自古以来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这一会议的参与者包括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五十多位学者，是亚洲之外召开的最大规模郑和研究会议。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将分为中英文两卷，在中国和美洲分别出版发行。但是，本书在主题、内容、论文体例和编辑过程方面都与一般会议论文集有较大区别。其中的论文除了由作者在会后修改之外，均由专家匿名评审，在审查合格之后全部经过不同程度的改写，以便突出从多视角的郑和研究来推进多元文化的全球史这一主题。
这本论文集对作者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所有论文必须在使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引用分析以往的有关论著，以杜绝重复，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每篇论文除了严格注明史料的详细来源及其引用的前人论著之外，都编制了“征引文献”目录。这种体例上的技术性改革不仅可以提高郑和研究的整体质量，减少重复研究，而且可以促使其中的研究者从基础性史料解读更上一层楼，进入高层次的理论性思维和分析，发展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推进中国史的创新和全球史的改进。
本书的作者既有郑和研究及中外关系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也包括海内外的年轻华人学术新秀，但他们都是从中国史走向全球史研究的探索者。他们的论文使用了网络理论分析、海洋文化研究、文献史料考释、环境史研究、外交关系分析、文史交叉研究等多种学科的方法来讨论郑和下西洋及其对中国史和全球史，特别是对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论文在理论方法或史料分析方面并非完美无缺，但其所有作者都在推进郑和研究从中国史走向全球史的目标下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们文章中的不足和稚嫩之处也显示了这种学术探索的困难之处和当前学术界的现状。
第一部分的首篇论文从理论高度反思郑和下西洋及其与全球史的关系。其作者陈忠平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相关研究，是2014年在维多利亚大学召开的上述国际会议的主持人和主要组织者。这篇论文通过使用新的网络理论及其一系列概念，试图推进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理论分析，解决有关论著中长期争执不休的一些关键问题，并由此提出了全球史当中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该文从网络理论角度对原始资料的分析指出：在中国与印度洋世界（包括邻近的东南亚地区）之间发展朝贡——贸易并行的关系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目的、主要活动及其在中国史和全球史中的长期历史遗产。这一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对于近代新、旧世界联系之后的全球性网络的革命性变化也做出了间接贡献。
第二部分的两篇论文是对于郑和之前及其下西洋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宏观考察，其两位作者分别为元史研究者刘迎胜和明史研究者万明，他们也是长期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权威学者。刘迎胜的论文揭示了明初之前中国人关于“西洋”观念的源流，以及通过不断扩展的“西洋”世界所进行的中外航海科学技术交流。作者由此指出古代中国的航海科学是在吸纳其他民族知识的过程中发展的一个开放性知识体系，也是郑和下西洋壮举的基础。万明的论文则确证郑和船队所下之西洋即为其随员马欢等人笔下的“那没黎洋”，也即后来称为印度洋的海域。这一航海壮举促成了著名的古代内陆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海域的汇合，并使印度洋成为贯通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通要道。
第三部分注重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料解读与史观辨正，其中的两篇论文由吴彦、郭晏光分别与陈忠平合作撰写。吴彦是在浙江大学从事中东史研究的专家，也是维多利亚大学的年轻访问学者，由她与陈忠平共撰的论文对于近来中外出版物中有关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的说法追根溯源，综合考察了从先秦到明初华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各种观点，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考证和质疑。尽管华人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美洲的诸种说法尚无确凿无疑的证据，但该文指出郑和船队在印度洋世界的活动已经在15世纪初促进了旧大陆内部的海上联系，对全球化的历史做出了与后来的欧洲航海家同样重要且更为早期的贡献。郭晏光是维多利亚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由她和陈忠平合作的论文针对一些学者否定郑和船队曾经到达非洲的观点，使用原始史料、季风资料及考古证据对这一受到质疑的历史事实进行了系统考证，并对全球史，特别是印度洋史当中忽视和误解郑和下西洋的论著提出了批评。
第四部分的两篇论文尝试将环境分析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对明初江南地区或当时的东南亚社会与郑和下西洋的密切关系做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梁志平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年轻学者，他的论文揭示了明初名臣夏原吉治理江南水系的措施及其个人政治态度的变化、郑和船队赖以出海的刘家港的先盛后衰以及下西洋活动从开始到终结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另一论文的作者时平是上海海事大学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的主持人。他在原始史料分析的基础之上，又对马六甲海峡的地理特征、季风活动规律等环境因素进行了考察，考证了郑和船队访问满剌加王国（今马六甲）的确切次数及其对明朝在东南亚的策略和满剌加在跨国贸易中兴起的影响。
第五部分的论文注重对于中国与印度洋地区长期历史关系的分析，其作者罗杨是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她的论文从东晋末年高僧法显西行开始，到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结束，对历代中国人探索印度洋世界的先驱及其留下的有关中文著述做了系统整理和分析。这些中文著述所反映的海外世界观曾先后受到南亚原始佛教中心及西亚伊斯兰教中心的影响，并经历了从这种宗教信仰情结转向对西洋世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的认识发展过程。
