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现当代中国伦理思潮概说
现当代中国伦理思潮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和道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现当代中国伦理思潮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总体上觉解和把握现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的本质特点与基本精神。纵贯20世纪全过程并影响到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架构运作的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这三大伦理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效用使然，也同20世纪世界伦理文化的运行密切相关。
一、风云际会的伟大世纪
承续19世纪、启接21世纪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是一个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觉醒并奋起抗争，终于迎来民族新生的伟大世纪，也是一个洗刷耻辱、奋起自强，振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伟大世纪。正是这一伟大的世纪呼唤着伟大的伦理学，造就着伦理学的新生与繁荣。
1.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
从时间的跨度上看，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端一方面以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凄风苦雨、长夜漫漫为标志，另一方面也以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标志，以救亡与启蒙的相互配合亦即在启蒙中开展救亡和在救亡中开展启蒙进而实现救国与救人的统一为标志。从后一种意义上说，20世纪也正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拉开自己的历史大幕的。20世纪从一开始就肩负着非同凡响的历史使命，既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又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道德革命以启迪人们的心智，健全国民的人格。民族民主革命的进行需要做唤起民众的工作，思想道德革命的进行需要燃起救亡图存的火炬，二者相需相生，书写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宗明义篇。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深化着近代以来的民族苦难，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诚如陈天华所描述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西方列强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突破口加紧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控制与大规模掠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朽衰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拜倒在帝国主义的脚下以求苟延残喘，对内则残酷镇压劳动人民，迫害进步人士，致使中国陷入更黑暗的深渊。神州失色，大地呻吟。“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戊戌变法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像无数根针锥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民特别是渴望中国独立富强的改革志士的心灵。改良不成，必继之以革命。革命的酝酿和发动需要准备，尤其是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唤起民众的过程。唐才常指出：“欲新民必新学，欲新学必新心。”[1]从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革命的十余年中，不少改革志士从救国救民的高度深入研究国魂、民族精神、国民性与政治上层建筑变革及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他们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最后寒夜中，办报刊、立学会、著宏文、论时事，举起了照亮人心的火炬，燃起了指引民族前途的灯火。1901年，宣传革命爱国的《国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随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20世纪之大舞台》《20世纪之支那》《民报》《中国女报》《新世纪》等期刊纷纷问世，这些期刊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和蒙昧所造成的种种愚昧、落后、因循守旧的观念，指向国民劣根性，向人民展示了更为彻底的反封建姿态；同时，这些期刊不断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呼唤“国魂”和“民族精神之再造”。一时东西南北，遥相呼应，蔚成风气。在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和唤起民众的精神大潮冲击下，孙中山、黄兴等实践的改革家们感慨风云、悲愤时局，纷纷成立革命组织，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认真地学习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经验，组织并发动了湖南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钦廉起义、安庆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最后汇成辛亥革命的风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猖獗和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不久被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上台后疯狂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的议员职务，最后竟然恢复帝制，自封为皇帝，致使中华民国成为一块空悬的招牌。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纷争，战患不已，北洋军阀政府愈加敲骨吸髓般地搜刮民脂民膏，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先后组织并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然而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后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摧残民主、破坏共和的同时，又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恢复和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逆流。相当多的下层人民震惊于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变局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或无所适从、茫然困惑，或意志消沉、自甘萎靡，或自我解嘲、逆来顺受。整个中国再次被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然而，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的，一批先行者倒下去，又一批志士仁人站起来。中国历史在风雷激荡中前进，中国人民在艰苦斗争中觉醒。为了推进民族民主革命，振奋民族精神，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发动了比辛亥革命时期更猛烈也更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民国以来中国之所以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原因在于国民素质太差，人们脑子里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虽经辛亥革命前的思想道德启蒙和辛亥革命的洗礼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唤起民众、改造人心、重铸国魂和民魂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倘使国民性不改造，则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只有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从个性的觉醒走向伦理的觉悟，出现一批又一批真正的勇士和强者，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于是他们竞相把目光集注在改造国民性、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弘扬新文化新道德上。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立，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吴虞、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纷纷在报刊上撰文，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并公开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注），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它的兴起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准备。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与促进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日益增强。五四运动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及其爱国行为谱写了一曲救亡与启蒙同时进行、救亡中渗透着启蒙的因素并以启蒙为精神动力、启蒙有机地同救亡结合在一起并推动和促进救亡的开展的雄壮乐章。尤有意义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质的飞跃，过渡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同时也是一次比新文化运动层次更高的思想启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问题，他们自己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由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他们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而实现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思想启蒙和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民族救亡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近代以来救亡运动所达到的崭新阶段，亦是启蒙运动所达到的超越前代的高峰。
2.革命与建设的艰苦历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的诞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集中力量发动和领导了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罢工斗争达180多次，参加人数近30万。中国共产党的朝气吸引了孙中山，他在绝望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毅然决定改组鱼龙混杂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使革命力量如虎添翼，国民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整个长江流域以南，北洋军阀的消灭指日可待。然而，正当北伐战争攻克武汉、南昌，孙、吴军阀相继溃败，工农运动势如破竹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斩断了国民革命的进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蒋家王朝。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赶尽杀绝的政策，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确定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战略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将革命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中央政权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迅速蔓延，全国出现了群雄四起、百川汇流的革命形势。但是由于党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采取“全线出击”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工农红军被迫放弃艰苦创建七年的根据地，开始了仓促撤离性质的战略大转移，这便是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开始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红军损失惨重。