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团
象牙塔已经倒塌，象牙塔中的人们却走了出来，变得更加顽强和饱满，读书育人的事业坚定地继续着。这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书斋精神和现代大学风范在时代的烽火与风雨里可以结合；拥有这种精神的群体是可以经受住任何残酷考验的。
这其中，有一个团体创造的经历是独特和典型的。这一人群踏上了一条特殊的路线，从而为惨淡转移的三校师生们，增添了壮丽的色彩和豪迈的旋律，创造了亘古未有的教育史上的长征。
“湘滇黔旅行团”是学校定的正式名称，因为步行成为这次旅行的最大特征，所以后来人们都叫它“步行团”。内中还有一个苦衷：整个大学都从境外绕道撤退，也要有一些人从国内撤退，以保持中国大学的尊严。正是这个微妙原因，所以才会有闻一多等教授义不容辞地参加，作为个人的选择，这也算一种担当吧。
在步行团中有一位年轻的助教。一路走来，他沿湘黔滇的大山中，采集了不少植物的标本，并为此兴高采烈。可因为无法处理，最终霉烂而弃。后来走到昆明，最令他高兴的就是可以每天走到近日楼，观赏和采买由山野村姑用背篓背来的多姿多彩的山花。最终他选择了云南作为一生事业的基地。
天降大任，他是为此而生的，生当在云南。他就是吴征镒。
吴征镒院士，是现在云南境内最有名望的西南联大校友，因他的专业植物学而名闻天下。当西南联大由于政治等缘故将被湮没的时候，它的学生焕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光辉。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当年西南联大避居边地时，科学实验受到巨大阻碍，而另有一些学科是因祸得福的，如植物学、社会学。植物学的发现是最为宏伟和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云南成为了世界的植物王国，现在也是国家植物学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与抗战时期这批高层次人才的涌入有莫大的关系。
我造访时，吴老正坐在书桌上的一叠稿子面前，用蝇头小楷在稿上批注，眼睛几乎是贴到了纸上。旁边有几张植物图片，助手告诉我，他正在为其中一幅插图的不确定做着甄别。这就是那本著名的《中国植物志》。业内评价他：已经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是中国植物的活字典。
与吴征镒相向而谈，不禁为其完整有序的回忆与思绪的精准所折服，在我采访中属于罕见。有的老人看起来强健，讲话却跑题，记忆有偏差：
就像杜甫诗里讲的，我是一抗战就“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我跟西南联大差不多是“同命运，共呼吸”的。因为我毕业以后，虽然是教师，但我就没有在北京做过事，而是一直在西南联大。八年抗战，我也就在西南联大八年，就是这么一个经历。
战争毁灭了许多杰出之才，中断了他们的学术生命。如陈寅恪因战争而眼疾不治失明。在战争的动荡中，一代学子也在艰难玉成中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本来是“七七事变”的前一天到西北考察去宁夏、包头这一块。到了“八二三”北京已经沦陷了。我就从宁夏、包头一直回到老家。在老家教了几天书，忽然接到学校通知，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要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我就从扬州赶到长沙。在长沙待了两三个月，因为长沙也开始被轰炸了，南京又失陷了，就继续向西南漂泊。
吴征镒用永远的学府语气，使得这段回顾犹如一株植物标本那样地保持着它的原来样子。
这个湘黔滇步行团有两百多学生，其中有十三个老师。老师里面有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袁复礼教授，还有黄子坚教授。大概有五六个人吧，都是助教、讲师什么的，像中国文学系和生物系各有三个助教参加了这个步行团。
我们一路上，看到闻一多老师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我们跟李先生（李继侗）在一起呢，就一路采标本。这些标本后来基本上都没有存留了，因为走贵州这一路是“天无三日晴”，我们是一站赶一站，在路上也没有机会做标本，标本大部分都烂掉了。
这一路看到中国的西南，特别是贵州，当时很穷困。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县里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学。同时生活条件很差，卫生条件也相应很差。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种种这些。
中国知识分子在前所未遇的艰辛环境里保持志节、情操和内心的素养，保持着知识的传递和积累以及对国土人民的同情。
