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从“传说”到寻觅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亲的口中。

幼年时，父亲牵着我的小手，来到金马碧鸡坊，先讲这两座牌坊的天文奥妙：

据说，每过一个甲子，金马与碧鸡各自倒映的日影与月影就会对峙，方向相反，形成对接之奇观。

牌坊下面密布许多铺子：丝绸店、刺绣店、鞋帽店、首饰店、杂货店、小吃店。有小孩子爱吃的叮叮糖，也有耍猴的。街上也不乏衣帽光鲜的行人。

虽然有如此精妙的古建筑，也说得上是丰衣足食，人们的生活却十分平庸和闭塞。

父亲说，人们注意的中心，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争豪斗富：

今天这家的小姐在衣襟上绣了一片花出来招摇，明天那家太太一定会穿上满花的旗袍出来，把她比下去。

地方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没有多少外面的消息。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没有开阔的眼光，精神非常狭隘。

在离昆明不远的大理城，富豪之家还发生过这样荒谬的事情：一家大户把冬天室内取暖用的梨炭买光了，另一家为了压倒对方，居然烧钱取暖。

浑浑噩噩，不知何为“国家”、“民族”、“时代”。

其实山城也有过惊世之举。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秘密赴滇，与云南当政者唐继尧联手，发动“护国起义”，从金马碧鸡坊浩然北伐，扭转乾坤。昆明城中留下了正义路、正义坊和护国桥、护国路。

然而除了这偶尔的亮相，昆明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

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

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们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乡，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嫌弃。

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

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那些太太，很多也是留过洋的。人家就是一袭阴丹布旗袍，拎着菜篮子，自己操持家务，走在街上，对人彬彬有礼，仪态大方，满城的人谁不称道、敬慕？

显见出那些珠光宝气、搽脂抹粉的小城女子自感羞愧了。“一下子，那些绫罗绸缎都收起来了，不好意思穿了。国难嘛。”

时任省主席的龙云礼贤下士，请联大的教授到家中来，为自己讲课，了解时代与世界形势，请教为政、为人之道。龙公馆经常是高朋满座，客雅茶香。上行下效，城里富裕人家都以请联大的先生来家里做客为荣。就连地方上的乡绅们也争着用轿子来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将先生接到了家里，自然是全家人都要叫出来与先生见面的。女孩子一扭一扭地出来了。

先生一皱眉。说：“怎么还缠足？放掉放掉！”

乡绅说：“已经订婚了。”

“还小还小。”

于是请教，怎么办？

先生说：“上学上学。”

许多女孩因此得了一双“解放脚”，即先缠后放的脚，她们也穿了一袭阴丹布的旗袍，夹着书包走入学堂。

云南地方州县上，历来有宴请读书人的习俗。大户人摆宴，席间一定要有几位儒雅之士坐在首位，这宴席才算是有场面。人们也听一番高谈鸿论，得些启蒙。

就这样，一席饭解放了一个家庭，一大批青年从此转变了他们的命运。

城里城外，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的青年学生。他们打工助学，高谈阔论。而令人兴奋的是：

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

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那种争富夸豪的小家子风气为之一扫。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渐成潮流。

这是一座古城苏醒的故事。

我父母的青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大批北方文化团体和大学转移来云南。昆明也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父亲把那段了不起的历史，化为了一个孩子能够听懂和记住的故事。

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满怀着富国强民的热望，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弟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罕有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他，不畏后来坎坷之路。

父亲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他很敬慕闻一多先生贴在门上的一联：“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与而谁与？”

父亲性格孤直，终身不渝。在他最孤单的时候，这警世之联支撑着他。他甚至要我也学闻一多，将此联写在门楣上。为的是让那些找上门来又不是同类的人自觉地走开。

刘文典跑警报的名言，也是父亲所乐道的。

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

言下之意，当人珍惜自己的生命时，要明白自己有什么价值。这警句，自我知道后，就成为终生考问自己的题目。

城北黑龙潭，有忠义节烈的薛尔望墓。他举家赴池，而不臣服于清朝。黑龙潭水因此分为两端。就义之池永泛清波，另一端则为浊水。可见昆明人喜清恶浊，性情鲜明。

联大校歌的词作者罗庸先生曾专门撰文写过黑龙潭。强虏威逼，在联大人心中激起了共鸣。

昆明还有一个莲花池，传说陈圆圆投水自尽于此，也有说是出家为尼了。陈圆圆墓碑不见联大人所考与撰，想来时局与文人处境，都没有了注意乱世红颜的心情。战争令文化简约，不似太平时的枝枝蔓蔓。

我曾经从家中翻出一本旧而黄的小书，封面上印着火炬，一只伸出的手，怒吼的声音仿佛隔世可闻。一打开就有两句话，令我非常喜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那是当年“一二·一”运动时候印制的《荣哀录》，父亲一直珍藏。

我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

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游行的人最多。”

在“四烈士”遇难后，母亲她们曾经化了浓妆，去宪兵的鼻子下面散发传单。后来展出的“一二·一”运动纪念，有张老照片上面，穿花旗袍的那个女生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决定他一生应对逆境的姿态。我父母一生中屡遭厄运，而自强不息。一种与黑暗抗争的精神永远支撑着他们。

边地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质朴中，他们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潮流多变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朴素的公理、是非观念和纯净的语言，一直保存在我的家乡故土中，就像群山中的野杜鹃，不会被那些“中心地区”传来的倒行逆施所铲除。边地生活始终给人一股“春风吹又生”的力量。