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接着又以罕见的毅力和吃苦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突破天险腊子口，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陕北。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穷兵黩武、急不可待地“围剿”红军，试图以青天白日旗统一天下之时，与中国隔海相望的“蕞尔之邦”日本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与进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又进兵热河，蚕食华北，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1935年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吞并华北五省。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族危机又一次空前严重。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扣押了前来西安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果断地做出了释放蒋介石的决定，协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抵制日寇，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国共互相配合，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如平型关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武汉失守后，蒋介石集团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成功地挫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浪潮。与此同时，敌后根据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把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各个击破的歼灭战结合起来，有效地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配合下，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浴血抗战，付出了惨重牺牲的代价，他们在战后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独立，以便休养生息，建设一个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推行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公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大举进攻中原地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也开辟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战场。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开始，经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等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终于于1949年4月攻克南京，摧毁了大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28年浴血奋斗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告别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然而胜利后的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如何才能迅速医治历史遗留下的累累伤痕？百废待兴，从何着手？百业待举，如何起步？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苦苦思索。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苦。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要失败。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旨在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任重而道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从1949年到1956年，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地位日益提高。1957年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倾错误，诱发出一场以“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结果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局面。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开始予以纠正，并对生产关系做出某些调整，先后制定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六十条，经济逐步得到恢复，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左”的错误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再加上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片面强调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结果导致“左”倾错误大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使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重的危机，一批真诚的共产党人和群众惨遭迫害，本该同西方发达国家缩小的经济差距又被人为地拉大，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自己的良好机遇。而毗邻的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经济的腾飞。
3.改革与开放的时代洪流
1976年，横行一时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然而新任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中国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裹足不前。但是“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人民盼望改革与建设四个现代化，盼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拖得疲惫不堪的祖国早日振兴，走上繁荣富强之路。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发人们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早已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局面，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全会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全面展开，1983年底，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9.5%。农村改革打碎了多年套在农民思想上的精神枷锁，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乡镇企业飞速发展，我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全面展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热气腾腾的景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接着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压力和困难。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空前加快，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肯定了14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巨变及其所取得的惊人成果，并部署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任务和战略目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目标。十四大以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各地出现了抓住机遇大干快上的好势头。广东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万亿元；深圳在建立特区的第一个10年中，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7.8%的高速度，争取若干年在经济发展上赶上香港；厦门过去11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已达万元，力争15年内赶上台湾地区；洋浦的开发给海南增添了无限活力，其目标是用20年左右的时间再造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上海，随着浦东的开发，其发展大大加快，90年代争取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再度成为远东的金融与经济中心；山东要在20世纪末实现总产值翻三番，用20年的时间追上并超过韩国；东北正在重塑形象，为成为东北亚的经济中心而努力；北京、天津加快发展，力争用十余年的时间建设国际化的大都市和高科技发展中心；西南、西北、中原等地不甘示弱，也有自己的大动作出台。总之，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洗刷我们民族的耻辱，实现强国之愿，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政治活动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6月16日以《世界第一流强国意识的确立》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只要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在大约20年时间内使自己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日而列世界第三并不难。德国《趋势》杂志1992年5月号载文《中国：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文章说，从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潜力上看，中国是一只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它的发展将使全世界产生震动。美国坚决反共的政治家、《大失败》一书的作者布热津斯基也在美国1991年《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倘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2010年中国将与美国、欧共体及日本共同成为世界四大经济力量。”[3]
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针，并成功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卓有成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取得了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成绩，而且还成功地收回了香港、澳门，洗刷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耻辱，使中华民族以新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与此同时，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以大开发促进大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内政外交等各项工作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回顾20世纪中国所走过的历史过程，既有催人泪下的悲壮曲折，也有发人深思的经验教训，更有令人振奋的豪迈雄威。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风云际会、人才辈出。孙中山的愈挫愈奋、孜孜求真，陈独秀的思想启蒙、建党活动，毛泽东的革命胆识、建国功勋，邓小平的务实风格、改革开放，江泽民的继往开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笔。有人说，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是，“毛泽东使中国人站了起来，邓小平使中国人富了起来”。20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中国人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站起来和富起来都是为了完成一桩伟大的历史夙愿，振兴中华，告别苦难、贫穷的过去，实现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为了能够实现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中国人民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次斗争和变革失败不久，又一次斗争和变革接踵而来，一批探索者倒下去，更多的探索者站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既无经验又无经典可循，每走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辛勤摸索。摸索难免会犯错误，但没有失败的探索就难以找到胜利的方向。每一次失败和挫折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变为精神财富，换来加倍的补偿和成功。20世纪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世纪，它不仅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且也创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中国建设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赢得一个全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21世纪。