一路上看到的，真是使我们这些从清华这个“象牙之塔”出来的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们以后的思想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像闻一多先生、曾昭抡先生、李继侗先生等老师也同样，过去很少到西南边疆，很少真正深入到农村里面。
我们在赶马帮的栈投宿，有时候也不能住在马帮歇的地方，而是直接住在老百姓家里面。因为人很多，有两百多人。当时西南边疆的有些小县、小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真是没有地方住，只好住在农民家里头，临时铺上草，十几个人就住在一个房子里。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过来的。
虽然是步行，可师生们的活动、情趣、方式，依然是大学式的，这是一所步行中的大学：
虽然叫行军，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习惯像军队一样排好队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长。有的同学搞社会学的，或者搞文学的，还深入到民间，去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和闻老师、李老师坐在公路边上，互相议论国事，谈学问，谈所见所闻。所以，虽然实际走了很长的路，也不觉得怎样就到了。
步行团的照片中有这样一张，是青年吴征镒身着长衫，戴眼镜，手拄一棍，站在一条小船的船头，后面是浩渺山水。他姿态收敛，眼神里有一股不折的气势。这是在惊险渡过盘江之后，他留影为念。山崖峡谷间的历险也许不是他这个植物考察者的注意所在，因为他注定终生要在这些激流与峭壁间攀越跋涉。
我是当时最年轻的助教，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步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走到昆明，走了三千多里。到了昆明，正好是清华大学校庆的那一天。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的校长之一来欢迎我们。从此我就在昆明定居了，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
两次拜访吴征镒先生，都在植物园。他的事业，他的一家，儿子、儿媳也都蛰居于这个远离昆明闹市的郊野里。吴征镒使他的一家都带上了山野人那种自然朴厚的个性。
在我少年时，暑期会和同学相约到金殿那边的山上去找菌。植物所的植物园就在近旁，偶尔进入，看到奇葩异卉，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的睡莲，与亭亭的荷花不一格，有梦样的幽谧。
吴征镒的事业并不在这小园幽居，这里只是他的驿站。他的天地是崇山峻岭之间、悬崖峭壁之上，他一生在做野外考察，与蛇、虫、兽、鸟和山民为伴。
他那巨大的声名和这幽僻的小屋形成两极。这种感受，我在采访西南联大学人时是常见的。奉献之大与索取之小，正是这一代人的人生模式。
在滇南温润的环境中，余树森学长给人的印象也十分平和愉怡。我是通过西南联大的《校友通讯》找到他的，他在上面发表过文章。余树森说：
我们大概有二百八十多人，编成一个大队。中队、小队按军队编制，我们都是打着绑腿，穿着张自忠给我们的两套军队黄制服，还有一件黑色的棉大衣，现在来讲都是棉制品。完全军队打扮，我们没有花钱。
走路我们都是空身，带着一把雨伞、一个水壶。有一辆卡车，天天从营地把行李装上车运到当天要宿营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说，不是怎样艰苦。事实上还是政府，贵州、湖南、云南地方三省对我们是支持的。
过去有一个马站。云南、贵州这一带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大概六十里就是一个县城，或者镇。就是这个路线走，一天走不太多，所以不算太辛苦。
步行团跟军队的情况不一样，他们走路，事实上是松散的队伍。本来按军队来讲是排队的，那位带队的军人黄师岳团长最初也是让大家这样走的；但是有的体力好、有的体力不好，学生也散漫。后来他就干脆规定：你们只要保证天天到目的地，我点名；第二天早上排队再点名，你们就可以自己走。
比较亲近的同学、同乡，三五个人、五六个人，一路走。像我们走到小路，也没有人给我们带队，我们就按照电线杆子走，这个玩意儿很好玩，它是跟着小路安电线杆子。跟着电线杆子走小路，走小路就会碰到大路；看见电线杆子又走小路，走走又碰到大路……所以不会迷路。
他们这一路走的很安全，没有发生大的事故。说到步行团里的教授，余树森说：
我们的团长人很好，他本来有辆自行车，他没用；他殿后，他怕学生掉队。反正是每天走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平均一小时走五公里，走上五六个钟头。早上大家走了以后，他就一个人先坐汽车打前站，在目的地弄点稻草铺起来，行李由卡车运来。我们到了以后，就把行李打开，就算是宿营了。