最后，本书第六部分的两篇综述文章反映了使用文史交叉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来分析郑和下西洋及有关研究在海外的影响。蔡亚平是暨南大学专攻海洋文学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她对文学、语言和历史领域中就明代后期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进行的多学科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和评论。作为最末一篇文章的作者，柳瀛在担任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东亚研究馆馆员后即与陈忠平等合作，编撰了统括十三种语言的郑和研究论著目录，她也在此工作的基础上提供了关于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以外多学科内郑和研究的综述文章，证明这项研究确实已经走入世界学术之林。
所有这些文章都试图从多种角度来推动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并以此来探索中国史与全球史的联系。它们首先从全球史的角度提出了有关中国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明清时期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单纯闭关锁国的停滞封建帝国，还是通过朝贡——贸易等对外关系始终与海外世界保持联系和互动的国家？古代中国在传统农业文明之外，是否曾经通过与海外的交流一度创造领先世界的海洋文化？中国人仅仅是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局外人、新大陆的后来者，还是长期探索印度洋并在这一旧世界主要海域领导全球化的先驱者之一？同时，本书倡导的郑和研究也对目前仍以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为主线的全球史提出了挑战，但这种研究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从全球史中一些西方中心论的传统理论观点转向华夏中心论的另外一个极端，全球史实际上是由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通过其多种文化发展联系、持续互动的结果。郑和下西洋正是推动这种多元文化联系和互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多元文化主义是很多西方国家在20世纪后期开始奉行的基本国策之一，但本书所关注的是郑和所代表的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传统及其在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早期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美国社会曾经长期以文化“熔炉”（melting pot）自诩，强调外来移民必须在此大熔炉中脱胎换骨，接受同化，抛弃其原来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主要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发源的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但是，加拿大社会由于英裔、法裔及其他民族文化长期并存的现实，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倡行多元文化主义，对国内各民族采取承认各自文化差异、保存原有文化传统、鼓励参与主流社会、促进不同文化交流、帮助移民学习官方语言等政策。此后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的许多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类似政策。但是，这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被左派批评者认为是掩盖不平等种族关系及将少数民族社区永久化的华丽辞藻和文化装饰。
美国保守派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文明冲突？》一文，并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从另一方面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抨击。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性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的伊斯兰教等文明之间的对抗，他由此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将使美国“不属于任何一种文明、缺少文化核心”。所以，美国和西方的前途在于从多元文化重归西方文化，特别是其原有的美国价值观念。亨廷顿的论著曾在“每一大洲和数十国家”激起不同反应，广受争议，影响巨大。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与之对立的“文明冲突”理论不仅是关于个别西方国家内部民族关系的问题，而且涉及全球史及未来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由于近来欧美一些国家内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滋长，亨廷顿的观点已经受到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等一些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家的呼应和支持，导致一系列限制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出台。显然，使用原教旨主义的西方文化来对付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及其他极端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无异于南辕北辙，只能加剧全球性“文明冲突”。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走出这种“文明冲突”的一线希望，但这一兴起于西方社会的观念仍然有其局限性，不仅处于左派和右翼学者的两面夹攻之下，而且面临欧美多国政府在政策上倒退的危机。这种学术和政治危机充分说明从郑和研究另辟途径，探讨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等非西方社会早期全球化历史，并由此取得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位于美国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在1999年曾召集一些著名学者，就世界历史上强大帝国利用或限制多元文化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该所的重要季刊《世界》（Orbis）在同年以“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主题出版专刊，登载全球史的权威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以及中国史等领域的十余名专家意见。麦克尼尔指出多元文化的并存、混合和互相冲突不仅是人类文明从开始就存在的现象，而且也是不同文明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动力。