二、东方睡狮的伦理醒觉
曾率军横扫欧洲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半是敬重半是忧虑地提醒人们，中国是一只睡着的狮子，让它睡去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震动。
中国这只东方的雄狮之所以会睡着，是因为中国在古代的高度发达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正是因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4]，东方雄狮没有可以与之竞雄的对手，所以它才摇摇晃晃地睡着了。可是就在它昏昏睡去之时，西方意大利、荷兰、英、法诸国却大步流星地追赶了过来，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了对它的进攻。中国这只昏睡中的雄狮在英国远征军的炮火中惊醒，它睁开惺忪的眼睛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却全然不知所措，并发觉自己已经连中炮弹，浑身在流血，它在惊醒，昔日的百兽之王岂能慑服于小小的豺狼……
1.冲决封建网罗，力倡道德革命
20世纪初，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就必须推翻清王朝进行革命，而要使革命达到胜利就必须冲破封建道德网罗，进行道德革命。
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家对封建纲常名教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认为封建纲常名教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枷锁、网罗。“中国伦理政治，皆以压制为要义”，它所维护的是下对上、卑对尊的绝对屈从。在纲常礼教的束缚下，人们“一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因此，纲常礼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杀人于无形”，其害“甚于洪水猛兽”。封建礼教是建立在等级压迫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把它推翻。他们响亮地喊出了“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网罗”“冲决贵族与平民之网罗”“冲决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网罗”“冲决男子与女子之网罗”[5]的口号，主张实行道德革命，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新型道德，要求实现“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得其平，举国之人无一人不得其所”[6]的理想。他们针对封建主义只讲义务不谈权利的偏弊，提倡民权并以此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德行。他们继承并发挥了维新派思想家对奴隶主义人格观、道德观予以猛烈批判的精神，认为奴隶主义的人格、道德观使民德浅薄，造成对国家民族的兴亡漠不关心、甘于屈辱、乐为奴隶的严重恶果，力主欲求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欲自强保种、振兴中华，必须抛弃奴隶主义的道德观。依据自己关于国民与奴隶区别的见解，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均提倡一种与奴隶道德迥然有别的国民道德，号召人人树立国民的精神，以自由律己，以平等待人。“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为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7]只有根除奴隶主义的道德观，树立国民道德观才能够投身革命，为主义而牺牲。国民道德观是建立在人权论的基础之上的。“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自有天然之权利。”“人因保其体肉精神之本分，即有物之权利；人因继续其子孙之本分，即有婚姻之权利；人因干预国政之本分，即有参政权；人因不受他人制缚之本分，即有自由权。”[8]这些人的天然之权利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9]的，人生而为人就应当追求和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如果不能追求和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以一己之权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权利，我不敢与之争；贵族以数人而私有权利，我又不敢与之争；甚且外人盗我权利、诈我权利，我亦不敢与之争”[10]，那就不是国民而是奴隶主义的表现。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人必须拥有人权的观念和意识，并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权和捍卫人权，才能称得上真国民，才能形成和拥有真正的美德。“汝之权利，被人侵害，汝当恢复之”，在正当的国民权利遭到专制者、侵略者的侵犯时，为捍卫权利而拼死斗争，才是真人格和真美德，因此他们主张，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虽力有不敌，智有不足，亦必犯百死以相抗，而勿稍踟蹰”[11]。这些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不仅闪烁着冲破封建道德网罗的火光，透露出破块启蒙的灿然倾向，而且唤醒了一代中国人的伦理觉悟，促使着中国伦理道德由传统向近代的蜕变和转型。
在辛亥革命时期道德革命的大潮中，有三位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章太炎、蔡元培和孙中山。章太炎比较完整地论证了道德革命和革命道德的关系，认为道德状况如何不仅决定国家民族的兴衰，也决定革命的成败。要革命就必须要有革命的道德，而要有革命的道德必须进行道德的革命。中国以往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以富贵利禄来腐蚀人的心灵的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同时也是一种扼杀人的个性、禁锢人的思想的专制主义道德。在这种道德的影响和桎梏下，人们一方面是追求荣利，热衷竞进于富贵之途；另一方面是毫无个性和独立思想，造成了“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12]的局面。“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种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着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13]他告诫革命者不要受富贵利禄思想的毒害，要防止它的微虫霉菌侵蚀。在章太炎看来，革命是极为艰巨的事业，要想使革命取得成功，不仅需要破除旧道德的影响，而且需要树立和弘扬革命的道德。革命的道德就是一种不计个人功利，专门为党国和民族献身乃至不惜牺牲一切的道德，是一种不畏艰险、勇猛奋斗、不怕牺牲、团结合作的道德，其具体德目可以概括为“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等。章太炎深刻意识到道德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了“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的命题，力倡革命的道德，认为有无革命的道德是革命事业能否胜利的关键。“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14]要进行为中国谋求独立和解放、为中华民族谋求繁荣和富强的政治革命，就需要有一种革命的道德作为人们内心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没有这种革命的道德，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章太炎的道德革命和革命道德论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道德觉醒，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推动中国道德观念的转型与更新，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后亦十分注重道德革命问题，他认为道德革命的核心内容不只是批判封建道德，更是培养和建树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15]蔡元培高度肯定自由、平等的道德价值，提出了“自由即美德”的思想，他说：“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体，若言论，若职业，若集会，无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压制，而不及其度，则尽力以争之，虽流血亦所不顾，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然若过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为不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16]自由不是排斥一切约束力的随心所欲，而是来自内在的理智、良心和自律的自我肯定、自我发展，是个性与群体高度和谐统一的道德精神。“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尊重别人的自由则含有平等地待人的因素。“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17]自由与平等虽着眼点不同，但其实质是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的。蔡元培更强调博爱，认为自由、平等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扬博爱的精神。博爱是他所设想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把道德的进化顺序和层次分为三个阶段：小己—社会—人道主义。从个人的自由过渡到社会的平等再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博爱，并使三者合为一体，反映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前进和超越的趋势。在蔡元培看来，只有形成和发展起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公民道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谈得上振兴和富强，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领袖、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革命是改造旧中国的根本途径，革命不仅包括军事的奋斗，而且也包括感化人群的奋斗和宣传的奋斗，亦即包括道德的奋斗。道德的奋斗就是要减少人身上的动物性而扩充人性，进而造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只有造成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才能使革命事业走向胜利。因此“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展之一日”[18]。孙中山把提高道德当作是治党治国、推进革命、推进人类进化的头等大事，认为只要革命党的成员和革命志士均能克服自私自利之心，破除富贵利禄之贪，自觉担负救国救民之责，树立天下为公的真精神，革命焉有不成功之理？！他还从“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的观念出发，把人的道德心视作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孙中山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道德和民族固有的优秀道德结合起来，即把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统一起来，造成一种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新道德。同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纲常名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纲常名教的统治，“堵塞人民之耳目，锢禁人民之聪明”，“养成其盲从之性”，导致的是一种专制主义道德与奴隶主义道德的奇妙结合，流毒所致，贻害无穷。孙中山主张要以“掘地底陈土”的精神连根拔除专制主义道德与奴隶主义道德，救出中国道德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因素，再造国魂和民魂。
