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

梅祖彦对昆明有很好的印象：

我对昆明了解不多。从前的印象：这里是比较隔膜吧，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不过到了昆明以后，这里的风土人情，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因为这里四季如春，物产非常丰富。抗战初期，沿海各地都是很混乱的，但是云南那时候还是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头几年在昆明住得还可以说是很愉快吧。

虽然知道是在打仗，但是战争好像又很遥远。大概到1940年，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昆明以后，这里一下就比较紧张了，也进入了抗战的中后期了，大家感到很大的威胁就是物价飞涨。我们的生活水平从1938年刚到昆明，一直到40年代初，那是下降了很多的。手头越来越紧张，物资匮乏。

说是“世外桃源”，昆明生活其实完全不能与北平时代相比。梅祖彦作了对比介绍：“抗战以前，在清华大学，专门有校长的住宅、官邸，学校还提供两个工友的工资，包括每年给多少吨煤（因为北方要生火），很多东西都可以报公账，这个我有印象。从他（梅贻琦）上任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制度，就全都取消了。”梅贻琦在北平时就自动地压缩了家庭生活的待遇。

在昆明住翠湖旁边的西仓坡，是中国式的三合院，还有另外一家教授住在楼上。三面九间中国式的房间。下面是清华大学的办公室。三校合并了以后，还都各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处）。

在昆明生活非常艰苦，也使得大学消除了一些从前存在的某种等级上的差别。真是上下一致，完全一致。所以也无所谓什么差别。

梅贻琦校长住过的这个院子，我去过，就在翠湖南路先生坡上头，闹中取静，院子很安谧。楼上、楼下全是木地板，四个角落各有一道楼梯。当年两家合住，可以每家自用一个楼梯。这类雅而实、大大方方的宅院，在昆明文林街、武成路的深巷里就有许多。

刚进城时，闻一多家住所拥挤。昆华中学知道他的子女多，腾出最宽绰、最靠近风景的房子让闻一多家住。闻先生则为昆华中学讲课和批改作业。

昆明人的真诚相待，得到学人们的知识回报。大家分散住入民间，这种直接介入当地学校教学的举动很快蔚然成风。当时，王力先生也在粤秀中学任教了，他还为那个中学作了校歌。联大的教授们成为龙云主席家中的座上客。龙云经常向他们请教时事，有时还请他们为自己讲课。

云南省主席龙云出自云南昭通彝族的一个贫寒家庭，毕业于昆明的云南讲武学堂，参加过护国起义，受到“共和”之风的洗礼。龙云命令云南省教育厅出面，将昆明的一些房子租借给西南联大，如昆华中学、昆华工校、昆华农校、昆华师范，如迤西会馆，及至文林街、文化巷等教授们住的民居，都是昆明在彼时彼地较好的房子，可以称为雅室、静所和生趣盎然的民宅。

曾有学界中人，用古文《陋室铭》来形容联大在昆明的居所，此固风雅；比之他们昔日在北平的旧居，皆嫌拥挤，书房与居家只能是合而一室了。然融入民间，让这些学人们多了些人生气息。当时昆明城，是上下动员，倾其所有，腾屋让房，皆为当地最好的住所。盛情之下，何陋之有？倒是联大自己建造的新校舍和宿舍，用铁皮屋顶，后来又用茅草屋顶，可以称为“陋室”。

这些皆无法与北大红楼、清华园以及被烧毁的南开校园相比。但联大学人安然其中。因为国难已经打开人们的眼界胸襟，他们热爱这片还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的山河大地。

到后来，为避日机轰炸，教授们搬到郊野，有的入住的山中寺院，环境清新。多数租住村中的院落，情况各个不一。有几位，如费孝通、华罗庚住的楼上，下面农民用来养猪、牛，气味难堪，加之跳蚤类，很不卫生。这种事情，直到我上学时下乡“支农”，也是如此，城里人是很难忍受的。真是难为了这些家庭，他们还能安之若素，令人钦佩。

近些年来，昆明拆迁，旧屋不保。被联大人津津乐道的武成路铺面的雕花铺板，文化巷的别院小楼，甚至文庙，皆不能幸免。当许多抗战时期的老人们远道而来昆明，想寻访故地时，他们却黯然看到，那些当年让他们存身的温馨古屋已然消失，历史只能留在纸上了。

如果连纸上的历史也来一番拆除，那么一个民族的精神就只能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