他指出多元文明的生存和延续需要一些广为接受、达到共识的基本规则，却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基本规则从何而来。参加讨论的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问题专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注意到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曾经先后受到来自南亚的佛教、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她的文章却简单地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归结为从儒教到共产主义的单元文化典范（monocultural paradigm）。郑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纠正和补充这些从中国史到全球史的西方学者论说，而且可以为改进历史学科和现实政治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提供启示。
实际上，以儒释道融合为特点的多元文化倾向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也是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以及外来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壮大的基本原因之一。即使在费正清等西方学者所撰《中国：新历史》这一大学教科书中，这种宗教、政治等方面多元文化的历史事实也俯拾皆是。从东汉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不仅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且受到中国儒学和道学的影响，发展了禅宗等本土教派，进而传入日本等邻国。中国早期原始道教则在佛教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其宗教信仰和组织。特别重要的是，儒学作为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体，曾吸收佛教的文化要素，在南宋时代演变为新儒学。但是，新儒学后来又有理学和心学之分，其中前者成为中华帝国后期由国家推行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后者则对日本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唐宋时代的海上贸易也导致西亚的伊斯兰商人大批来华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甚至被欧洲基督教视为异端的景教也得以在中国流行。在秦汉三国时代以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南北朝时期建立多个政权，与汉族通婚并接受汉化，奠定了隋唐混血的皇室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从辽代开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而建立汉化与游牧文化并存的南北面官制，成为后来清朝设立满汉六部并列的中央官制之先声。元朝从忽必烈统治时期开始在国家意识形态上推崇儒释道为主的文化统治，并由蒙古、汉族及其他民族组成多元的社会。明初处于云南的元朝残余政权延续至洪武十五年（1382），郑和即在洪武四年（1371）出生于当地的一个伊斯兰贵族家庭。他终生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是现有资料证明他后来也成为一位佛教信徒，并崇奉道教的神祇天妃。他的生平、思想和行为典型地表现了明初中国多种宗教文化的并存及其相互影响。
郑和下西洋更将这种多元文化传统普及到了广阔的印度洋地区，促进了明代中国和这一地区的早期全球化。本书所收的论文反映了这种多元文化传统影响之下中国和印度洋世界早期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几个重要方面。郑和不仅在海外推行了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朝贡外交，而且以中外各国共同追求的海上国际贸易改变了中华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促进了中国手工产品与印度洋地区香料等物品为主的大规模物质文化交换。郑和及其华人先驱通过吸纳其他民族知识发展了开放性的航海科学体系，促进了大陆农业文明传统之外的海洋文化，并利用这种多元知识体系实现了中国古代内陆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的交汇。尽管现有史料并不能证明郑和曾以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的方式，通过对新大陆的发现、征服、殖民、扩张等活动来建立新旧世界的联系，但他发展了兼具中外多元文化特色的朝贡——贸易关系、开放性航海科学知识体系，推动了从东亚到东非的海上联系，促进了先于地理大发现的旧世界早期全球化。郑和下西洋前后的中外交流使得刘家港及其周围的江南城镇成为“六国码头”，将其带入与遥远的印度洋世界的联系，也导致了满剌加从明初新兴的东南亚小国成为海上国际商贸中心之一。迄至郑和时期，中国人对印度洋地区的探索和记录还带来对海外世界观的持续改变，突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或华夷观念，注意到印度洋地区在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地位及其对于中国海外贸易的实际价值。
当然，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与近来西方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仍有重大区别。费正清等西方学者对于中华帝国朝贡体制的研究早就指出这种传统外交体制体现了不平等的华夷“世界秩序”，与欧美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上所强调的各民族及其文化平等对待的观念有别。不过，郑和通过在海外推动朝贡——贸易并行的关系，特别是中外共同追求、有利各方的大规模国际贸易，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不平等朝贡外交。关于郑和的许多中文论著称颂他在海外进行的“和平外交”，他的船队在近三十年的下西洋活动中也确实仅因自卫等原因卷入为数极少的军事活动，与其后进入印度洋的达·伽马等西方殖民者以炮舰开路的扩张和殖民政策完全不同。但以往的论著通常仅仅将郑和推行朝贡外交的成功简单地归之于他对海外各国采取的和平友好政策。
在近来出版的英文论著中，少数西方学者声称郑和在上述战争中使用暴力并推行了与达·伽马等欧洲航海家一样的“初级殖民主义”。与此相反，东南亚华人学者陈达生则一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强调“文明交流在欧洲人那里通常通过暴力，如战争、侵占领土、殖民统治等方式来进行”，而郑和下西洋，特别是其在东南亚推动伊斯兰化的活动，“是以和平方式达至文化交流目的的最佳事例”。陈达生对于郑和活动的解释偏重于亚洲文化的非暴力倾向和包容性传统，似乎并未注意到和平与暴力的不同文化交流方式在亚洲和欧洲文明中都曾发生过的无数历史事实。
