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慕英雄

清华六十周年校庆时，我在甲所采访了西南联大台湾校友会副会长姚秀彦女士。

姚女士带来一本画册，我看到了那些当年建筑于荒凉岛屿上的大桥、隧道和宾馆等。这些事在大陆学界从未听说过，引起我极大兴趣。由此，我第一次得知一批联大人上台湾后，在开发宝岛过程中起到了智囊库和实干家的关键作用。

当时“扁政权”使两岸关系恶化，不能登岛。一部《西南联大启示录》里缺失了台湾校友，于是我存下了去台湾的心愿。

在那本画册里我看到一张姚学长与一位戎装军人的伉俪合影。当时我跟姚学长有一段对话，彼此非常爽快，从中见出她脱俗的性格。

 

张：你跟你的先生也是自由恋爱的？

姚：当然了，学生么，总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

张：你的先生也是学生吗？

姚：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我补充一点你没有问到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情感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到了台湾，或者是抗战胜利之后，好像从心里就对于某些人有排斥。比如说在台湾，做官的我们都不接受。你是做官的，那我们不接近你，但是在联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全国抗战，所以没这种界限。

张：那时候对军人还比较崇敬吧？

姚：整个精神凝聚力非常强，对人和人没有排斥。

张：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

姚：民族团结，我们唱的歌里，工农兵没有区别。

张：所以你嫁了一个军人。

姚：没有地域的区分，没有职业的区分，也没有对官的排斥。

张：大家把交往的口子放开了。

姚：让所有的隔阂都溶在一起了。所以，比如一些军人去讲演，我们就很快跑到他跟前听讲演，关心前方的军事状况。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军人，我们轻视他，或者什么的。没有这个观念。

张：这是民族的凝聚力。

姚：这个时候所有的隔阂都打破了。

张：所以你就交往了一个军人。

姚：就是这样，朋友的朋友。那个时候，好像都关心前方的情况，所以军人的讲演，都是很受欢迎的。军人在前方，我们在后方，实际上我们是一体的。抗战时期，军人和学生以及老百姓的界限打破了，他们在前方杀敌，很受社会尊重。

张：我看你的夫君是一个将军。

姚：后来联大的同学从军，就在抗战中后期，“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军遍布太平洋，还有缅甸、印度这些地方，所以美军跟中国军队联合作战，很需要翻译官，很多同学到三四年级从戎了，做翻译官。

张：所以军人和学生也就混为一谈了。

姚：他们从军报国，有些就是说书没念完，后来补一点学分就毕业了，所以文武合一。

张：抗战时期，校园和民间、社会的联系更广泛了。西南联大师生不像现在关在校园里，那个时候的人更开阔。因为他关心整个社会，社会也造就了这一代人。

姚：讲到这个事情，我们马上想到过去的情况，对年轻一代讲，他们好像不太了解，你生活状况不同了，观念也不一样。

张：情怀当时更加开阔。

姚：跟现在不一样。

张：在安定环境下，人变得狭窄。

姚：非常高兴你来访问。可能很多话讲不完，我们慢慢再补充。

 

姚学长谈话非常集中，很敏锐，我们都希望再见。她性情飒爽，有大气概，令人如见那个时代的女性风范。她讲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大特征。姚学长属于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有“大人格”的一代。

八年后，我终于到了台湾，兴冲冲地就去见她，一上楼就喊着：“姚学长，我来了！我终于来见你了。”然而上楼去，她却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欢迎，让我领教了姚女士那刚烈的性情与风骨。八年未见，她已经行走不便，坐在沙发上，用手一指，厉声问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当官的，部长？当官的给我出去！我这儿不接待当官的。”

我走上前去说：“姚学长，你看看我，是我。我在清华甲所采访过你。你还约我台湾见面。不记得了吗？我们是摄制组，没有当官的。”我揣测，她可能是听到了什么传闻。

姚学长平静下来，挥挥手让我坐下。其实她是很盼望我们来的。那天她穿了一件素花的短袖衬衣，风度清爽。很美。

那是普通寓所中的一套小单元。在简朴的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她先生当年在滇西抗战中所获得的战功奖状。可见他们一生中最高的追求与价值观。

坐在沙发上，姚女士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她声称：“只谈大事，不谈个人的事。”令我感到一种灵魂的磅礴。