早上一顿饭，中午他当时带着炊事人员“打尖”。“打尖”就是中午吃点心。打打尖，然后走，走到目的地再吃一顿饭。那时候我们很年轻，二十一二岁，身体好。那时候物价很低，西南的物价尤其低，每天政府给我们四毛钱，作为伙食钱完全是够了，中午不错，还可以吃些点心，晚上还有顿饭可以吃。我觉得饭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比以后联大的要好。
教授他们有另外一个队，不是跟我们走。袁复礼教授，他是地质系，和地质的学生一起走。还有李继侗教授，他是和生物系的高年级学生走。我们属于低年级的学生，他们不跟我们一起走。
大家注意的是，曾昭抡先生，他从前是北大化学系的。有人说，他走路不走小路，他穿长衫，拖拖拉拉，身上都是泥土。但是他每天晚上必然洗澡，他必然写日记。他是曾国藩的后代，很著名的化学学者。可惜后来被错划为右派，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这几位先生，他们的精神可佩，他们都是四十多岁，我们都是二十多岁。
曾昭抡先生不走小路，所以每次大家抄近路时，他总是在后面，天黑了才到达目的地。而黄师岳团长非常尊重学者，不强迫，而是跟着他走那盘山大道，也是天黑了才到。然而，正是这位看似古板的曾昭抡教授，在贵州与当地苗民的联欢会上，以“探戈”回报苗民的芦笙表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可见当时情绪的融洽。余树森说：
我们真正看见苗民是在贵州省。到了贵州境内，像黄平这几个县，和我们联欢。他们敬酒，我们的团长很能喝酒，跟他们还是不错。我们在联欢的时候跟他们真正接触——因为我们都是从内地去的，没有见过少数民族——非常惊讶，好奇！
黄平的少数民族都赶集，好多好多人。早晨要走很多的路，中午以后，他还有很远的路要回去。我们看见的少数民族，多半是赶场的。我们记得有一次，买根甘蔗，直接和他们来往。联欢有过几次，当时还是不错的。
步行团走到湖南境内时，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遭遇湘西土匪。余树森的印象是“分不清匪与民”。
湘西的土匪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有人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这脑子知道湘西的土匪是厉害的。对农民，他当时是这样：你非加入他这个不可。否则你不能种田、生活。所以土匪跟农民根本分不清楚。
当时中央军的军校带着枪，要到四川去，跟这个步行团一起走了段路，到湘西，他走在前面。听说土匪缴过他们的械。
于是步行团非常焦急。不知道这个传言是真是假。
我们的团长黄先生，他是中将衔了，他是湖南省政府派出来的，有人说，他跟土匪打过招呼，当时土匪的头头好像叫陈奇真，此人跟湖南省政府有关系，所以给了他名分，他在湘西说起来是半官半匪。黄团长跟他们打了招呼，说这些学生既没枪又没钱，你们抢又抢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
在黄团长的交涉下，师生们安然地渡过湘西这一段关口。
走到贵阳，一位姓吴的省长接待了步行团，给他们演讲了一次。他说，我们贵阳物产比较丰富，现在穷，以后总会富裕起来，很有信心的样子。
从贵阳到安顺，大概不到一百公里，比较好走。其余的路，横穿整个贵州，都是山，而且是大山，非常难走：
到盘江时，盘江的铁桥好像不是日本人炸的，反正铁桥垮了，水很急。我们这个队伍连老师差不多有三百多人。我们过的时候，坐的船很窄很长，好像划船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我们只能坐在那儿，手扒在船帮上。这艘船先往上划，划到一定程度，——四川叫“跑江”，一下子“跑江”冲过去，要不然不能直接过来。所以是相当危险，好在是安全地渡过来了。
盘江比较险要，最后一进到云南就好了。
讲述步行过程较完整的步行团成员有三位，住在昆明北郊黑龙潭植物研究所的吴征镒、滇南的余树森和家住台北市，而自己长年住桃园敬老院的水利专家冯钟豫。冯钟豫先生记忆清晰：
张治中不认为我们应该到后方那么远的地方去。不过呢，他也尊重教育部的决定而让我们去做。他希望我们在长沙，但是被轰炸了。被轰炸之后人心不安，这些人实际上也很难真正地用心读书了。我就是觉得应该走一趟，没有太多想。有些女生或者是身体不大好的，就从广东走越南然后到昆明去。
我记得那时候在长沙发了一件棉大衣，带到了昆明。这套衣服我就始终保留到我后来出国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回忆者都会一开始就说到黄团长。当时为保证步行途中的安全，经学校向国民政府要求，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指挥一切：
不过政府很重视这个事情，派了一个中将带队走，每到一个地方他要拜会当地的英雄豪杰，尤其是湘西那一带，有很多落草为寇的。这位黄先生非常了不起，他虽然有五十岁了，可是跟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他到山里去拜望这些豪杰的时候，就游说他们到前方去。所以那时候有好多湘西的草莽都变成了我们的军队。
冯先生称为：“了不起。”自古湘西民性彪悍，因民不聊生，则土匪如毛。然而黄团长不仅与他们和平谈判，让步行团平安通过，更能够理解和信任这些被逼上梁山的百姓，劝他们到前方去加入抗日队伍。可见他不是以简单的军官身份来对待民间下层的。此人真豪杰也。