从辛亥革命时期众多思想家批判封建道德纲常名教，力主道德革命并把建立革命道德当作革命成功关键的基本趋势上看，中国已经有了对自身固有道德的反思与批判，有了自己的伦理觉醒，一些思想家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为新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主张将其同中国优秀的道德传统相结合，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新道德的积极探索。同19世纪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对道德问题的探索相比，他们对西方道德的引进与传播是有选择的，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否定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辩证性扬弃的倾向。他们关于道德革命与建立革命道德的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呼唤伦理觉悟，致力变化民质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爱国青年面对着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成果被断送、中华民国成为一块空招牌的残酷现实进行着痛苦的理论反思，通过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他们发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徒具虚名而且屡遭破坏，是由于革命党人进行的道德革命不彻底，民智未开、民德衰败的原因所致。于是，他们继续着革命党人未竟的事业，掀起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伦理启蒙运动，把改造国民性、变化民质、铸造民魂当作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这场伦理启蒙运动无论是从理论的深度还是思想的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道德革命运动，它对于唤醒现代中国人的伦理觉悟，促进伦理道德的现代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站在这场伦理启蒙运动前头并指导这场运动深入开展的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均认为，要建立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国真正摆脱被动挨打的地位，就必须进行一场全面的深刻的伦理启蒙运动。陈独秀指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19]先进的伦理思想将导致民族整体精神素质的提高，从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落后的道德必将造成民族道德素质的衰落，从而阻碍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之危，因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20]中国真正的危机在于它的深刻的道德危机，封建的纲常伦理必然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即置身于封建纲常伦理桎梏之下的人们都变成了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丧失了爱国爱民的行为能力和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而社会道德的堕落又必然导致民族的凝聚力松散和国家的整合力低下，导致国家衰微、民族不振，这就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独裁者的专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要振兴中国，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这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在陈独秀看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现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伦理问题不解决，则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将无从谈起。那么何谓伦理的觉悟呢？陈独秀认为伦理的觉悟就是意识到道德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地抛弃旧道德树立新道德。他说：“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而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21]在现代，伦理的觉悟表现为肯定科学与民主的伦理价值。以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来建构新的伦理价值观。“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2]
在五四前后的伦理启蒙运动中，鲁迅先生一直“以新的装束和武器”战斗在道德革命的最前线，他最为关注的是对国民性的改造。鲁迅认为，由于封建伦理长期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或奴才主义的道德观。他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满腔激愤，深刻地揭露了奴才主义道德观的严重弊端，主张彻底砸碎奴才主义的精神枷锁，重铸积极向上、健康有为的民魂。他指出，如果不彻底铲除奴才主义的道德观，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旧戏重演。因此他把救国救民同道德革命联系起来，强调“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23]。他倡导一种勇士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主张抛弃自轻自贱、欺软怕硬、逆来顺受的奴性，培养自强不息、为民请命和积极向上的人格。他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24]。鲁迅向往的国民道德是一种爱憎分明、勇于正视人生并能孜孜不倦地走自己的路、为大众谋福利的新型道德。这种道德以“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为本质特征，它所理解的幸福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幸福，即“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25]。为了砸碎奴才主义的旧道德，彻底改造国民性，建立同个性解放相吻合的为人类谋福利的新道德，鲁迅整整为之奋斗了一生，他用自己的真精神，为伦理启蒙运动做了一次真正的伦理启蒙。
李大钊致力于青春中国之再造，强调要“变弱者之伦理为强者之人生”，“变‘求’之幸福为‘取’之幸福”[26]。他认为，法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那些启蒙思想家“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唯其如此，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才能把民众从沉梦中唤醒过来，使人们认识了“自我之光明”，产生了人权的意识、平等的观念，进而有了明确的革命行动。李大钊热情呼唤中国青年觉醒起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27]。他强调，青春之我即是做自己命运主人之我，即是创造之我，它是文明的象征，进步的标志。“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期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友矣。”[28]文明的标志，就在于我做环境的主宰而不做环境的奴隶，我命令环境而不是环境命令于我。李大钊认为，现今的伦理启蒙一是要唤醒人民的天赋理性，使人民认识“自我之光明”，二是要弘扬创造的权威与尊严，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再造青春之我。中国人民不应该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不应该安于现状、不思创造，而应该觉醒起来，凭借自己理性和意志的力量来改造旧社会和旧伦理，建设新社会和新伦理。在李大钊看来，“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以至无穷”；人类社会和宇宙均是我的扩大，它们是一真切实在而又绵延不息的大瀑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29]李大钊处处洋溢青春的热情、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言论和行为，为伦理启蒙运动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这也是造成五四前后的伦理启蒙运动深入发展并强烈地震撼中国大地，使更多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推力。
参与五四伦理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除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以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他们在批判旧道德、摧毁封建纲常名教方面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五四伦理启蒙运动是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东方睡狮的真正的伦理觉醒，从此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3.加强道德建设，推动伦理现代化
五四运动以后，面对着旧道德的维系功能日趋减退、影响日益缩小，如何重建新道德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已经注意到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新型的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当作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新型伦理的路子。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绝对平均主义及流寇思想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延安时期，他系统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伦理观。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0]正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革命根据地内部新道德蔚然成风，出现了被人们所高度肯定的延安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道德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成功的一面表现为我们通过宣传和推行共产主义道德，学习雷锋、焦裕禄等共产主义典范的活动，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失误则表现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味地强调斗私批修和大公无私，忽视了人们正当的个人利益和基本生活需要，严重超越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致使道德生活出现了畸形发展，潜伏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伟大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伐，道德现代化被提了出来并成为新时期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十分注重道德现代化问题，他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中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在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内在地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愚昧、野蛮、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根绝愚昧、野蛮和落后，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道德建设就是要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和借鉴国外先进的伦理思想并将其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用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使之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提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和价值导向。道德建设和伦理现代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各方面的协调合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加强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形成和睦融洽、平等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只要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指导，我们就一定能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批判继承优秀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东方的睡狮终于在伦理上彻底觉醒了！
三、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
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道德革命、伦理启蒙和道德现代化的乐章，围绕着中国传统伦理如何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运用自己的伦理思维在苦苦地寻觅和求索，于是在20世纪的中国伦理史上产生了各种伦理思想、流派竞长争雄的奇观，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