姚学长的先生张金廷是国民党中将，已经逝世。我坚持要问她与先生的姻缘由来。她就讲得具体了：

我先生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赵家祥。北京被占领了，学生们就分散到我们西南那个寄宿学校。抗日的时候很苦啊，我们女生就住在一个小宿舍里，上下铺，空间不够嘛。我跟赵家祥的太太很熟。又过了一个时间，她偷偷地告诉我：“我已结婚了你知道吗？”大学女生，大家平常不知道这事。她先生是赵家祥，是个军医。文章写得好啊，诗也写得好，就是这样认识的嘛。她先生跟我的先生又是好朋友，我们也就这样认识了。

这样，两个女生都嫁给了抗战中的军人。

女学生仰慕抗日英雄而出嫁，成为时代流行的佳话。她们所倾慕的军人，正是这样具有才学的儒将一流的人物。姚学长没有夸自己的先生，却从先生好朋友的身上给我们透露了她先生也是通文的。看那些当年的照片，姚秀彦眼光刚毅而姿容秀丽，身材有种不禁风的柔美，与身旁相依的那位魁梧军人，恰成弱柳扶松的搭配。然而在接触中，人们会立刻发现，姚女士也具有松的性格。

昆明，对于她，与其他联大学子还不一样。除了是读书求学之地，是爱情结褵之所；是她带着孩子在这儿守望丈夫，守望中国军队，守望一场民族大决战的惊心动魄之地。

1944年的滇西大战，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和国际战场大格局的重要一战。松山在日军手中，如果中国军队不能拿下，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就会完全中断，成为一座孤岛；而日本与德国将会实现他们在印度洋的汇合，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也会被打开一个缺口。

当年蒋介石总统曾经亲临云南督战。当中国军队付出惨重代价最终攻克松山时，胜利的心情是沉重的。胜利后，应云南名流李根源之请，蒋介石留下墨宝“剑南忠情”，刻于昆明西山石壁之上。另一幅“碧血丹心”则题写在腾冲阵亡将士的国殇墓前。

我问姚女士：“你丈夫上前线的时候，你在哪儿？”

她只说了一句平淡的话：“我带着孩子在昆明等。”

这位单薄秀丽的女子当年就和许多出征军人的眷属们一起，守候在昆明，共同经历着这创造历史的严峻时刻。军人们已无退路，身后是最后的河山与家人。姚学长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战争中的玫瑰，军人心胸处所藏的温馨。

在台北姚秀彦家中墙上的那幅由国民政府国防部奖励滇西大战的奖状，它是岁月的明证，是抗日军人和他们的亲人为国家与民族的付出与忠诚气概。所以这个家庭辗转天涯海角依然珍存着它。

不喜欢“谈个人”的姚学长，总是跟我们讲一些大气象和大形势。她说：

抗战精神啊，不是一个口头上的说教：你要什么样，他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自然而然的。军民合一，像老师啊、同学啊、门口的摆小摊的呀、卖面条的呀，大家天天都要面对，都不用宣传。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抗战了。高中时礼拜六啦、礼拜天啦，到乡下去宣传。你猜猜怎么样？老太婆：（北方喜欢加个“老”字，喊日本人“老日”。）小妹妹呀，不要讲了，我们都知道要打“老日”啊。你们也很辛苦，休息休息。这就是军民一家，官民上下，老师学生，大家心中没有隔阂。当然，你是老师，你学问比我好；但要说平常生活上啊，真是打成一片。

次年冬天，我正在北京做片子，忽然接到姚学长辞世的消息。她的女公子张同莹女士到北京来，专程前往北大、清华，向联大方面的校友们通报。这个做法表达了姚秀彦魂归母校与故土的心愿。张同莹小姐找到我，约我在奥斯汀酒店见面。她告诉我，这也是她母亲的最后嘱托。在冰雪满地的北京，我们一起追怀着她的母亲。同莹身材高大，性格爽朗，有将门之风。我们一见如故，开怀痛饮。

在台北，访问姚学长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在楼梯上，摄像师忽然说：“张老师，她在向你招手呢！”我回头一看，姚女士自己拄着那种三只脚的拐杖，走到了家的门口，推开防盗门的铁栏，她在向我们招手、目送。

一刹那，我感到她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是一个人在看着她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正在离去的目光。

同莹说：“我母亲学术成就不大，但她的人品很受人敬重。在葬礼上，很多重要的校友和清华方面的负责人都来了。”

次年春天张同莹到云南旅游，意在寻访当年她父亲血战滇西的故地。在昆明翠湖我们聚叙了，我带她去看了她母亲当年学习的联大校园遗址。同莹来到我家中看望了我母亲。她专程从台湾带来了一本《巨流河》送给我，作者齐邦媛是她老师。这本书中的那种国魂的气质很令我震撼。

走时，张同莹留给我一句很硬的话：“我父母，他们是对得起这个民族的。”

我们肃然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