那个时候政府说话还很有力量。我们这批人也没有什么钱，我们头一天经过的时候，已经告诉乡长、县政府，县政府再通知当地的，当地的通知对方的人，就是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插一个黄旗。我们就走这条路线。在黄旗没有拿掉之前，任何人不得走这条路。他们有这种威风。
我们过了贵阳以后，第二天要住一个地方，等我们走到的时候，发现那个村子已经被整个烧掉了。只好再往前走，所以那天走的距离特别长。
放火烧村子的，就是土匪，也不是专门针对学生，是碰上了。
冯先生是水利专家，一生与农业有密切关系。他说：
我们农村的确是贫苦，尤其是贵州那里，真正是一年中很多时间是吃不饱的。雨又不够，土地又少，生产力低。那时候农业的技术不像现在。现在一公顷的水田可以有四万吨、三万吨，那时候是一万吨的。农业技术的水准，农业品种的改良，农民本身的认真也都有关系，水利也是一部分原因。
冯先生问我：“不知道你过过盘江没有？”我过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时期，盘江摆渡还是古老的那个样子。冯说：
我们到盘江一年多之前，共产党的军队从湖南一路退却，经过贵州、四川，经过云南的北部，过了北盘江的时候，那个江就被炸坏了。盘江很直，但是水流非常急。炸坏之后老蒋就没法过了。
所以人要过这条河呢，就要夏日。要下山下了很久才能到河边等这条船。一条船坐五个人，这五个人也没有座位，就是蹲在船上。
船头有一个水手，手持长竹竿。等我们坐好之后，先把这条船往上游走，走半公里的样子。然后一下把船推到江心，船就跟着下去了，在船上的水手就拼命地划，保证安全靠岸。那真正是危险万分。
这种利用水流的角度，巧妙渡过激流的方法，是我们滇民祖传的本领。我在德宏插队的时候，看到当地傣族也用同样的办法摆渡大盈江、瑞丽江。我学过一次，到江心后水急，把握不住竹竿，自己也掉进江流里去了。
这些步行在荒山野岭里的人们也仍然感受到战事在继续：
我们在走到贵州的西部的时候，在路上看见零星的一两个士兵，他们是从昆明出发到了贵州，但是由于身体不好，不能跟着大队往前走，就往回走。往回走也没有人照顾，那时候有很多人就是一路讨饭回去。
等到我们走在贵州西部的安顺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
在师生们渡过惊险的盘江后，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好消息。次日，就在今天的贵州晴隆县城，师生们冒雨举行祝捷大会和游行，在偏僻的小城开展了一次抗日宣传。
那些地方恰好是我曾经在“文革”“大串联”中徒步走过去的，所以在地貌与贫寒方面深有体会。晴隆十八弯，我曾经忍受着脚泡走过去。寒夜到来，在草棚一样的农民家里，烧着干辣椒拌那些沙子一样的苞谷面当饭吃。没有床和被褥，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上烤火过夜。这些在我走过去的“文革”时代依然如此。
余树森说：
进到云南，最初就叫胜景关，一过胜景关，公路马上就比较宽了，并且路已经平了。天有点奇怪，贵州天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我们4月初到了云南，太阳当空，又是一重天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进入云南的平邑（现在是富源了），这个县的县长招待我们，好像还吃了一顿饭，就在富源的县政府前面，两边是监狱。监狱可以看见里面的犯人，我们在那吃了一顿饭，县政府欢迎我们。
从富源过来是曲靖、沾益，都挂国旗。我们是逃难的，到云南人家挂国旗是表示欢迎我们。这个曲靖，房子矮得不得了。街道相当窄，房子相当矮，但挂起了国旗。我们到云南一方面是读书，一方面也是逃难。这样对待我们，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惭愧。
挂国旗的迎接仪式，也是在余树森这儿听到的。这个规格的确很高：
老百姓对我们学生很好，尤其在云南。在湖南、贵州，也都很好。我们的团长黄师岳，他是一个旧军官，他就跟老百姓说：这些学生保证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些学生都很有出息，将来会为国家作贡献的。所以我觉得各地方的人对我们非常之好，确实是从我们身上看见将来是很有希望的。
这是一种相互的勉励，黄团长发动了这个互动，教育了学生，也教育了民众。
步行团的艰辛旅程，在云南与贵州的交界处——胜景关，宣告结束了。云南主席龙云派来的为他们运送行李的汽车已经停在那里等候。一过胜景关，天高地阔，景观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的人在日记中说，“感觉像北方平原一样”。美丽富饶的云南给予他们希望。
《西潮》中记载：“从长沙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里，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到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存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