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郑振铎身边

1946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跟着谢国桢到了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玉请我们吃饭，郑振铎作陪，他们都是老朋友，多少年没见了。郑先生是大学者，我那时高中还没毕业呢，对他很崇拜。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郑振铎说他现在太辛苦了，又要接收文物，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托他接收敌伪的文物；又要搞民主运动，搞上海的进步杂志《民主》，很需要人来帮忙。徐森玉说：“谢辰生刚到，他一年轻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是刚主的弟弟。这个年轻人给你帮帮忙不是正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太赞成了，那不等于给您当学生吗？”郑振铎说：“那好啊，就这样吧。”接着徐森玉跟我说：“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你还不能老在郑家。因为现在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要搞一个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的目录，拿这个目录追索、讨要文物。”这是徐森玉接的活儿，他对我说：“我也需要你这个年轻人。”郑先生就说：“那你明天就到我家来吧。”我那会儿没事儿，就上半天在徐家，下半天在郑家，一半儿一半儿。这是第一次见到郑先生，他谈笑风生，说话很痛快。那时候他名气很大，他能要我，我说：“那我一定干啊，我就是给您当小学生，帮您忙。”

这就开始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怎么编呢？就把所有出版的目录，日本出版的书，中国出版的书，只要知道在哪儿的，都编一个目录。一开始有三个人，我、吴静安、程天赋，他俩干了一个来月，觉得这个活儿太累，另外也没太大兴趣，就走人了。但我有兴趣，毕竟过去在家里知道些文物知识，字画也好、善本书也好，都明白点儿。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就留下来了，一个月以后就剩我一个光杆儿司令了。谁来管我呢？是顾廷龙，合众图书馆馆长，他来主持。我们就找各种书，除了合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找，上海四马路的书铺也找，私人收藏也找，弄了很多书。结果在这些书里面把这目录誊下来，注明哪年哪月哪本书出的。怎么写呢？就是写复写纸，因为人家要好几份，一次写四篇，得写两次。那时候真是累得够呛，天天吭哧吭哧地写。可也有好处，对文物知识熟悉多了，目录里各种文物、善本书什么的都有。书完成后交给教育部，留下了几本。这部书前后搞了九个多月才完成。当时做完就完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完了以后就在郑先生那儿管郑先生的事儿了。目录编好以后，交到教育部，最后文物索讨也没索讨成。

合众图书馆保存有一本目录，是复写的。到了1981年，顾廷龙给我写了封信：“这书在我手里就这么两本了，能不能想办法油印一下，留个东西，要不然都找不着了。你是不是跟文物局说说，搞一下。”他手上仅有的一份《目录》，因为是复写的，字迹日益模糊不清，难以保存。我说可以啊，我就找到文物局局长任质斌，他说：“这很重要啊，我支持，那就油印一百部。”结果用了两年多时间，重新油印了一百部，分发给各个地方的省博物馆、图书馆，还有些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这就散出去了。那是1981年，这到现在又是三十多年了。

前几年，突然间上海的中西书局知道了这事儿，觉得这太有意思了，应该出版啊，不然等于白扔了。他们就来找我，我就剩一部油印的，中西书局以此出了书，三大本儿。我请启功题的签儿，我写了前言，顾廷龙写了个跋。我进入文物工作的开始，就是在徐森玉手下编这部《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开始的，而且在65年后又经我的手把它出版了，这也太难得了。我是一走上社会就进入文物界了，打这本书开始，从1946年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文物界，七十多年了。

完成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任务后，我就一直帮郑先生做事，就住在他家，在静安寺庙弄。1947年，郑振铎让我和孙家晋，还有个中央图书馆的人，一起去迎接王世襄从日本押运回国的善本古籍，一共107箱。后来这些书大部分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剩下的几百本留在上海。那几年，郑振铎太忙，有很多书和资料需要整理，就让我先帮忙把他的书都整理好，编成目录，他需要什么材料的时候再查一查，帮他找出来。他出书要下厂，我就去下厂。那时也没有什么薪金不薪金，就在他家吃饭，每个月给我点零花钱，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零零星星地在他家里干点杂事，后来他小孩郑尔康上学，还兼职给他孩子补些课。