当西南联大的史实记录一度在大陆社会生活中绝迹时，它的传说却保留在我父亲这类人的口口相授中，而化为了我的童年梦境，伏下了我追溯历史的渊源。

在命运的冥冥驱使下，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那是一个令中国社会充满希望的时代。

我们这一批因恢复高考而进入北大的学生，与那一代经历过“五四”启蒙的老先生们幸运相遇了。跨过半个世纪，他们等来了薪火传人，我们则找回了历史前进的起点。在风云际会的北大校园里，年同祖孙的“隔代亲”，结成思想与个性的同盟。而中年的教师们亦如兄长，提醒我们那些挫折与教训。

这一代大龄学子，带着历史的伤痕和时代之重负，将求学当作了寻求“报国之路”的历程。

那个时代，国家领导人正从华国锋转换到胡耀邦。北大那时候的当政者韩天石、马石江正好是抗战时期“一二·九”学潮的领袖人物。这两位领导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和信任，尤为突出，难能可贵。

上下同心，老少联盟，打造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活。民主与改革的风在校园劲吹。我就读时的北京大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内树学术自由之风气，外来‘民主堡垒’之美誉”。

沉睡和失落已久的北大精神、“五四”风范、“兼容并包”的校训重现历史身影。我们77届、78届学子捐资为蔡元培校长铸就铜像，屹立于未名湖畔。

在那段时间里，活跃而宽容的校园精神使得新生事物仿佛雨后春笋，使校园美不胜收，使未来充满进取。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中的生活。就在这座校园里，我和同学们创造了第一次民主竞选，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世纪最强音。

凡是度过了那一段大学生活的人，是不会愿意苟安于重返混沌和倒退的。北大是一代人的精神圣地，在我读书的岁月里，这座校园与“五四”相衔接。我们的灵魂在这里得到沐浴和提升。

然而毕业之后，在我们身后的校园却一天天地变得令人难以辨认和匪夷所思。我常常不愿意听到人们提起北大的现状，许多事情似乎是对这座神圣学府的挖苦和讽刺。只有那些没有忘记北大传统的人，才被我称为“导师”和“学友”。

我们这批北大学子，曾经自以为是“继往开来”，可是在这个转向的时代中，却成了“末代人”。令人忧心如焚的，不只是一个北大的现状，中国大陆整个高等教育在迷失。

一百年之前，那些苦心引进国际大学机制，打造了北大、清华和诸多大学的先人，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封建顽固的中国办起现代大学？

为了引进世界新潮，为了给这个腐败的社会注入活力与新风，为了鲁迅所呐喊的：“救救孩子！”

就在辛亥革命前后，代表新教育新思想的中学和小学也在全国各地涌现。封建科举随着王朝逝去，私塾时代结束，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代。中国早期的大学，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载体：“科学与民主”是大学的普遍精神。

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

但大学的光荣与骄傲、职责与使命，今天已经被人们忘却。

“大学”的普遍意义，在当今似乎只剩下那张一纸文凭。

中国有这样的传统意识：国家有“国脉”，学校有“学脉”。精神的力量与思想的火花，不会一挫而止，还会不断地再生于新的时代。那些最富于生命力和进步性的东西，都是一定要东山再起的。

在沉寂中，我问自己：我们从哪儿来？又会向何处去？

有一个召唤，将我的童年、故乡、家庭和我的大学时代贯穿一气。这就是远逝的那座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段历史与我们77届、78届的北大生活、理想是相通的，它也与我的家训、父母的生命相通。

我渴望从历史中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1998年我回到云南，并得到了家乡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始寻访西南联大学人。

从此，我结识一批见地非凡、人品卓越的校友。他们厚朴正直、讲人格、求正义，可谓是“历尽苦难，痴心不改”。这些学长们成为我的老师和挚友。

我父母所景仰的那一代校长和导师们已经仙逝，能够讲述早期联大事的亲历者已经稀少，早期学生几为凤毛麟角；许多重要的过程缺失亲历者，有的只能靠子女一辈的来回顾。

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可谓是西南联大历史的见证人。他对我叹道：“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今天能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第二代。”

2001年在清华大学六十周年校庆期间，我采访从台湾来的联大校友姚秀彦女士。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西南联大师生为台湾岛的开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2009年秋天，我登上台湾岛，一一地寻访和祭扫了梅贻琦校长、蒋梦麟校长、胡适校长、傅斯年校长的陵墓，终于可以向他们献上一束年深月久的秋花了。

岛上那些健在的西南联大校友，弥补了联大口述史在台湾方面的空白。老学长们坦诚而热切；那段被隔离的历史，对我是一个新的视野。

前后十余年来，我采访联大校友计约一百二十位，俱作了录音录像。

西南联大前后招生八千余人，毕业者两千多，很多人因为贫穷和战争辍学、流失了。十多年来，直到跨越两岸，我所寻访到不过百余人；而实际整理出来问世的，又只是采访量的十分之一。

2003年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播出和出版。任继愈先生曾经撰文，说它是“集腋成裘，蔚为大观”。

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近九百分钟的光盘成品问世。

2010年《西南联大启示录》在三联书店重版。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支持下，我终于对这些正在消逝的活人史料完成了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过程，使之得以保存和传播了。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坏的东西积累太多，好的东西若隐若现。

我是在做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把西南联大这段历史，用故事的方式，讲给我们的后人。

从我开始踏入这个领域，就受到校友聂震宁的关注与支持。他不断敦促我“抓紧出书”。

书，是对我这个寻觅过程的总结和交代。

《西南联大行思录》的书名是任继愈先生2004年为我题写的。当时我正患眼疾，受到先生的勉慰。今终于完成。幸甚！

2012年7月15日 昆明 滇池