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屏大戏院

南屏街是当年昆明最繁华的街。台北学长柴之棣有风趣的回忆：

我在联大念书的时候，经过那个热闹的南屏街啊，这里有一家过桥米线的，里面吃得稀里呼噜的。哎呀，我们在外面看，没有钱，没办法进去。站那儿闻闻味道，味道好得很。当时没钱，所以现在我到台湾，我拼命吃过桥米线。

当年南屏街上最引人的红尘重地是南屏大戏院，现在是南屏电影院了。它门面不凡，很开阔，呈扇形，两边可以排很多海报。而放映厅并不太深，令人舒适。我到过洛杉矶的电影院，竟有相似之处。

那时的外来电影都是原声，然后在一旁的墙上用幻灯放出中文字幕，还有人用喇叭口译着。

廖伯伯是我家邻居，当年昆明甘美医院的药剂师，年轻时是很时尚的。他告诉我：那时候的翻译就是意译，有点林语堂的意思，当然不如。而无论哪一部好莱坞片子，男的都叫约翰，女的都叫玛丽。昆明人也没看出什么不对来，坐在那里，一包五香花生米，吃得津津有味。

当联大人初来昆明的时候，南屏电影院所放映的好莱坞片，因译得不好，常常在放映中遭到联大学生的嘘声，有时弄得几乎放不下去。南屏大戏院的刘淑清老板知道城里现在有了这么一群文化高的师生。她不惊不怒，顺势而上，请吴宓先生来任好莱坞片翻译。可能还是通过梅贻琦校长请的。

这位老板一点没有小地方人的狭隘气，她反而借机使南屏大戏院的电影上了一层楼，一下子达到了中国最高的翻译水平，让昆明人也提高了欣赏层次。因为翻译精细，电影院的气氛自然安静了许多，大家都喜欢听那些精彩的台词，自然不闹了。联大人后来以南屏大戏院为他们的休闲乐园。

我问过陈省身，他对吴宓的翻译好莱坞电影毫无所知，可能吴宓被南屏大戏院邀请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一起合住了。“电影比较难看，我有时候看，不过比较少。因为电影院就很挤，我们又是在西北角，南屏电影院是在市中心区，也有段距离。所以看场电影并不容易。”他说的可能就是南屏电影院的前期。

自从吴宓来翻译好莱坞电影，南屏电影院生意兴隆，书斋里的教授就这样把书香带到了山城。南屏大戏院的老板是从四川来的刘淑清女士。她的丈夫原来是军人，不幸遇害。她自强不息，成了实业家，与梅夫人、龙云夫人等都是朋友，给过西南联大不少帮助。南屏大戏院老板的千金，后来就与梅贻琦校长的公子结为连理。他们本来两家就有来往，二人在法国留学时恋爱。可见当年昆明的年轻人层次品位也不逊色于京城了。

梅祖彦夫妇曾应我的邀请到昆明作怀旧游。梅先生去世后，我重访三里河南沙沟，与他的夫人刘女士面叙。刘女士对我说：

当年母亲专门聘请吴宓教授为美国好莱坞片做翻译。那些脍炙人口的好片名、好译本，《翠堤春晓》、《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皆是由此而出。后来内地电影院都来向母亲要这些译本，昆明放映完了外地就跟着放。南屏电影院也成了战时中国译制好莱坞影片的领军前沿。

我母亲也常说起，当年她在英文专科学校学习，到南屏电影院看《简·爱》，她一看就是十几遍，正好练习英文。

在台北时，冯钟豫学长也记得南屏大戏院。冯钟豫先生说了一句很平淡的话：“在昆明，常到南屏电影院看电影。”可却因为泪水的上涌和哽咽，他停住了，半晌，才往下说。在这一句平淡的话后面，有谁知道隐含着多少内容、多少往事、多少情感？他在此刻想起了什么？他没有说出。也许不是什么具体的人和事，就是这段生活，这段青春令他难以自禁。

不忍心让老人过分悲伤，我帮他舒缓情绪，打断了话头。撬动一个耄耋老者的沉睡多年的往事，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感情颠覆。等我们这些瞬时的客人一走，他又要一个人面对孤独，背负这些复活了的往事。在这个岛上，现在还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倾诉？

冯钟豫先生具有那种内向的尊严，他克制自己，完成一种含蓄的表达。告别时，我送他一个云南玉扣，寓意平安。他却说：“这个不留，这个很宝贵。”他还说：“我现在就是处理我的这些东西了。”一盒从昆明带来的火腿月饼，他也只取出一个，说“够了”。听他说这两字，仿佛在听禅语。世间有几人知道这两字“够了”？

送他书时，他说“喜欢”，那是我父亲的书法。但他接着说：“这本书很好，我走后给谁？”令我动容。冯先生的女儿涵棣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刚从上海复旦大学做学术交流回岛。涵棣告诉我，她陪着父亲看《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碟时，父亲潸然泪下。桃园敬老院的人感到奇怪：冯先生平时话不多，可见了大陆来的人，却忽然变得健谈。

那天采访结束的时候，我问冯先生：“对两岸的未来有什么看法？”他回答很干脆：“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第二条路。现在不过是在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