在这阶段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郑振铎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党胡作非为的。他家是一个小楼，有个客厅，我就在客厅办公，来来往往的人都见过。郑振铎发起的民主促进会，就是在我待的那个客厅成立的，他是民进的发起人，后来倒是不怎么参加了。他搞民主运动，民进在家开会都在那个小客厅，我都在旁边听着，听他们讨论怎么实现和平，怎么搞建设。民进里面我最熟悉的就是周煦良，他是周叔弢的侄子、周学熙的孙子。政治倾向方面我受郑振铎影响很深，因为我想参加革命，在政治上我跟他是一致的。郑振铎来往的人全是郭沫若、翦伯赞等名家，我也经常给他们送信。我知道郑先生跟共产党有联系，好多往来的人我也叫不出来名字，那时候他们名字都是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给郑振铎的民主事业工作，我过去一直没有强调这些经历，其实我参加革命工作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几年，我在郑振铎身边耳濡目染，加上我哥哥谢国桢是搞历史的，也喜欢字画什么的，在家读书时他也时不时地跟我说些相关知识，我就开始对文物感兴趣了。郑振铎的那些资料都让我保存整理，由上海出版公司给他出书。我帮郑振铎编辑出版了张珩藏品所集成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他编这两部名画集，都是因为中国文物大量外流，想通过出版图集作为我国文物被掠夺、盗卖的历史记录，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郑先生天天跟我说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情。别看他年纪很大了，但天真得很，激动起来非常生气、非常痛心。他写了很多文章，抨击文物走私外流。当时很多文物从北方出土，从上海流出国外，让他生气极了。他是国民政府接收文物委员会的委员，接收的时候他发现有些文物没了。到哪儿去了？就是被国民党很多高官拿走了！所以他就写了文章追问：这些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他写文章向国民政府要求他们赶快归还，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到1948年，中共中央通知郑振铎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当然这是极端的秘密，我一直知道他要走，但具体的时间一直不知道。一直到走之前三天他才说：“我就要走了，这是绝密，你不仅不能跟别人说，即使对你哥哥也不能说。”他给了我一个秘密通信方式，跟他联系。他的老母亲、夫人和孩子都在上海，他关照我说，他走后给他照顾一下家，同时让我帮他继续把一些资料搞好。这段时间，他编写的很多书中最重要的一本是《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是我在上海帮他弄完的。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参考图谱，用文物说话，来说明我们的历史。他说：“这事还没有完成，你以后把这个书继续完成，整理好将来好再出书。”《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共24辑，直到1951年才全部出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在上海继续给郑振铎搞《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上海出版公司出。上海出版公司总经理刘哲民看我干得不错，就想留我干脆在他那儿干。后来郑先生给我来了封信，一方面让我继续搞《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同时叫我早点来北平，说北平还有事情，有什么安排来了再说。他也写信给刘哲民，意思是叫我来北平，不太想让我在他那儿干。这样就把我调到北平去了。因为他挺喜欢他外甥女，就让我把这小孩也带上了。到了北平以后，他告诉我，新中国要成立文物局，以后他就要搬到北京了，叫我也跟他去文物局工作。我是9月份到的北平，还没开全国政协会议。政协开会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郑振铎的女儿打电话让我过去，说是赶快去报到。那时候还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正在筹备建立文物局，王冶秋正在负责筹备的事。郑振铎就给王冶秋打电话，介绍说是有这么个人，是他带过来工作的。王冶秋同意了，郑先生就让我跟王冶秋接洽。那时候他们在中国大学的军管会那儿筹备，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那儿。我去军管会报到的时候是9月，具体办事的是罗歌，他告诉我文物局是要成立，但是现在还没成立，得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说：“那我得先回家。”罗歌说：“没关系，我们十一以后才能成立，那时候我们也搬家了。你的情况都是郑先生电话通知的，你回去以后可不可以让郑先生给我们写封信，说明个情况。”回来我就跟郑先生说了，郑先生后来写没写我就不知道了。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所以我离休的时候，就是从报到的1949年9月算起。

2014年7月22日，谢辰生先生在北京安贞里家中（姚远 摄）

到军管会文物部报到之后，郑先生叫我赶快回去，把上海家里的事情弄一弄，准备搬家。我就又回上海搬家，过了一个多月回来。回上海搬家时，周作人托我带过一封信，给周总理的。周作人从监狱出来后，住在上海他的学生家。我认识他的那几个学生，也结识了周作人。11月，我已经在北京上班了，周作人给我写信，附上一封给周总理的信，请郑振铎转给总理，我记得信的最后写的是“附致吾家某公函，恳请西谛先生代转为感”。我就给了郑振铎，但是郑振铎第二天带着信上上海出差了，还没来得及给总理。郑振铎到了上海，把信给方行看了，方行当即就抄下来，然后就被人转抄散了出去，大家都知道了。郑振铎回到北京之后，才把这封信上交的。

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除了抗美援朝，我没有离开过文物局。我的历史比较简单，就那段时间漂泊，然后就一辈子做文物工作。从1949年到现在，在一个国家机关、一个部委没动过的人，恐怕不多。像我这样干文物干一辈子的，太少了。我们家墙上挂着一面写着“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的锦旗，88岁生日时，曾一智代表全国文保志愿者送我的。我对这个“平生只做一件事”还是很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