以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往往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分法来划分近现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派别，他们所说的中国的激进主义是指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是指以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保守主义则是指以杜亚泉、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台湾学者殷海光认为20世纪的中国思想虽然纷繁复杂，但基本上可分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类型，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也是指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陆学者方克立等人则认为，活跃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他说：“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它们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七十年来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关系，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国民党右派哲学无论就其势力和影响或其思想之缺少现代性格来说都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31]
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似乎也可区分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上的无数次重大伦理道德问题的论争可以说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派之间发生的，三者的并存与对抗，形成了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上伦理思潮发展的基本格局和主要趋势。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三大伦理思潮既鼎足而立、互相驳辩论争又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各自发展。它们都有自己特殊的发展历程和社会特质。研究它们鼎足而立，几十年来传承不断的局势，无疑有助于我们建设新世纪的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有人甚至预言，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在海内外炎黄子孙对中国伦理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构没有取得共识之前，三大伦理思潮的并存和对峙的格局就不会消失。
1.三大伦理思潮的同源并生
史华兹教授在《论保守主义》一文中讲到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由于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而它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32]，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点。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这三大伦理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中，确实具有在起源上的共同性，所要解决问题的相关性，因而在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上也具有某种互补性。
具体来说：（1）三大伦理思潮的兴起都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反映。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传统中国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人伦关系及其伦理思想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温情脉脉的道德观念及其道德风尚被列强带来的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浪潮所冲毁，与之而生的是深刻的民族危机与伦理道德挑战。面对着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和不断加深的国耻家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深沉而痛苦地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民族伦理尽快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这些问题吸引着不同的人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中诞生的，它们的兴起是对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道德挑战的反映。当时，不仅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认为中国存在着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且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胡适等人也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的混乱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的时候了，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则为民族道德价值体系的失落、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堕落的深渊而忧心忡忡。梁漱溟说他的伦理思想是被当时中国险恶的道德环境逼出来的，胡适、陈独秀的伦理思想又何尝不是有感而发、切时而生呢？！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都希望中国伦理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建立适合于现时代要求的新型民族伦理，因此他们都赞成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的口号，把加强道德建设、推进中国伦理的现代化当作是自己伦理思考的中心，本质上都具有伦理启蒙的性质和特点。
（2）三大伦理思潮对伦理问题的思索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谓民族主义情绪，一般而言，是指一个民族的各分子对本民族的一种心理体认，或是个人对本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包括对民族精神的拥护、民族文化的珍惜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心等等。以中国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为主体，关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兴衰存亡问题，这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特质。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大伦理思潮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他们那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共同关心的中心主题，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对传统伦理的否认和批判以及全盘西化的要求，现代新儒家对儒家伦理传统的认同以及对儒家伦理真义的阐释发挥，马克思主义者的把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就其道德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富国强民的伦理文化出路的考虑。胡适、陈序经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西方启蒙思想中宣扬个性解放与个性独立的内容，就在于他们想借个性解放与个性独立思想的传播来谋求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实现民族的复兴和民族伦理的振兴。与西方自由主义将自由视为目的的价值观加以比较，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将自由视为达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种手段。因此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宣扬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并没有赋予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以最高目的的价值，而是将其服从于或服务于民族的救亡图存即民族的振兴大业的。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33]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并不反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启蒙救亡”的思想，他们也正是怀着拯救民族危亡的情感来从事民族伦理文化的复兴运动的。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一个民族的伦理文化，对于这个民族来说，绝不仅仅具有一种象征符号的意义，而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内在基础。因此欲救民族必须先救民族的伦理文化。正如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所描述的：“中国人爱自己的民族是因为它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中国人爱自己的文化是因为我们只有生活在自己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中才觉得自由自在。而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则是由于国家为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34]从这种观点出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均有以文化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或将民族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来处理的倾向。贺麟认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35]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寻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真理的产物，它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与压迫当作革命的主要内容，渗透着民族主义革命的理论要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上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民族特色。毛泽东曾形象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比作“矢”和“的”的关系，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36]毛泽东思想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唤醒民族的自觉，号召人民同心同德用革命的手段挽救民族的危机，实现民族的解放。总之，在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的深处，潜藏着一种深沉的民族主义情结，正是这种情结推动着西化派论者、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去思索，去行动，终于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3）三大伦理思潮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伦理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缺点和弊端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主张彻底摒弃传统伦理，全盘引进和输入西方伦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伦理的现代化。胡适说：“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自然虽然残酷，但他也还有最慈爱的一点：就是后天的变态大部分不致遗传下去。