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郑和下西洋(1405-1433)及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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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性网络革命:郑和下西洋及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朝贡——贸易关系本文所使用的印度洋地区或印度洋世界的概念包括印度洋沿海国家及其邻近的东南亚国家。

陈忠平

【摘要】通过使用新的网络理论概念,本文试图推进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理论分析,并解决有关论著中长期争执不休的一些关键问题。这种理论性分析也显示郑和曾通过在海外发展朝贡——贸易网络而改变了明初之后的中外关系,并由此对中国、印度洋地区及全球化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从网络理论高度对原始资料的分析指出,在海外发展朝贡——贸易并行的关系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目的、主要活动和长期历史遗产。郑和通过创立海外航海和贸易基地,极大地促进了明代中国和印度洋世界之间朝贡外交和官营外贸关系的制度化和扩大化。这种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网络缺乏民间国际交往和私人海上贸易的支持,缺少多样化的活力,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有所萎缩。但是,这种双重外交和外贸网络在15世纪初的空前发展及在此后的长期延续仍然将中国和印度洋地区带入了程度空前的互动关系,并为后来欧洲航海家领导的地理大发现、早期中西交往及近代世界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于郑和下西洋及其推进的中国和印度洋世界之间朝贡——贸易关系的网络分析有助于改进目前全球史中以近代西方崛起和扩张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框架和理论分析模式。从这一理论高度进行的史料分析也能够揭示郑和下西洋及其推动的传统外交和外贸关系如何影响了近代的全球性网络革命,即在新旧大陆连接之后的全球性关系制度化、扩大化、多样化及其多种网络成员之间互动程度的激增。

郑和(1371—1433)下西洋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前夕开始发动,他在1405—1433年间七次远航印度洋的壮举也远远超过同一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成就。本文将使用网络理论来考察郑和下西洋所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他在中国与印度洋国家之间发展的朝贡——贸易关系,本文使用“朝贡——贸易关系”一词来强调这种双重关系通过郑和下西洋而在中国与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发展以及这种外交和外贸关系在此后的结合和并行。以往论著通常使用的“朝贡贸易”一词过分强调中华帝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之内中外贸易的附庸性质,它在本文中仅在必要时偶尔被使用,详见以下的讨论。以及他的航海活动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影响。

迄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已有十三种以上语言的论著,某些大众读物甚至宣称郑和的船队在哥伦布之前已经发现美洲。Liu Ying, Chen Zhongping and Gregory Blue, Zheng He's Maritime Voyages (1405-1433)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Ocean World: A Multilingual Bibliography (Leiden: Brill, 2014), xxiii, xxv.然而,中外学者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的理论分析却相对薄弱,它在全球史上的意义也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范金民,《20世纪的郑和下西洋研究》,载朱鉴秋主编,《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1904—2003》,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57页,特别是第354—357页。特别重要的是,在15世纪前期,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已经延续了千年以上,并因郑和下西洋而演变为朝贡与贸易结合、并行的关系,曾连接了从东亚到东非的许多国家。与此相比,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基础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体系迟至17世纪中期才在欧洲出现,但它随着近代西方的全球性扩张影响了整个世界,最终导致中华帝国朝贡外交关系和相关外贸体制在19世纪末期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朝贡关系虽在史学界已受到一定重视,但中外学者通常忽视了郑和下西洋曾经给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带来的重要变化,并由此影响了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历史及全球性网络的革命性变化。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第64—69页;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3-4, 159-65。李著对朝贡制度做了迄今最为系统和完备的论述,但该书仅有寥寥数语触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性事件,并在第65页将郑和的七次航海误记为六次。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将网络理论运用于郑和研究,推进这一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分析,并以此来批评和纠正全球史中以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扩张为中心的学术倾向。使用网络理论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全面考察郑和下西洋的基本目的、主要活动和历史遗产,可以解决有关研究中一些长期处于争议的关键问题。从网络理论角度来系统分析郑和所推动的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朝贡——贸易关系还可以摆脱有关研究中的华夏中心主义倾向或过分强调中华帝国在其外交关系中支配地位的偏向。有关研究指出,“朝贡”仅指中华帝国受到周边邻国的朝拜、臣服和献贡的单向行为,不能全面体现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见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载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确实,有关朝贡关系的论著通常仅强调中华帝国及其华夏文化对朝贡国的支配。这些论著所使用的“朝贡贸易”也是一个现代概念,仅指中华帝国支配之下及其朝贡体制之内特许的中外经济交往,同样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华夏中心主义倾向。这种理论性分析特别有助于揭示传统朝贡外交与官营对外贸易从15世纪初期开始的同步发展及其对中国、印度洋地区和世界早期全球化历史的重要贡献和某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