本书对于郑和海外活动的研究注重于他对于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传统的运用，特别是他所推动的明初中国在外交政治文化、对外贸易物质文化、航海科学文化等方面对印度洋不同文化的适应和吸收。这种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和吸收的结果与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互相交融所产生的变化一致，正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传统的活力及目前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缺陷。由于以欧洲文明为核心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其多元文化政策下对于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仅仅采取包容与宽容，而不是包含和吸纳的政策，未能充分吸收非西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合理、积极因素。这种政策上的缺陷使得非西方的移民和归化的公民及其后裔难以完全认同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其中出现少数激进分子走向另一极端，甚至参加伊斯兰恐怖主义运动便是其负面结果之一。
因此，郑和研究既可以推动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全球史，也能为改进目前处于困境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多视角的郑和研究基础上，本书所倡导的多元文化的全球史并非简单地批判、摒弃西方中心论或华夏中心论，笼统强调中外各种文化在印度洋或世界历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它们继续在传统的世界通史式的教科书中杂陈并列；相反，本书认为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及其他一些民族的重要文化确实在世界历史不同时期或特定地域分别对全球化历史过程发挥过领导作用。当然，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仅仅持续了二十八年，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印度洋地区不可能与其时代前后在此地区长期绵延的伊斯兰化以及此后数世纪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活动具有同样深入的影响。但是，本书所收的论文充分证明郑和下西洋并非是一些中外学者所简单认为的毫无长期历史影响的政治泡沫，仅仅“船过水无痕”。除了郑和在印度洋世界发展的朝贡——贸易关系等长期历史遗产已经在本书所收论文中受到特别注意之外，他对当地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文化的传播所做的贡献还值得将来的学者做更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本书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还说明：在世界历史上领导全球化的某种特定文化首先必须实现自身的多元化，或者说是适应和吸纳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文化，与后者发展同质性文化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为后者的成员所认同，以便发展麦克尼尔所说的广为接受、达到共识的基本规则。作为本书的主要焦点之一，郑和在明初中国和印度洋世界之间发展的朝贡——贸易关系仅是这种中外多元文化成功结合、推动早期全球化发展的一个例证。因此，本书从多视角的郑和研究出发来强调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及其相互吸收，其研究结论对于解释以往全球史的发展、解决当今的所谓全球性“文明冲突”危机，以及化解许多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出版对于其作者之中长期从事郑和研究的资深专家和刚刚投身这一领域的年轻学者而言，都是从中国史踏入新兴全球史的一个尝试。回想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曾参与1984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郑和纪念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该会提交平生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曾被一主动审稿的学术期刊婉拒，却为会议论文集的编者列为首篇发表。正是受此鼓励，我在三十年之后能够继续从事郑和研究，于2014年在太平洋的彼岸主持召开会集亚非欧美澳洲有关研究专家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段个人经历说明从事郑和研究的学术道路艰难曲折，也证明以我愚顽之质，只要锲而不舍，也终有一得。参加本次会议并为本书撰稿的国内年轻学者比我当年更为成熟，他们为会议提交的论文也有更多创见，但其中也难免有仓促应付会议的缺陷。经过匿名评审专家的严格审查、中肯批评及与编者一年多来的反复切磋，这些年轻学者的文章在资料、分析、观点、行文等方面都已成为各有特色的佳作。希望这些年轻作者与本书在学术界的年轻读者都能以此为鉴，在将来从事研究时以滥竽充数、人云亦云为耻，以严谨求实、开拓创新为荣，在前辈专家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则中国史学界与整个学术界将大有希望。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但我们的集体所包括的不仅是十位撰稿的学者，也包括提供各种帮助的基金会、研究所和出版社人员及其他支持者。我们衷心感激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委员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对本书相关研究工作提供的资助，并对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Center for Asia-Pacific Initiatives）在2014年国际会议期间提供的支持表示谢意。我们特别希望对于三联书店扶持学术、不计盈利的高风亮节表示敬意，并对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常绍民、编辑刘蓉林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严肃、认真、高效的工作表示谢意。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从国内来到维多利亚大学访问的三位中青年学者在协助收集资料、审阅稿件方面也曾提供帮助，他们包括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梁志平副教授、浙江大学的吴彦副教授及厦门大学的李智君教授，在此一并致谢。
一本书的生命在出版之际开始，它的学术生命则存在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的心灵交流及由此不断迸发的思想火花。我们希望本书读者在掩卷之余不仅能够给作者提出批评和校正，而且能够继续以读者或学者的身份与我们共同参与郑和研究以及在中国史和全球史领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