一千年的缠足，一旦放了，仍然可以恢复天足，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37]在胡适看来，为了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转型，建设一个文明、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今日的国人首先要形成一种新的心理，即敢于认错，承认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其次是要“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只有先实行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民族伦理的现代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亦不讳言传统儒家伦理的严重缺陷，他们同样主张吸纳和学习先进的西方伦理并对传统儒家伦理做出新的反思和阐释，以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贺麟认为，思想道德现代化是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假如思想道德不能实现现代化，单求实业、军事、政治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说：“为思想道德的努力所建设的经济实业，方是真正的经济实业。不然，未经过思想的计划，道德的努力而产生的物质文明就是贵族的奢侈、贪污的赃品、剥夺的利润、经济生活的病态。”[38]他主张吸收西洋伦理文化的优长之处以促进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并且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是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39]倘能真正促使儒家伦理的现代化，也就会造成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机运。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力主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伦理文化。李大钊主张建设新的伦理价值观，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0]，进而再造一个“青春中国”。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伦理文化。在毛泽东看来，建设新型的中国伦理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对中外道德遗产进行辩证扬弃的过程，“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41]。“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42]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当作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当作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能否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此外，三大伦理思潮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也具有同一性，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是“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和光大中华伦理文化？”围绕这一问题，他们在伦理学领域里展开了古今中西之争，从而深入地探讨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如何在向西方寻求伦理现代化建设思想武器的同时避免西方伦理文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伦理现代化之路？”等问题。总之，20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并不是毫不相干或水火不容的。由于他们处于大体相同的历史时代，面对差不多的民族伦理问题，因而必然决定了他们会有某些同一性。随着三大伦理思潮彼此切磋琢磨、沟通和交流的发展，也许还会形成较多的伦理共识。当然，这绝不是说三大伦理思潮彼此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分歧和斗争，没有原则的差别和对立。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较之同一性而言则是更为主要的。
2.三大伦理思潮的对立斗争
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舞台上活跃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由于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利益，观察伦理问题的理论视野和立场不同，对中国伦理现代化所做的设想不同，因而相互间展开过错综复杂的价值论争或伦理问题的斗争。
（1）三大伦理思潮相互间的斗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未曾停止过。具体来说，现代新儒家不仅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而且也大肆诋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在抨击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也竭力非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又反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在错综复杂的伦理思想斗争中，有时是自由主义西化派同马克思主义者结成暂时的联盟共同征讨现代新儒家，有时则是现代新儒家同自由主义西化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一致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拉开了三派斗争的序幕。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坚持东方伦理本位主义的立场，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历述西欧各国科学万能之梦的破灭、社会革命的暗潮起伏、人们精神的萎靡悲观等症状，并宣称西方伦理文化已陷入绝境，指出“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因而得出了中国伦理文化优越于西方伦理文化的结论。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更认为以意欲向前为主要标志的西洋伦理文化违背生命本性，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它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未来文化的发展是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华伦理文化的复兴。与梁漱溟等人对中国伦理文化的高度肯定相反，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则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传统伦理文化的丑陋方面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胡适认为，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实在是没有什么优点可以炫扬的，其“独有的宝贝”只是“八股、小脚、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43]。李大钊认为，中国古代伦理文明曾对世界伦理文明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但自宋明以来中国伦理文明就患有多种疾病，而今“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因此当今的中国人应当正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现实，看到这种“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从总体上讲，在东西文化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和西化派都批判了梁漱溟等人对传统伦理文化过分推崇的观点，揭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严重的弊端。其所不同的是，全盘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则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古代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主张超越偏于“灵”的东方文明与偏于“肉”的西方文明而寻求一种灵肉一致的新型文明。
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后期还爆发了“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及“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主要发生在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玄学派的立场实际上就是现代新儒家的立场，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西化派。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伦理价值之学不同于科学事实之学。丁文江、胡适等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可以支配也应当支配人生观，道德领域亦应受科学真理所支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介入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对双方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更多地肯定和支持了科学派的进步主张。“问题与主义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西化派胡适之间展开的。胡适从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立场出发，认为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它实用上的效果如何而定，真理、道德都是人造的并供人使用的工具，因此研究实际的问题包括道德问题是比侈谈主义（包括道德学说）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为了驳斥胡适的谬论，李大钊论述了问题与主义之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政治、伦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定思想学说的指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作为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理想的主义的宣传，即应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或主义。
40年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创造了新唯识论、新理学和新心学等伦理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伦理本位主义和复兴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主张。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伦理思想依据“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把道德事功并重当作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精神，并由此阐发了“内圣外王”的伦理观，讨论了道德价值的源头，价值源头的贯彻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等问题。冯友兰承接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传统，借用中国古典伦理学的固有范畴，将经过他自己理解的西方新实在论伦理思想，浇铸于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框架之中，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的新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境界说是新理学伦理思想体系中最具有特色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贺麟的新心学伦理思想则从“心”“理”“价值”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了道德决定经济和对理念尽忠、理欲调和等主张，并在对三纲五伦做出新的诠释的基础上公开倡导复兴以三纲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针对现代新儒学的诸种伦理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者胡绳、艾思奇、蔡尚思等曾著文和他们展开了论战，对其净习断染的修养论、天地境界的伦理观以及道德决定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与斗争。比如，胡绳在批判冯友兰新理学伦理思想时就指出：“冯先生承认有新道德，也有旧道德，道德既有新旧之分，当然这是变动的，但是冯先生又承认在可变的道德之外，另有一部分的道德是不变的。照冯先生的说法就是，跟着某种社会而来的某种道德是可变的，但跟着社会而来的道德，却是不变的。这种说法看起来是言之成理的，因为这既顾到了社会的变动，而又顾到社会无论怎样变化总还是一个社会，既然总是社会，则其中就应该有共同的规律。但若细加考究，就知道这种说法本身就有很大的矛盾。”[44]在胡适看来，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不仅使道德的内容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而且也使道德的形式发生相应的变动，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伦理道德。
