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行思录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驻衡湘

1937年8月,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委会,迁往长沙。

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那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疼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

学校通过办事处和报纸发出了通知,于是在各地的师生们有了方向、立即行动,向长沙转移。

任继愈回忆:台北冯钟豫回忆:

我是1916年生的。当时,我念过三年级,该是四年级。前三年在北京,第四年就走了。临大是半年,昆明又是半年。我是北大哲学系。“七七事变”,正值暑假(我们7月1日就放暑假了)。那时我家在山东,回不来了。报纸上有个广告,说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集合。这样我们就到南边去了。

我是1934年考的清华,1943年在昆明毕业。在1937年就赶上“七七事变”,日本军队攻进了北平。那个时候,二年级土木系的同学在外边做现场的实习。这次实习就是清华接受了山东省济宁县县长的委托,让我们画全县的地形图。工作开始没有多久,就赶上“七七事变”,又加上那年夏天山东济宁闹大水,我们工作就不能做了。到了8月间,学校就让我们从山东济宁到湖南长沙集合。

蒋梦麟将长沙联大称为是“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当三校师生各自寻路脱离了沦陷区,终于来到长沙开学,他称为“渡过惊涛骇浪”。任继愈谈到三校的合作时,回忆道:“周炳琳那时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说:这三个学校合作,会合作得很好。他说,因为这三个学校的教职员工、领导都是君子。”

清华当时在长沙建有大楼。冯钟豫回忆:

清华那个时候在长沙市湘江的对岸,盖了一个研究所,预备做植物方面的研究。大楼差不多盖完了,我们从山东到了长沙,就住在那个快完工的大楼里。一直等到9月间,临时大学在长沙开课。上了一学期,就奉命往昆明那边撤退。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在南岳衡山设立南岳分校。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任继愈在长沙度过了一段生动而惊险的生活。当时他住在山中寺庙里,夜里听见虎啸。白天出去,在山路上看见树枝上有虎毛。但他兴致盎然,抽空把衡山、岳麓山都游遍了。南岳山上居然儒道释的地盘都有,都能够共存,说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很强的。从那以后,他对宗教就有了特别的兴趣:

我们到了长沙以后,住得不太久,一个是警报太多,一个是地方不够,又搬了一次家,到了长沙后又搬到衡山,像文学院,都在衡山。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流亡学生,无家可归,每个月就发八块半钱,吃饭;每个月再发十二块钱,叫做贷金。虽说是贷,也没说要还。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对许多大学、中学的学生实行“贷金”制度,保证了这些青年人能够完成学业。这项德政,功在千秋。

任继愈拿出一张珍藏的旧照片,上面是一个白衣翩翩的青年学子。“发衣服,相片里的衣服就是发的。一人发一件棉大衣。厕所很讲究,那个厕所山前的溪水往下流,流水上头盖了一层厕所,自然的抽水马桶。”台北的冯钟豫先生也说起这套衣服的事情,他一直带着到了台湾。旧物乃情之所附。两个人都提到这套衣服,长沙生活在他们的人生里难以磨灭。

冯先生的妹妹冯钟芸到昆明后与任继愈相识、喜结连理。2000年夏天,在南沙沟,阳光洒进屋子,冯钟芸那淡淡的话语里透出漫长的思念:

我1937年没有走,因为我父亲走了,我母亲生病。我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在外头实习。事变的时候没能回到北京,直接就到了长沙。所以家里一共四个弟弟妹妹,都交给我了。我一直等到我母亲好了,有了伴,第二年才开始去昆明的。

当时从北京乘海船到香港、到越南海防、再到的昆明,当时因为陆地的交通已经不通了。

两兄妹,同在联大,共一段经历,九年后,我才把他们的话衔接上。而此时,冯钟芸先生已经辞世。2009年春,我从昆明打电话告诉任继愈先生,说我计划去台湾。他在电话里说:“台湾的水利工程,很多是清华水利系的学生做的。” 这其实指的就是冯钟豫,是以他为实例的。任先生曾将《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盘寄到台北。冯钟豫先生看时潸然泪下。

2009年秋我在台北见到冯钟豫先生时,任继愈夫妇已经相继过世了。在台北一栋陈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冯钟豫先生。一见面他说:“你们这个运气很高啊,很多天都不下雨。”他说,自己入住敬老院已久,只是周末回到家中。儿子在美国,女儿也常出差,另有住处。然而在他带我参观这套住宅时,我却看到,他依然保留有儿子与女儿的卧室。床铺景然,使他们可以随时回来。这种对儿女的恒久与无奈的眷恋之情,令我顿时想起我的父母。

冯钟豫是那种可称为“蔼蔼君子”的长者,质朴、诚恳,有工科学者的厚实性情。他的叙述是所有人中最有序和最充实的,显然他做过精心的准备。

采访结束,他说,已经想好了,要在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请我们吃饭。那地方雅洁,吃的新鲜。饭后,冯先生又乘公交车回桃园,一身布衣,挎了一只布包,与我们挥手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