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的脾气

云南人热情待客，但如受到轻蔑，那就要发生翻脸的事情了。

杨振宁是深知云南人性格的，他对我们说起一件往事：

你们大概不晓得，还出了一件大事。那时候有一位作家叫做李长之。李长之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对于鲁迅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到了昆明以后，觉得云南民风淳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云南人与牛》。这个引起大辩论。因为有些云南人不满意，认为这是侮辱云南人。我看了那文章，我觉得他并没有侮辱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云南人民风比较淳朴，讲话也比较慢，没有外省人那么滑头。其实他是讲好的。假如你们去查当时1938年的，我想是四五月份的报纸，你们大概还会发现到这一阵子的辩论。

杨振宁当年是一个理科的学生，却能对这样的社会事件关注、分析，并记住了半个世纪。他是一个人文型的知识分子。这种丰富的人文色彩，在我对他的整个采访中，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杨振宁智慧、强势，文化修养全面，这在科学家中是少有的。

李长之先生的文章我读过，论诗的，谈李、杜、屈原，别有一番见地，很有肝胆。那时候的文人不沾染世故，写文章很直率，以风骨为上，不媚俗众。

他得罪云南人这件事情，我知道。那一年我回到家乡，翠湖图书馆在办一个“春秋讲座”，请各色人来讲。他们也请了我参与。我报了一个演讲题目是《论边民之优劣》。我拿云南与京都和沿海相比，每每有许多看不惯的事情，并且觉得自己是云南人，应该知无不言吧。所以，讲稿里面也有“沃土之民不才”之类的话。

可是老父亲听见我出的这题目，一力反对。他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一教授曾著文，将云南人比作“牛”，结果是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父亲说，你以为你有权利骂云南人吗？你恐怕不如李长之吧。

听到父亲这么严重的警告后，我把讲稿压了箱底。现在看来，父亲拦对了。我至今没有拿出这个题目来讲。因为我越来越知道，自己没有权利这样去论乡人的“优劣”。

父亲当时就说：你说你是好心，可是你上来就伤害了云南人的自尊心。古云：“匹夫不可以夺志。”如果当年没有父亲那样严厉地阻拦我，那么，可能我在云南后面的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李长之也是好心，但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出。无论你是客居，还是回家。因为，尊严对于普通人、边民、学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是人立足于人群中的首要条件。人家给了你尊严，你必须还以别人敬重。

任继愈关于“云南人的脾气”有一段议论。

任先生：“我很喜欢云南的民风，非常的朴实。比如过去在上海有些事情出了问题，你拿些钱就能够摆平了。云南不行，你给了钱也不行。”

我说：“他有脾气。”

他说：“对，有这么点儿，这个非常可贵的。”

我接道：“讲感情。”

他说：“对，非常可贵的地方。这点很好。”“还有搞敦煌的姜亮夫，现在病死在浙江。那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很聪明的学者，很不错的。”

任继愈在联大上完本科、研究生又留任本系教师。他在昆明生活时间很长，风物人情，印象深刻。他是山东人，耿直方面类似云南人。

我在北京三里河见到费老。费老一听是云南来的，就很兴奋。

费对我说：

民风嘛，这个地方是多民族的地区，丰富多彩。云南人的性格，像山茶花一样的美。我记得在云南大学的旁边有一个圆通寺。圆通寺是很好的，山茶花这么大啊！红红的。我记得我最后一趟离开昆明的时候，很多朋友送我茶花带到北京。我还想去看看你们的茶花什么时候开。

费老动了感情，他想念山茶花，想念云南的朋友和人民。

费孝通著有《乡土中国》，其中谈到乡土信誉，认为在中国许多地方，这种乡土信誉代替了契约。云南人在生意上不像沿海人那么活泛，可以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双方嘻嘻哈哈的。如果你以为一个云南人的东西是胡乱标上的价，那么你等于是侮辱了他。他会生气，不与你成交。

云南人在本质上是很严肃的。直到现在，云南人喜欢买自己本地的产品，一般来说，假货不多见，毕竟根在本土。民风各异，实在不好评说“优劣”。但保留一些本来的脾气，也没有什么不好。世事不是都可以用文章评说的。

现在社会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因为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底层人民也有脾气，也有尊严，因而造成冲突。不要只说什么“士可杀，不可侮”。民气更不可侮。我看今天“士”的那股傲气，倒是大打折扣了。而“民气”，恐怕才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