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在中国大陆取得了伦理价值观的支配地位或统治地位。为了清除西化派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影响，曾发动过对这两大思潮的各自代表人物胡适和梁漱溟的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在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等地，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在不断展开斗争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在谈到现代中国伦理文化花果飘零、风雨飘摇的危机时不仅谴责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而且也将其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伦理文化的摧残。
总之，三大伦理思潮既相互斗争、相互冲撞激荡，又在斗争中结成暂时的联盟以对付另一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成内外交织、色彩斑斓的思想斗争画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是在与西化论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西化论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也始终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成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现代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伦理作为外来伦理加以反对，西化派则把本属于西方伦理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排斥出了西方伦理文化之外。同时，西化论伦理思潮与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也进行过剑拔弩张的斗争，这种斗争从20年代一直延伸到当代，例如，6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就发生过西化派李敖同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传统派之间的激烈论战，80年代中国大陆就有围绕《河殇》为代表的西化论倾向的批判与斗争。三大伦理思潮的斗争到现在还在继续。正如方克立先生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所指出的：“恐怕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之前，即使在国内，不仅全盘西化论总会有一定市场，希望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也总会有人欣赏。三大思潮并存和对峙的格局大概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回避和无视这一基本的现实。”[45]
（2）三大伦理思潮之间的理论分歧与对立。从根本上说来，三大伦理思潮代表着三种伦理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冲突。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主张照抄照搬西方伦理文化和死心塌地地去学习和吸取西方伦理文化，并认为西方式的个人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就是中国伦理现代化的有机构成或必由之路。在胡适等人看来，西方近现代的道德是空前社会化的新道德，西方伦理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它较之中国纯粹私人化的旧道德和知足的伦理文明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既然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伦理文化不如西方近现代的道德和伦理文化，那么中国的伦理现代化就不能指望复兴旧道德和传统伦理的自然转型来完成，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实现全盘西化。西方近现代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文化既是过去三四百年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大潮流”“大方向”，也是今后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只有走西方伦理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才能解放中国的民族精神，造成“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实现中华伦理文化的重建。现代新儒家批判了西化派的中国伦理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观点，向往一条东方式伦理文明的新路子，即在弘扬儒家义理之学和心性本体的基础上吸纳西方伦理文化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实现返本基础上的开新。因此，现代新儒家的伦理现代化是力图在保持以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为本体和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来接纳和会通西方伦理文化，以回应西方伦理文化的挑战，进而超越和征服西方伦理文化。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吸收和接纳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观念，并不是要以此来重建新的中华伦理文化，而是为了补充和辅助传统的儒家伦理，使之更完善和更全面，进而成功地实现由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自我转型或转化。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伦理现代化就是西方伦理化或东方伦理化的斗争中主张将先进的西方伦理学说与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的道德思想结合起来，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即建设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核心，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伦理和西方乃至全人类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从伦理价值论上看，三大伦理思潮向往和追求的是三种不同的伦理价值理论类型，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伦理价值导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推崇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学说，主张以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胡适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的，减除人生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是任何人都为之盼望和追求的，没有人会选择祸害而不选择利益。因此，人类的道德伦理必须建筑在物质功利和效用的基础之上，并以功利效用作为评判善恶的唯一标准。胡适把谋求个人的功利与幸福视为人生的目的，把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人的行为还是人的意识活动，都看作是追求个人功利与幸福的活动。他说：“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46]西方文明正是建立在个人幸福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获得风驰电掣的发展。胡适严厉谴责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认为“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许多不近人情的”“甚至吃人的礼教”。[47]破除传统伦理贵义贱利、存理灭欲的伦理价值观，需要确立西方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不同，他们抨击西方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学说，主张恢复和弘扬传统儒家重视道义和精神境界的伦理价值学说。梁漱溟认为，西方以功利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虽在改造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却因此受了伤，道德上产生了危机，“这是十九世纪以来不可掩的事实！”[48]正因为西洋人把人生放在欲望上面，“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一味向外追求”，因此，西洋无论什么人“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降低，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账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其结果是陷入了道德沦丧的悲惨境地。反之，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顺天理而无私欲”的伦理价值学说却表现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恬然自得的品格，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人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也是西方伦理文明发展所应走的唯一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种革命的功利主义，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谋利益当作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毛泽东批判了现代新儒家割裂功利和道义的关系、宣扬一种超功利的绝对道义论的思想倾向，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9]这种革命的功利主义摆脱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狭隘性，熔铸着革命道义论的精神，无疑是一种崭新的伦理价值学说。
此外，三大伦理思潮的对立还表现在对伦理道德作用的不同认识上。虽然五四时期三大思潮都有强调道德伦理的革命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的一面，都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倾向，但从三大伦理思潮发展的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过多地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决定论。西化派则主张弱化道德，认为道德的本质不过是供人使用或借以达到幸福生活的工具，如果无助于增进人的幸福，道德就不仅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有害。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道德决定论，也反对道德无用论，认为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道德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先进的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起促进作用，落后的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起阻碍作用。一般地讲，道德不仅有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及预测其历史趋势的认识功能，也有协调人的行为及其诸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还有褒贬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现象的评价功能以及规劝人们趋善避恶、改恶从善的教育功能，等等。
总之，一般来讲，现代新儒家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人本主义思潮，西化派则代表着科学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立的社会伦理思潮，其中既包含着科学主义的因素，又具有人本主义的倾向。现代新儒家从一开始就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否定科学万能，主张划清科学与人生哲学的界限，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不能解决伦理道德问题，揭示人生真谛、解决生命意义及社会道德问题只能依靠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他们把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走上一条与科学和事实之学相抗衡的人本的道德形上学的道路。西化派大都是一些程度不同的科学主义者，他们力图把伦理学纳入科学的范畴中，认为科学不仅能解释事实世界也能解释价值世界，它能够解决人生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因此走上了一条以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的道德实用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各自的独特蕴意及其优缺点，主张在中国大力提倡和尊重科学，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对科学的滥用与迷信，避免产生奴役现代人的科学迷信和技术图腾，努力把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对人主体地位的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三大伦理思潮的主要内容
