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中国文化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中国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中华历史、民族、文化是在多元化的发展中逐渐统一的，在五千多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华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只有中国文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没有断裂，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大的变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文明时代（指公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世界原典文明勃兴，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典范人物诞生。但从彼时至今，从人种与文化两方面来看，只有中华人种与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了，没有中断。其中的机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异，多样统一。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的、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丰富、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中华文化的消化力、融摄力很强。中华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信念，这是维系协调各民族的润滑剂、自强不息的源动力。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分量。

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这是不错的，但这是沿袭培根的说法。四大发明很了不起，但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制造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茶叶、算盘等等。中国古代有诸多科技发明，其中至少有二百多种伟大的发明，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贡献给全人类，起了改变世界的作用。据考古学家们确证，我国有一万年的水稻栽培史。早在汉代，就有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陆续传往欧洲并大受欢迎，冶铁、穿井、养蚕、缫丝、丝织、造纸等技术也相继西传。到宋元时期，我国的陶瓷通过海上交通风靡全球。另外，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究中国古代在天、地、数、医、农学等方面的奥秘。

在社会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社会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组织，士绅阶层的作用很大，社会基本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间。它们往往与政权力量相抗衡又相协调，在平衡政权力量的同时，起到政权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强、协调贫富、保障小民生存权、教化民众、化民成俗、安顿社会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扶助、救济贫弱，以“学田”等形式支持并资助农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对抗专制政府的恶法与法家以国家权力破坏亲情及私人领域的若干做法。

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有多样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铨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的制度，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我国汉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对于罗马的武人专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动、建构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谏议制、监察制、回避制等，至今仍有意义。中国古代的官制是十分丰富的宝藏，其中不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制度建构。儒家通过天神崇拜、天命论与革命论、民间舆论的震慑，特别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来批评、监督、限制君权。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来自英国，而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的制度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胞物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例如，儒家思想在欧洲启蒙时代起过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及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经伏尔泰的推崇，被写入人权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人权与伦理思想。法国1789年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权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也有所体现。《独立宣言》第二条：“人人获得天赋的若干规定而不可移的权利。”杰弗逊解释说：“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把儒学的原则、孔子的智慧贡献给这一《宣言》，并促成了《宣言》的形成与被通过。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来自几乎所有宗教派别的6500名宗教领袖通过了由孔汉斯先生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石。由此可见中国的精神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这足以驳斥某些西方政治家所谓中国人没有向世界贡献价值观的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