三大伦理思潮围绕着如何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的转型与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辩难与论争，其中既有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或相互贯通的地方，也有激烈的对抗和彼此之间不调和的斗争。中国伦理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它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即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冲击与中国伦理文化做出反响与回应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国伦理现代化是在近代以来所萌生和拓展的古今中西之争以及伦理革命、道德启蒙的运动中拉开自己的序幕的，它始终面临着既要跟上伦理文化的世界潮流又要保持伦理文化的民族特性、既要学西方又要抗击殖民文化、既要肯定自己伦理文化的根柢又要超越自己以往的陈旧传统等这样一些错综互渗的文化难题。三大伦理思潮即是为解决这些文化难题、寻觅中国伦理现代化的出路而兴起并在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中向前发展的。它们所研究的伦理问题既带有共同性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共同性表现在，主张对西方伦理文化的输入与传播所造成的震荡与冲击做出反响与回应，以应战对付挑战，主张吸纳和学习西方伦理文化以改造自己民族的传统伦理文化，渴望中国伦理文化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等等。其独特性表现在，三大伦理思潮对中国伦理现代化的路径理解各不相同，它们在怎样向西方学习和如何向西方学习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在对待传统伦理文化的态度上则如同冰炭，这就决定了它们的伦理构建及其研究内容和置重等问题亦各不相同。
自由主义西化派所理解的中国伦理文化现代化即是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能够解救中国伦理文化的危机，使中国伦理文化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在自由主义西化派看来，西方近现代的伦理道德是空前社会化的新道德，它较之中国传统私人化内心化的道德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它较之以知足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更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性的完善；西方近现代伦理价值系统倡言自由、平等、人权，注重个人的利益、尊严和价值，其个人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比之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家族本位、群体至上、重义轻利更能够发展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创造性；其趋乐避苦的自然人性论比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德性主义人性论也更要适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因此，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在伦理道德上的落后，彻底抛弃传统伦理，一心一意地走世界化亦即全盘西化的路子，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西化派指出，西方近现代以个人为本位，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以功利效用为目的的伦理文化既是过去三四百年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大潮流”“大方向”，也是今后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伦理现代化断不能指望传统伦理的自然转型来完成，唯一正确的出路即是一心一意走全盘西化的路子。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造成中国衰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使中国人不成其为人的罪魁祸首，依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绝对造就不出具有现代伦理觉悟和道德意识的公民或好国民，最多只能造就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驯民和毫无人格尊严的奴隶；另一方面竭力传播介绍西方近现代的伦理道德，主张以自然主义来对抗德性主义，以个人本位来取代家庭本位，以功利主义来取代义务主义，以自由平等来取代等级服从，认为只有树立起了自然主义的伦理观，才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伦理道德的沉疴，造就健全的个人和健全的社会，才能解放中国的民族精神，实现中华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可以说，西化派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展开与运作。
与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关于中国伦理文化现代化的思路与价值取向大异其趣，现代新儒家则主张以中国伦理文化为本体去汲纳西方伦理文化，实现在返本基础上的开新。现代儒家主张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当作仍然活着的病人来对待，主张从西方伦理文化寻求的应是医治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病疴的药方，亦即吸取西方伦理文化之长以补中国伦理文化之短，实现以中国伦理为本位的中西伦理文化的融会调和。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以孔孟为代表倡言仁义的儒家伦理文化，如能吸收、利用西洋伦理文化是可以获得创造性的转化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的。“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50]只有在维护儒家内倾的道德精神、天人合德的伦理信念、忠孝慈让的价值体系、重义轻利的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来接纳西方伦理文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认为，孔孟儒家的伦理学说其基本精神无论如何都是对的，是我们解除当今世界道德之弊、避免走西方伦理文化老路的救世良方。儒家道德伦理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强调以他人和集体为重、克己奉公、精忠为国，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先义后利，这无疑有助于弥补西方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调适西方人尚利好斗而产生的种种偏弊。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家伦理文化的世界意义和精神价值，发掘和弘扬儒家伦理文化的德性主义、群体主义和义务主义的现代合理性，认为儒家伦理文化“其价值原自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之而不增”[51]。同时，他们也肯定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中自由精神、平等原则以及科学、民主的道德价值，主张吸收和接纳西方伦理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思想以充实和光大儒家伦理文化，使其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合一，达成返本基础上的开新。基于此种认识，现代新儒家深入而且非常注意探讨西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关系以及二者的结合等问题。这些便构成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主体内容。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又反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主张超越二者的对立，走一条融会和扬弃中西伦理文化进而构建一种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相适应的新的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批评之后又带来了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失望，因此造就了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两种取向之外选择一种更新的伦理文化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使精神上徘徊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这加速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均意识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52]在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仅仅从自然属性上谈论人性的自然主义，亦反对仅仅把人性归结为道德属性的德性主义，认为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性问题；既反对仅仅以个人作为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义，又反对以家族或群体作为伦理本位的家族主义或群体主义，主张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群体联系起来作一体化思考，人我兼顾、己群诸重；即反对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又反对重利轻义的功利论，主张把功利与道义结合起来，义利并重，义利兼顾。针对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抽象地谈论人性及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具体的现实的人性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主张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并就此探讨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肯定道德对经济利益的依赖关系，将伦理原则引向一种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即新型的集体主义。在对待中西伦理文化遗产上，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贯彻批判继承的方针，主张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指导和基础，批判继承民族传统伦理的优良成分，吸收西方近现代伦理的合理因素，建立起一种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性又有全球性，融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于一身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三大伦理思潮所研究的内容既互相启发又互相补充，而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即革命战争阶段与和平建设阶段在伦理价值观念的倡导与研究、思维取向和着力重点上均不相同，各自经历着自己特有的曲折发展历程。三大伦理思潮的某些代表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势下也经历着特有的转折与分化，故而其思想亦有前后之分。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贺麟、冯友兰等在伦理思想的发展中都经历了由一种思潮向另一种思潮的转化。比如五四后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使得当时中国思想界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的梁启超从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的幻想破灭了，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伦理文化，掀起了东西文化论战的新波澜；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则从早期的西化派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分化。再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冯友兰、贺麟等都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开始清算和批判自己过去的新儒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来接受。贺麟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要求我们在谈论三大伦理思潮的研究内容时，必须注意历史和阶段性，予以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